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秦崩溃该怪谁？
01
经过凶险的权力博弈，嬴政于公元前238年彻底铲除了吕不韦和嫪毐的势力，真正开始掌权亲政。随后22岁的嬴政就在李斯、尉缭等能臣的协助之下，把“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定为国家的战略方针。
回头来看，这一刻既是嬴政地位得以巩固，继而抵达权利顶峰，成就千秋帝业的转折点，也是秦国从偏安一隅的虎狼之秦，到远交近攻、逐个击破，直至横扫六国成为大秦帝国的转折点。
如果我们处在当时嬴政的位置，展望未来的天下大势，一定会觉得时代的终局早已胜券在握，一定会为自己的雄才大略感动的涕泪交流。否则他不会堂而皇之地喊出这个响亮的口号，如同提前警醒其它各诸侯国，我大秦的铁蹄即将踏平你们的城门，劝你们早做准备，别到时候说我不宣而战。
这是何等充足的底气，敢事先张扬一起不知多少年后才会真正发动的战争，而且是以一敌六？这就好比一愣小子，当着六个彪形大汉的面说，我一定要弄死你们。从此那六个彪大汉战战兢兢、寝食难安，整个余生就是在等着死亡那一刻的到来。
那最终的结果如何？
众所周知，如果把这条时间线再延长一点，秦国的势头便是一个急速上升的箭头。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几乎是一年灭一国的速度，秦国大军势如破竹，在嬴政39岁那年，完成了统一中原的大业。但之后上升的箭头立即开始走平，在犹犹豫豫地平滑了15年后，便毅然决然地调转直下，一头扎进历史的尘埃。
为什么秦亡的这么快？发生了什么，让踌躇满志的帝国迅速衰朽？
对于大秦的快速灭亡，现在主流的观点是执政者的残暴统治、思想控制和文化冲突等。
但秦国向来以法家思想作为治国理念，又以严刑峻法作为贯彻的手段，在统一之前，这些不但是秦国崛起的基础，也是荡平六国的保障，怎么在统一之后就成了亡国的毒药？至于文化冲突，毕竟当时还是以汉民为主，不像种族矛盾那么激烈吧。
何况大秦不仅终结了诸侯争霸天下的局面，而且统一了文字、货币、度量衡，这对以后经济、文化的发展和维护国家的统一，也都有着极其重要的贡献。
说到这里，沿着原有的思路已经没有多少新意，那不妨问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假如秦国不发动这场战争，此后的国势又会怎样？或者说秦国是不是非得统一六国，否则就难以长治久安？
02
沿着历史的长河逆流而上，我们渴望发现一些别样的风景。
回到本文开始的那个时点，也就是在统一天下之前，抛却嬴政个人的野心不说，单就秦国这个抽象的实体，它当时处于什么样的状态，它统一的迫切性有多强？
事实上在统一之前，秦国的实力早已经是七国之首，可以说是当时所向披靡、威震四方的存在。
从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起，富国强兵就是其一以贯之的国策。先是颁布“垦令”，鼓励农耕，后期郑国渠的修建，灌田四万余顷，使得关中地区成为千里沃野，被称之为“天府之国”。公元前316年，秦国又吞并巴蜀，不断进行农业开发，再加上李冰父子修建的都江堰，使成都平原成了第二个“天府之国”。
经济上的废井田制，推行土地私有制；司法上实行“一法而治”，废除“刑不上大夫”的礼治；政治上的废除分封制，推行郡县制；以及废除世卿世禄制，实行军功授爵制等，瓦解了旧贵族的经济和权利基础，加强了君主专制和国家的权威，使得国家可以集中力量干大事，进行大规模的工程建设和对外战争。
商鞅变法里还有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叫“一民”策，作用在于利用赏罚这个杠杆，诱导甚至强制百姓必须从事农耕或战争。这样一来，一方面提高了秦国的粮食产量，增强了后勤补给能力，同时让百姓通过参战，得到更多的物质和权力，从而提升了军队的整体战斗力。
可以说秦国富国强兵的政策，究其核心都是在为农业和战争服务，让子民成为虎狼之师，让国家变为战争机器。
但是商鞅变法是在公元前350年前后，距离公元前230年秦国发起统一之战，之间相距百多余年，这一百多年里秦国为什么只打争夺战，不打灭国战？是实力不济吗？好吧，战争的储备的确需要一个积累的过程，那到什么时候才算准备充足了呢？
