思想因何比“剑”

在《拿破仑传》及“中外格言汇编”等著述中，我们会读到拿破仑说过的这样一句话，“世上有两种力量：利剑和思想；从长而论，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这句话，出自戎马一生、称霸欧陆的拿破仑之口，着实发人深省。作为一位战功显赫的军事指挥家，拿破仑剑指天下，曾率部5次大败英、普、奥、俄等国组成的反法联盟，征战欧洲大陆23年，指挥60余次大战且取胜50多场，以卓越军事才能并缔造法兰西第一帝国而闻名。
　　类似的论述并不鲜见。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在这里，“批判的武器”是指思想理念，用以论证旧世界、旧秩序的弊端，用以动员人们起而抗争；“武器的批判”是指革命行动，是用物质力量去摧毁旧世界、旧秩序，通过斗争实践去追求理想社会。还如毛泽东讲到的“枪杆子”与“笔杆子”问题。在毛泽东看来，“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但“笔杆子”同样重要，只有“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事情就好办了。他在《一二九运动的伟大意义》演讲中，引用过拿破仑“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的话，在赠丁玲《临江仙》词中写下了“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的句子。
　　无论是马克思兼顾“武器的批判”与“批判的武器”，还是毛泽东统筹“枪杆子”与“笔杆子”，意蕴是相通的，道理是一致的。作为两类不同的事项，思想与利剑因何比较、何以联通呢？概而言之，在于思想与利剑既有相似之同，又有相别之异。
　　思想与利剑的相似之同，主要有两点。一为同是征服性力量。利剑是一种力量，思想也是一种力量，二者都具有征服性特征，都以征服对象为目的。秦王嬴政武力征战一统华夏，恺撒大帝挥师欧亚横扫千军，是利剑的征服性力量的体现；儒家学说贯穿几千年中华文明发展历史，民主共和思想取代封建专制理念成为人类文明进步潮流，是思想的征服性（或说服性）力量的展现。征服的力量，内存于利剑武功之中，潜在于思想教化之里。二为同是可运用工具。无论利剑或思想的征服力量多么强大，都是作为一种工具被运用的，是作为一种手段发挥作用的。运用这一工具、借助这一手段的，是人，是主体。再锋利的宝剑，也需要挥舞自如的持剑人，才见其锋芒之利，才有“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之将帅的英姿风采。而思想更是与人不可分割，思想与思想者俨然是一体的存在，思想是思想者持有的锐利武器。军事家手中握持利剑，足可指点千军万马；思想家胸怀道论文华，智慧远抵古往今来。
　　思想与利剑的相别之异，主要有三点。一是表现形态有异。虽同为征服性力量，思想与利剑却有软、硬之别，存无形、有形之异。思想是一种软力量，是一种无形的力量，利剑则是一种硬力量，是一种有形的力量。这如同约瑟夫·奈所言“软实力”与“硬实力”，思想与利剑所代表的是两种类型、具有不同表现形态的力量。二是作用方式有异。以征服（或说服）对象为目标，思想与利剑具有引导与强制、内在与外在的差别。思想以引导说服、循循善诱的方式，求取对象的内在呼应，以产生认识上的共鸣和观念上的趋同；而利剑则是通过武力、强制的方式，予以外在束缚和人身限制，达到让对方就范、降服的目的。二者虽异曲同工，却赖于不同的作用方式。三是功能机理有异。是作用于人的内心改变，还是抑制限定人的行为，甄别出思想与利剑的不同功能，见其或潜在或显迹、或间接或直接的运行机理。思想之功能的发挥，是潜在的、间接的，带有和缓渗入、潜移默化的特征，以施与和影响对象的意愿与选择为基础；而利剑发挥作用的机理，则是显性的、直接的，带有抑遏干预、胁迫威吓征服对象，以强力加于对方并予以行为控制为目的。
　　相似之同由以连结，相别之异方可比较。思想因何比“剑”，思想何以能够比“剑”，从中可窥因缘、见其端倪。进一步，我们借此可拓展思维，进行深度比较，以探寻内在关联通达路径，明晰并把握内在本性与必定事理。
