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英伟丨工分制：理解中国集体农业的钥匙
作者简介
黄英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本文原载于《经济学家茶座》2020年第1期（总第87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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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分制：理解中国集体农业的钥匙
工分制，是中国农业集体化时期，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计量社员参加集体劳动的数量，和衡量社员收益分配的依据，所构成的一系列劳动组织制度，也称劳动日制。工分制有三层含义：劳动数量和质量的计量、劳动收益分配的依据和劳动组织的形式。
工分制并非是正式的制度安排。从工分制出现至其退出历史舞台，这种制度从来没有在中央的各种法律文件中明确规定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工分制是一种非正式制度。
但是工分制在中国集体农业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可以说一部工分制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历史，研究工分制是理解集体化的“钥匙”。
深入剖析工分制的各个层面将能深入了解集体农业的发展规律、内部运行机制、社员劳动特征等等。也能更深入了解中国社会的走向和发展规律。因此，工分制是打开公社之谜的钥匙。
工分制是中国劳动人民的创举。工分制诞生于革命根据地时期的农业互助合作，由最早的“来数”“去数”演化而成。是为了方便计算不同劳动参与主体之间的换算关系而出现的，通常换算也很简单，例如1个正常男劳动力劳动1天等于1头耕牛耕地半天、也等于4把犁使用1天等等。
在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时期，由于劳动组织规模逐渐增大，劳动组织形式变的复杂，工分制逐渐得到丰富，有些地区已经出现了评工、记工等形式。
人民公社时期工分制得到了巩固和完善，以工分为核心创造出了各种工分形式，比如畜牧工、照顾工、买工、大队工、误工等等。
这些工分形式都是中国劳动人民在劳动过程中创造出来的，他们又与社员的劳动和分配密切结合，共同形塑了中国集体农业的历史。
工分制的内容在人民公社时期更加丰富。工分制虽然是非正式制度，但自身有一套复杂的系统。就劳动过程来说，劳动之前，所有社员要先参加底分评定，底分就是根据每个劳动力的劳动能力、劳动态度、性别等对其评定一个基本分，评定的过程是“自报公议”。
农业劳动过程当中，生产队会计或记分员会根据劳动者的劳动量记录相应的分数，此时的劳动有“记时工作”也有“记件工作”，社员和生产队同时会有一本帐，月底每个社员要将自家的帐与生产队的帐进行对照，以免出现错误。
年终，生产队依据全队总收入和全队总工分数，再根据每个家庭的工分数量，分配相应的实物和现金。这就是一个完整的劳动和分配周期，也是工分制的一个运作周期。
就劳动形式来说，工分的种类很多，如生产队干部有“误工”、外出工作人员（不参加或少参加集体劳动）需要“买工”、生产大队抽调劳动力视为“机动工”、军烈属有“照顾工”等。就劳动内容来看，有投肥工、畜牧工、农业工、水利工等等。
工分制在全国各地大体相似。中国地域辽阔，东西横跃62个经度、南北跨过50个纬度，各地自然地理环境千差万别，因此有人提出各地的工分制差异应该很大？实际情况是差异并不大。
因为中国农村人民公社是“一大二公”，全国一盘棋，当时农村的各种制度相差较小，特别是在“农业学大寨”时期，全国基本都在学习山西一个叫“大寨”的小村庄，从事后的情况来分析，当时全国各地的制度高度雷同。
各地区连各种记录工分的表格设置都十分相似，因此通过剖析几个不同地区的生产队（尽管我们拥有上百个生产队的样本），去理解中国工分制的运行是有说服力的，是能够大体反应全国的情况的（当然我们并不否认不同地理环境的作用）。利用若干个生产队的例子去反应整体的工分制状况，这一研究方法有一定的科学性。
工分制下社员有自己的行为逻辑。工分制下的收入几乎是那个时代农民的所有收入，所以他们会计较任何一个工分的得失，他们也会争取更可能多的挣工分的机会，当然由于工分收入边际递减规律的存在，劳动力强的社员会在达到一定收入后减少劳动供给。他们提供的劳动也将有选择性。
虽然通常生产队中的农活是由生产队领导分配的，社员的选择性很小，但就是这个狭小的空间，社员们依旧会做出自己的理性选择。有了一定的选择空间之后，农村社区的社会关系、习俗，性别、阶级成分都将成为影响农活分配的重要因素。
因此在农活分配与工分记录等环节难免会出现冲突、协调、妥协等等故事的发生。所有这些收入或者经过抉择的农活，最终都体现在工分上，所以对工分制的研究就是洞察劳动力配置和农民行为逻辑的过程，甚至是研究农村社区发展的过程。
工分制体现了部分劳动激励。中国集体农业的最大诟病是效率不高，其原因之一是劳动激励不足，换句话说是工分制对劳动激励不足。这方面的研究已经很多，但近些年也有很多不同的声音，即工分制对劳动是有正向激励的，而集体农业之所以效率不高，是因为“无效劳动”太多。
工分制之所以能够部分激励劳动，在于在那个时期社员除了必须要努力从生产队挣工分以外，几乎没有其他的收入途径，因此每个社员都有足够的动力多挣工分。同时，工分制的设计使劳动时间与分配时间之间尽量拉长，即分配并不是劳动的直接反应，从而淡化了劳动的回报作用。
这样做的结果是农户并不十分清楚他们每次劳动付出的真实回报，就不能根据回报来快速调整劳动策略，从而短期内可以调高劳动的供给，但长期来看就未必了。因此在人民公社后期，家庭劳动力多的农户就会减少劳动供给，就是对这种制度的一个消极抵抗。
工分制为国家工业化做出了突出贡献。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实行的是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此时农业是工业发展的重要原始积累来源。工分制连同统购统销制度一起为农业向工业转移资金提供了制度保障。
全国农民在大约5万多个人民公社，包含60多万个生产大队，和400多万个生产队中，在平均每个有二三十户的生产队中为他们自己也为国家的工业化奋斗着。
他们生产的农副产品要以较低的价格卖给国家，再从国家以较高的价格买来所需的工业产品，其中的差价作为工业化发展原始积累的来源之一。而之所以这一过程能够顺利进行，农业组织有效，多半跟工分制有关。
因此工分制不仅是当时农村的一种制度，也为国家工业化做出了较大的贡献。
研究工分制必须将视野从农村跳出。工分制的所有成败得失，严格说都是当时社会制度下的一种副产品，有什么样的背景、社会发展阶段和组织需要，就会诞生什么样的制度形式。
中国当时的思路是工业化优先发展，农业支援工业，此时实行的是严格的城乡二元经济，高度的计划经济组织形式。在农村市场被关闭、人员限制流动，这些因素共同型塑了工分制的特色和特征。
因此研究工分制必须将视野从农村跳出，从更宏观的视角来考察工分制的发展。这些研究将对理解当代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帮助，将能更好的理解中国社会前30年和后40年的发展连续性，将能更好的预见未来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