世所公认，确定秦国霸主地位的战役乃是那场著名的长平之战。秦国名将白起对战赵国新秀赵括，最终赵军大败，秦国进占长平，并斩首坑杀赵军约45万人。
这场战役是中国古代历史上规模最大、最为彻底的大型歼灭战，更是战国后期历史最重要的转折点。经此一战赵国元气大伤，而对秦国而言，统一就真的只是时间问题了。
但是长平之战发生于公元前260年，距公元前230年秦国扫荡六国依然有着30年的时间，这30年秦国都干嘛去了，白白留出时间，让未来的敌手养精蓄锐、休养生息吗？
或许事实真是这样。
原因很简单，灭国战不符合当时秦国的最佳利益。
对当时的秦国而言，如果对东方六国发动全面的灭国战，不说有十足的把握，七八成应该不在话下。但战争毕竟是有代价的，伤敌一千，自损八百，不见得能占到多大的便宜。况且大战过后，正面厮杀的敌人没有了，日常的治理难题又将迎面而来，这其中的成本更是难以估量。
可如果不打灭国战，只是进行一些局部的战争，每次获胜之后，让对手割地赔款，国家得到了好处，将士受到了封赏，而付出的代价又相对较少，如此何乐而不为呢？然后给对手一个喘息的时机，待其国力积累之后卷土重来。
如此循环往复、周而复始，秦国以相对较小的代价获得较大的利益，对其它国家一次又一次地“割韭菜”、“薅羊毛”，肯定会是最佳的选择。
事实上秦国不正是这样做的吗？
秦国虽自商鞅变法之后快速崛起，但与此同时其它国家也并没有坐以待毙。赵国、魏国、齐国也曾先后回光返照，况且山东六国还曾谋划合纵抵御秦国，因此对当时的秦国而言，还无法对六国同时形成压倒性的优势，就算硬着头皮将对手一一歼灭，其付出的代价必将十分惨重。
但秦国确实也没闲着。这120年里秦国始终在坚持发展自身的同时，不断通过大大小小的局部战争蚕食列国的实力。
正是有了这样一个过程，经过秦国六代皇帝的苦心经营，此后六国再也无力对抗强秦，即使合纵也无法让秦国伤筋动骨。
可见，当时的秦国并没有攻灭六国的紧迫性，而且相反，不攻灭才是更有利的选择。
直到嬴政亲政，明确了“数年之中尽兼天下”的策略，加快了出击的步伐，最终成功一统天下。
只是，嬴政时期秦国的战略转变是否明智？是否正是这一策略的执行才让秦国在快速升上顶峰的同时，又快速的烟消云灭？
03
现在把历史的刻度拨到统一之后。
首先，秦是通过征伐杀戮，以征服者的姿态完成统一的。
对秦而言，这是千秋功业一件，值得大书特书、代代传颂，但对于被征服者来说，肯定对秦国充满了仇视和抵触。大家是渴望和平、反对战争，但并不会接受靠一己的牺牲和屈辱换来的和平。
也就是说，大秦的统一乃是军事和政治上的统一，是列国臣民迫于其强大实力而暂时性的臣服，实际上思想的分裂或比此前更为严重。
再者，统一后的治理难度超出了其能力范围。
1、治理策略受到抵制。
秦统一后的治理策略，大体是原有策略的全境推广，体现了其策略的连续性和统一性。但对于六国原来的子民来说，则面临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短时的执行难度很大。
比如统一货币实际上是用秦币取代原来的六国货币，但秦国不是经济最为发达的诸侯国，以经济落后国家的货币取代发达国家的更有价值的货币看，就会使六国富商和地方豪强的财富迅速缩水，也自然会遭到他们的反对。
再比如统一度量衡和车距等技术标准，又迫使原来六国的制造部门和工匠重新调整自己的生产标准, 甚至在某些方面直接丧失自己的技术优势,削弱了他们的经济基础, 这也同样会受到手工业者的强烈抵制。
2、治理手段死板僵化
统一后的大秦延续了严刑酷法的治理手段，使被征服国的百姓身处水深火热之中，也更加的离心离德。
统一前的秦国为达到励精图治、富国强兵的目标，使用了激烈而极端的手段，将全国百姓都捆绑在了国家这列战车上。但统一之后，治理的范围和对象得到了空前扩张，如不能适应新时期的要求，僵化的推行原有的教条，轻则推广成本巨大，重则必然激起民变。
比如陈胜吴广起义。公元前209年，陈胜、吴广等900余名贫民被征发往渔阳戍边，途中在大泽乡附近被大雨所阻，不能如期到达目的地。按照秦律，失期当斩。情急之下，不得不发动兵变。
再比如刘邦起义。刘邦在做泗水亭长时，为县里押送一批农民去骊山修陵，不想途中有人逃走。按照秦律，刘邦即使到了骊山也要被斩，于是干脆反了算了。
3、技术水平的制约
大秦的国策虽然能在刀剑和刑罚的强制之下，勉力推行，但受制于当时的技术水平，毕竟还有鞭长莫及之处，这就给了反叛者可乘之机。
日本史学家佐竹靖彦在他的著作《刘邦》里提到了一个现象，就是刘邦的老家丰县，手下干将樊哙等人的老家沛县，刘邦造反的地方芒砀山，以及项羽的老家宿迁，项羽造反时的都城徐州，还有陈胜吴广造反的地点大泽乡都相距不远，集中在这一个区域。