　　其一，思想与利剑不限于比较，尤需联通且贵在并举。除了互为比较之外，思想与利剑还有互为映照、互为融会之处。以两类事项观察，二者距离虽远，犹存身遥心迩之脉；类别差异虽大，仍有内涵禀赋衔接。从一定意义上看，可比较即能联通，可比较即存并举之势。无论是平治天下，还是料理事件，既需要思想的力量，包括文化、理念、道德、精神等因素对人的聚合统纳，又依靠利剑的力量，譬如军队、警察、法庭、律令等要件对社会的管治统辖。两个方面并非是分列、对立的，而是能够也需要结合起来、协力共为的。马克思手握犀利的“批判的武器”，其思想的深刻性、彻底性和完备性，在同时代已达至巅峰，无人能出其右，但他十分清醒地认识到，要达到“改造世界”的目标，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必须高擎起手中的利剑，用“武器的批判”诉诸实际行动。毛泽东一手指挥“枪杆子”，胸怀雄兵百万，一手紧握“笔杆子”，笔下风雷激荡，统筹运用“枪杆子”与“笔杆子”达至出神入化境地，完美发挥思想威力，尽展利剑锋芒，使两种伟力相得益彰、臻于至善。思想与利剑的联通并举，恰如无形有形幻化万象，“动静有常，刚柔断矣”。
　　其二，思想与利剑虽各有所长，但思想的优势更为显著。思想与利剑之作为，比若文治与武治，文治达至心，武治施与身。利剑挥舞，意在让对方臣服；思想张扬，旨在使他者信从。剑锋所向，方有“六王毕，四海一”之效，此是利剑所长。而被莎士比亚视为“自由的精灵”的思想，其功能会更持久巩固，影响会更广泛深远。李大钊言：人生最高之理想，在求达于真理；即不行于当时，犹能存于异代；虽或见阨于社会，仍可自信于良知也。在岁月的沧桑更替中，利剑所为功不可没，但也仅留下历史的划痕；只有思想的萃聚、精神的凝积和文化的传承，才鲜明标示着时代的前行与社会的变迁。或许正是在此意义上，丘吉尔说：“我宁愿失去一个印度，也不肯失去一个莎士比亚。”也正因如此，我们可说，思想如利剑一样能穿抵内心，如利剑一般划破暗夜寂静，但却不宜把利剑比喻为思想，不能将利剑抬至思想的地位。此种差异，已显层级之分；而愈近当今，就愈见思想之优、愈见思想之长。在约瑟夫·奈看来，“软实力”与“硬实力”尽管同样重要，但在当今信息时代，“软实力”正变得比以往更为突出。
　　再回到拿破仑“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的判定上，内中真谛已然显现。两相比照，剑是冰冷的，思想是有温度的，剑是固化的，思想是有生命的，剑怎能不败于思想之下呢？搁置胜负高下不论，着意旨在达成互力共为。设若两相融会，让思想执剑，思想就会长出飞天的翅膀；剑若倚仗思想，剑就被注入了灵动的活力。
　　当把“利剑总是败在思想手下”的论断，用于拿破仑本人的历史作为，也颇有启示。在拿破仑主导的时代逝去时，其辉煌战绩已成明日黄花，而他于统治时期制定并颁布、体现其基本理念的《拿破仑法典》，却以完善世界法律体系、奠定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秩序之功效，对后世产生深远而持久的影响。因为“这个法典比历来的法典都优越得多”，因为“拿破仑已经了解到现代国家的真正本质”。拿破仑本人基于经验而总结出的一些论述，如“精神胜于武力”“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一个好士兵”等，至今依然常被人提起，给人以启迪。这似在表明，拿破仑利剑纵横挥舞的军事实践，与其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思考见解，具有内在逻辑，有着共生根基，不啻为对他论及剑与思想关系所给出的最为恰当的诠释，所作出的最为合适的注解。
　　“时势之英雄，世界之怪杰”，是周恩来对拿破仑的评价。创造了非凡现实成就的拿破仑，却被罗曼·罗兰视为“一个活在梦里的大梦想家”。诸多评说之辞，在一定层面上亦触及拿破仑“剑与思想”所论的内蕴与意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