篆刻里的奥妙

“意与古会”

邓石如( 1743 -1805)，原名琰，字顽伯，号完白山人，安徽怀宁人。这是邓石如为清代著名画家毕梦熊所刻的一方闲章，五面长款记录此印的缘由。毕在扬州见到邓的篆刻，深为叹服，向邓索印竟遭拒绝。而邓登焦山观《瘗鹤铭》石刻，欲觅拓本而不得。毕知后以家藏旧拓相赠，邓得遂所愿，爰刻此印以报。毕得印后，反复把玩，爱不能已，特撰铭文，请邓刻于印石顶面，称此印“雷回纭纷，古奥浑芒，字追周鼎，碑肖禹王，秦欤汉欤，无与颉颃，上下千古，独擅厥长”。五面边款，篆、隶、行、草各种书体皆备，记录下一段印坛雅事。

此印气势磅礴，邓石如把“以书入印”的理念体现在四字中，又对文字作了印化处理，采用盘曲、穿插、嵌合、疏密等各种手法，开创了邓石如独特的印风。疏密不仅体现在四字三密一疏的整体章法上，而且各字的结体中也有疏密变化，像“意”字上密下疏、“会”字上疏下密，使全印的章法错综复杂，充满变化。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

这也是邓石如为毕梦熊所刻的闲章，堪称邓石精品中的代表作。邓对毕先是拒绝刘印，后屡相赠，可见两人为莫逆之交。此为苏东坡《赤壁赋》的名句，边款记录了邓刻此印的由来，邓石如童将此石置于炉上烘烤，石纹幻现出赤壁之图，见苏髯先生泛于苍茫烟水间”，于是就在印面苏东坡的名句。此印曾由平潮收藏家葛昌楹收藏，1962年捐赠给西泠印社，现藏于杭州印学博物馆刻在石侧赭红色的斑纹处，所以印文下缘参差不如山水长卷上的题跋。此印的疏密处理堪称经典，左行一疏三密，右三疏，作者“宽可走马，密不容针”的创作理发挥到极致，呈现疏者更疏，密者更密的效果如刻完此印，叹“化工之妙如斯夫”，一方普的石纹图案竟能激发作者如此绝妙的创作灵感留下如此精彩的传世名作，也真是天意巧合了。

“见大则心泰礼兴则民寿”

这是一方多字白文印，十字如排成三行则横笔繁密，排成四行则大部分字的空间为长方形，使字形舒展，更能体现邓氏小篆的特征。左右两排字笔画略少，每排三字；中间两排字笔画繁密，作二字排列，左右顾盼呼应，气息相贯。“大”字不似平常作四竖笔的安排，留出了数块红，“心”字也有留红。左边两排虽较密，却也在“礼”字的口部、“寿”字的左右各有小块留红。首排的“则”字为填满空间，取法古文，左侧用两个贝部相叠，与末排“则”字恰成对角而不雷同。此印后归日本印坛泰斗小林斗庵所藏，1988年，童衍方先生访日时，在小林斗庵先生书斋得赏此印，并允钤二纸，一为童自留，一贻对此印非常欣赏的叶潞渊先生，一时传为印坛佳话。

“下里巴人”

巴慰祖（1744-1793）．号子藉，安徽歙县人，传世作品不多，这方“下里巴人”为其元朱文代表作。四字两密两疏，恰成对角分布。“下”字下点右撇，“人”字撇划向左；“下”字竖笔向内弯曲，“人”字竖笔与之相背。而“里、巴”两字横笔均密，略向左右扩张，占据相邻空间，四字则相互嵌合，亲密无间。尤其是“巴”字的朱笔略作弯曲，填充了“人”的上部空间。后来赵之谦对巴慰祖相当敬佩，曾对其好友魏锡曾说，“近作多类予藉”。在他的自用印“赵之谦印”中，“印”字的末笔一如巴慰祖此印“巴”字。而此印对近代元朱文大家陈巨来的影响也很大，陈氏摹刻此印，对篆法略作改动，也成为其代表作之一。 巴慰祖有印谱行世，但此印不在其中，仅在其书作上钤用。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钱君訇、叶潞渊先生撰写《中国玺印源流》，曾向吴湖帆先生借得巴慰祖书作，把其钤盖的此印作为附图。2009年，北京匡时拍卖公司曾拍出一组巴慰祖自用子母套印，四印相套共20个印面，“下里巴人”即为其中一面。

“人因见懒误称高”

此句原出陆游诗，明人陈继儒曾集陆游诗为联：“天为补贫偏与健，人因见懒误称高。”此印中行实而左右虚，  “人”“称”“高”皆有大块空白互为呼应。此印原为吴湖帆所藏，20世纪六十年代初，吴湖帆找来叶潞渊先生，拿出此石，嘱其磨去刻“十里荷花”，叶先生鉴定此印为吴熙载所刻且为精品，不忍磨去，便向吴湖帆言明，请其另换石章。不料吴湖帆非常喜爱此印石，以为是田黄，执意让叶磨去重刻，叶只得请来陈茗屋先生，将其印面小心地锯下薄薄的一片，另找一方上好的青田石黏上。令人意外的是，锯时发现，此石为粉石染色，并不是田黄。叶潞渊先生在原石上刻下“十里荷花”白文印交付吴湖帆。如今，“十里荷花”印已入藏上海博物馆。2014年，上海博物馆举办“近现代海上篆刻学术研讨会赏印会”，曾作展示。

“人间何处有此境”