按照他的分析，这一带地势低、水多、荒凉、面积大，形成了大量的水乡山泽。也就是说，虽然秦统一后，下令修建驰道，以确保其兵力运输畅通、高效，但由于技术水平的限制，驰道修到这里就无法进行了。换句话说，在这个水乡山泽地区，朝廷失去了有效管理的能力，这就给有叛逆之心的人提供了一个藏身之所。
再加上这块地方还是原来齐楚韩魏的交界地带，离赵国也不远，原先被灭国、对秦国怀有仇恨的各国贵族们，也慢慢地聚到了这里，结果就把这一带变成了反秦势力的火药桶。
而这一点也是秦朝的统治者所无法预料的。
4、臣民依靠战功的上升空间消失
为激励士兵奋勇杀敌，商鞅变法时设置了二十个等级的爵位，考虑到了战场中的方方面面，可以说只要你有战功，就能捞到好处。
比如对于士兵，“能得甲首一者，赏爵一级，益田一顷，益宅九亩。”一级爵位就能得到这么多好处，自然对士兵有着极大的诱惑力。对于军官来说还有领导奖，“其所部士卒斩敌计三十三首以上，则赐爵一级。”只要手下干得好，军官也能得爵位。另外根据不同的战役，也制定有不同的赏赐，不管是攻城围邑，还是野战肉搏，只要斩首杀敌，就有集体赏赐。
这套办法明确了士兵的任务和职责，在极大地提高了秦军战斗力的同时，也给各级士兵提供了明确的上升空间。
然而统一之后，各国的征伐偃旗息鼓，依靠战功名利双收的机会也就烟消云散，这条快速上升空间被堵死后，自然也会激起各级将官的不满。
5、不但再无韭菜可割，还要付出巨大的治理成本
统一之后天下成了一家，断无可能在自家的土地上强取豪夺，以前的增量收益现在就变成了存量。
但强权统治的维系和各处百姓的治理，却是秦国必须面对、无法回避的新课题，为此必须出钱、出人、出力。好比企业兼并，在规模扩大的同时，文化的融合和资源的分配都在考验着管理者的智慧和能力。
显然，帝国的统治者还没有做好准备。
其实以上这些原因归根结底，可以简单归结为两点：统治不得民心和治理成本高昂。
统一之后，帝国的局面已经截然不同，原有的生存危机已经解除，应当及时推行仁政、与民休养，应当根据多元的治理对象，制定更为务实和灵活的策略。但陷入了路径依赖的秦国，非但没有改弦更张，反而把以往强硬而僵化的那一套变本加厉地在全国推广，最终在以征服者的姿态治理全国的同时，也让治下的百姓在忍无可忍的时候不得不揭竿而起。
04
秦的统一看似顺应历史潮流，完成了中华的大一统，实现了各国百姓渴求已久的太平，但这种征伐、杀戮的暴力形式也给各国百姓造成了巨大的肉体摧残和心理创伤，使百姓对它的合法性并不认可，只是在面对铁蹄和屠刀时不得不暂时性的臣服。
可以说它完成的只是军事和领土上的统一，是形式上的统一，离真正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的大融合还相差万里。
而它统一后的治理能力只不过是军事能力的延续和翻版，是对其一体规划思路的放大和强力推行策略的升级，归根结底是既往一次次成就的累积，让嬴政乃至秦帝国的自负逐渐膨胀到了极点，而最终吞下了覆灭的恶果。
再回到文初那个关键的时间点，经历了复杂的整治斗争，嬴政终于将秦国的权柄牢牢地握在了手中。此后，嬴政的人格与抱负便与秦国的人格与抱负合二为一，嬴政的野心和执念便也成了秦国的执政策略和兑现手段。
随即，一场场战争，一个个国家，嬴政掌着秦国这架烈火战车，以基业为赌注，以白骨来铺路，东奔西突、杀伐四方，在成为千古一帝的同时，也将秦国推上了辉煌的顶点。
只是这一切来的太快，原本针锋相对的仇敌，转眼成了一条船上的同志，大家根本没有什么准备。况且大有大的难处，一口吞下，消化不了，反而把自己撑死。
所以说到底，究竟谁是秦帝国的掘墓人？
秦国倾尽全力，做了一件自己不必做、不该做，事后证明也做不了的事，只换来一时的光鲜，却导致了帝国的倾覆。
05
讲这么多当然不是为了说明，那时的古人有多糊涂，相信站在当时的立场，任谁都会做出自以为最正确的选择，更何况作为时代翘楚的帝王将相。
但现在的我们已经知道，虽然在每一个时间点上，历史的演绎似乎都是有根有据、逻辑顺畅的，然后站在当时看未来，其实每个人的视野都无比模糊，每一个抉择都承担着极大的风险。
所以，总结前人的得失，不是为了能更好的判断历史的走势和把握时代的方向，而是要不断地提醒自己，面对未来必须保持足够的谦卑，因为我们并不具备这种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