此句出自苏东坡《书王定国所藏（烟江叠嶂图）》：“不知人间有此境，径欲往买二顷田。”吴咨( 1813-1858)，字圣俞，号哂予，江苏武进入。吴咨此印以汉镜铭文字入印，充满隶书意味，穿插了很多斜线。如“人”字斜线伸入“间”的肩部，而且贴到右框；“处”字斜线穿到“间”的左竖；“此”字斜线贴近“境”字右上角；而“境”字末笔原应是竖弯钩，也作斜线与底边相接。这种取法外文字的创新比后来的赵之谦等都先行了一步。赵之谦后来刻“寿如金石佳且好兮”等就用镜铭入印，黄士陵也有仿作，可见吴咨这方印是开了风气之先的。吴咨此印为后人激赏。民国期间，王冰铁、韩登安都临仿过此印。韩登安在边款上说，叶铭曾得到吴咨“人间何处有此境”的隶书横幅，将其摹刻在西泠印社小盘谷崖石间。如今在杭州孤山上还能见到这块摩崖石刻，七字结体与此印完全一样。

“硬黄一卷写兰亭”

“嫩白半瓯尝日铸，硬黄一卷学兰亭”是陆游《山居戏题》中的诗句，硬黄纸是一种较透明的蜡纸，可蒙在法帖上勾摹，王羲之《兰亭序》原迹相传陪葬于唐太宗的昭陵，流传于世的《兰亭序》皆为摹本，故有此说。胡镘( 1840-1910)，字匀邻，号晚翠亭长，浙江崇德人。此印改陆游诗句一字，并称是仿汉铸印。其实，此印线条圆融而瘦劲，如浑金璞玉，将汉铸印、凿印、玉印等风格融为一体，“硬”字石部有长块留红，面积虽大，然与“一”字下方及印底的大面积留红有所呼应，便不觉孤立。此印四周刻《兰亭序》全文，胡镘的款文精致秀雅，在同时代印人中别树一帜，所以求刻者特地请他用切刀法摹刻翁方纲缩本《兰亭序》，原帖涂抹修改处悉如其本。印顶有胡镘摹刻吴徵所绘《兰亭修禊图》，尽显笔意。胡镬是刻竹、刻砚的高手，故能将此图刻得如此精到。

“明月前身”

吴昌硕( 1844-1927)，名俊卿，字昌硕，号缶庐，浙江安吉人。“流水今日，明月前身”是司空图《诗品》中的句子，而吴昌硕刻此印却别有怀抱。此印刻于己酉（1909年），当时吴昌硕66岁，寓居苏州时忽梦见其原配章夫人，此时距章夫人去世已近半个世纪，吴昌硕感慨万分，刻了“明月前身”这方印，并在印侧刻下章夫人背影，又在另一侧用阳文刻下“元配章夫人梦中示形，刻此作造像观，老缶记”。

吴昌硕与章夫人在1860年定亲，不久，太平军与清军在安吉彰吴交战，为避战乱，章家将已定亲未过门的女儿送到吴家，两人来不及结婚，吴昌硕与父亲逃难离乡。两年后吴昌硕归乡才知道，章夫人死于饥病后无棺木盛殓，草草埋于庭前桂花树下。吴昌硕在庭前挖掘竟一无所获，所以“明月前身”寄托了对章夫人的思念之情。此印用近石鼓的小篆刻出，吴昌硕经常在其梅花图上钤用。

 “松石园洒扫男丁”

得到吴昌硕为其所刻印章最多的应数阂泳翊，他是朝鲜最后一个王朝的王妃——阔妃的侄子，历任兵、吏、刑、礼曹判书等要职。1885年10月，闵被刺险些丧命。1887年被放逐，辗转来到上海，与蒲华、吴昌硕等有深交。吴昌硕与他相交30多年之久，为其刻印达300余方，有姓名及“竹楣”“园丁”及“千寻竹斋”等字号斋馆印及闲章。这方“松石园洒扫男丁”即为其一。此印章法为“三三一”，将笔画较少的“丁”字单独一行，其余六字密布，形成大疏大密的格局，六字互相紧贴，右侧边栏几乎借用竖向笔画，上方边栏也多残损仅留几点红，左边和下边则处理成粗重厚线。“园”字下弧加粗代替底边，“男”“丁”两字的垂笔穿破框线，这都是吴昌硕对边栏的个性化处理。此印线条的粗细变化生动地体现了其用笔的顿挫提按，笔墨韵味尤为浓烈。

“西泠印社中人”

作为西泠印社的首任社长，吴昌硕刻过一方“西泠印社中人”的印章，不过，这方印章并非自用，而是应印社两位创始人吴隐、叶铭之请，为印社早期社员葛昌楹所刻。印中六字揖让有致，互作穿插，章法静中有动，文字有数处穿出印边外，与印边浑然一体，是吴昌硕晚年作品。葛昌楹自己并不刻印，而是以藏印、集印为一生之任，如民国初年编辑《传朴堂藏印菁华》，抗战时倡导编辑《丁丑劫余印存》，后又编《明清名人刻印汇存》，这些都是近现代篆刻史上最有影响的印谱。西泠印社所藏明清名印，如文彭“琴罢倚松玩鹤”、何震“听鸸深处”、邓石如“江流有声断岸千尺”等，都出自葛氏捐赠。这方“西泠印社中人”印，后从葛家散出，最终为日本印学泰斗小林斗庵所得。2013年西泠印社百年社庆，小林斗庵先生特此印捐献给西泠印社，这方印终有了最好的归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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