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三次新政及其社会变迁 ●解 航
在工业化和民主民族运动的历史潮流冲击下，１９世纪中叶以后的晚清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迁，其直接原因就是从１９世纪６０年代到２０世纪初，清政府先后施行的三次新政，即洋务新政、维新新政和清末新政，首尾交错衔接的三次新政，分别代表了近代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演进的三个历史变革阶段，也反映了晚清政府决策由点及面，由浅入深的递进轨迹。
洋务新政：
晚清社会局部裂变的初变阶段
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的清廷最初是害怕和仇视任何新兴变革力量的，然而，列强以大炮轰开了禁闭的国门，把中国一步步推向半殖民地深渊，风起云涌的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席卷神州，早已千疮百孔的清王朝更加风雨飘摇。于是，在统治集团内部洋务派的力促下，晚清政府开始了第一次新政，它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变器不变道”为基本原则，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为主旨，以技术和器物变革为重点，主要涉及工业、交通、教育和军事等领域。
由于吃尽坚船利炮的苦头，清政府在洋务新政中的第一个重大举措就是建立机器工业，其中尤以军事工业为主。在大批西方先进的机器设备装备下，江南制造总局、福州船政局、金陵机器局、天津机器局等军工企业迅速成型。与传统的手工作坊相比，这些工厂已经初步具有了一些近代企业的特征，如机器化大生产、专业化分工与协作、内部管理结构复杂等。不过，这些企业完全为官方所垄断，资金来源、产品分配、员工组成等各方面均紧附官府而远离市场和社会，经营管理衙门化甚至是军事化，其近代性还极其有限。从19世纪７０年代开始，洋务派陆续又在采矿、冶炼和纺织等部门兴办了一批民用工业，比如开平矿务局、漠河金矿和上海机器织布局等，较之军工企业，它们的近代性明显增强，主要表现为社会化特征的出现：其产品投放市场以求赢利，职工大多是从劳动力市场招募而来，企业大多采用股份制公司形式，吸收民间资本，实行官督商办或官商合办。股份制公司形式的出现，企业的社会化和市场化，意味着这一时期工业变革的进一步深化，近代企业的雏形终于坠地。为了扩大洋务的需要，近代交通和邮电设施的建设步伐也紧随其后。１８７２年，上海轮船招商局创办，成为我国第一家近代航运企业。１８８６年成立的开平铁路公司，标志着我国近代铁路运输由此诞生。
提倡新式教育，培养急需人才是洋务新政的又一着力点。从１８６２年开始，一批新的工业职业技术学校、外语学校和军事学校应运而生，其中比较著名的就有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总局机械学堂、天津电报学堂、江南水师学堂等，它们在课程设置、教学方法、培养目标和办学模式等方面均与传统学校有别。教学理念讲求“学有实际”，注重学用结合，这些新式学堂主要培养职业技术人才、新式军官和外交人员，而非以科举取士为目标。近代科技知识的传播、印刷技术的革新和社会信息需求的增加，导致现代模样的新闻传播机构问世，比如７０年代出现的《昭文新报》、《汇报》、《广报》等民营报纸。此外，督练新兵是洋务新政的另一要务，最主要的成果就是北洋、南洋和粤洋三支近代海军的创立。
由此可见，洋务新政期间，在技术、器物变革的刺激下，社会开始发生了一系列变革，必然会引起社会各阶层成员结构的更新，也是社会制度变革的局部预演。当然，洋务新政绝非一次深刻的社会变革运动。洋务派怀着实用主义的功利思想推行新政，其根本目的就是为了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而不是全面变革社会体制，而是极其狭隘和有限的。从广度看，这种变革仅限于工业、教育和军事等少数几个领域，而其余领域还不曾或者不敢触及；就深度而言，以工业行业为例，由于洋务派以“中体西用”为根本行事原则，实行错误的工业化政策，维护封建官僚垄断和控制，致使洋务新政三十余年，也未能建立起真正意义上的近代企业组织。号称亚洲第一的北洋舰队的覆灭，也宣布了洋务派领袖“师夷长技以自强”的军事强国美梦的破产。又如改革摊子铺得最大的教育领域，虽然出现了一些新式学校，但始终不能从根本上代替传统教育，旧的组织体制依然故我。
维新新政：
晚清社会变革从初变
到剧变的过渡阶段
１８９５年前后，洋务新政发展到了一个亟需深层变革的关键时刻。“中体西用”政策已成为改革进一步深入的桎梏，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要求与传统体制相抵触的现象愈演愈烈，冲破僵硬体制的禁囿已是大势所趋。甲午战争的溃败，腐朽体制的专制反动和洋务新政的种种弊端暴露无遗，而日本的得胜使人们更加确信社会体制变革的巨大威力，加上列强新一轮的瓜分狂潮泛起，这一切都无情粉碎了洋务派“旧瓶装新酒”的幻想。先进的知识分子们要求变法维新、深化改革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１８９８年６月１１日，光绪皇帝正式宣布变法。
戊戌变法是对洋务新政的调整和深化，它把对制度的变革摆上了议事日程，主张全面变革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等深层次领域。比如裁撤闲散衙门，设立国家银行，组织商会、农会等等。其中教育领域的改革尤为突出：一是民办新式学校蔚成风气。二是学校类型更加多样化。洋务时期出现的大多是专门性的技术学校，而维新变法期间则出现了一批现代普通院校，并有了初、中、高三个不同层级，这显然是教育变革重点转向基础和普及的结果。三是现代教育组织朝向系统化方向发展。有些学校本身就是一个包含不同层级的现代综合教育组织体系。如上海南洋公学的外院相当于小学，中院相当于中学，而上院则如大学。
解除报禁，允许民间自由办报是戊戌变法期间的重要举措，现代新闻机构因此获得长足发展。首先，报刊的数量和类型激增。本时期重要的报刊达４８种之多，且异彩纷呈，比如政论性报刊有《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专业性报刊有《工商学报》、《农学报》，消闲性报刊有《消闲报》、《游戏报》，白话文报刊有《演义白话报》、《无锡白话报》，针对妇女的《女报》等。其次，报刊的参与性增强，敢于议论时政。洋务新政时期的报纸多“不及于政治”，倘有涉及，即遭查禁。而维新派报刊则以评议社会政治问题为旨趣，以鼓吹变法维新为己任。如《时务报》就刊登了大量宣传变法的文论，仅梁启超一人就先后在该报发表了《变法通议》等大量政论，并以“时务体”开近代报刊文风之新。
积极发展民间工业也是戊戌变法的重要内容。从实际情况看，这一时期民间工业组织的数量有了显著增加，并在事实上取得了合法地位。洋务新政期间，清廷实行官僚垄断工业的政策，到了９０年代，官办工业由于先天缺陷和内在矛盾，大多经营状况不佳，难以为继，有的甚至陷入破产境地。清政府为此背上了沉重的财政包袱，无力继续独揽新式工业；另一方面，《马关条约》的订立使外资获得了在华合法设立工厂的权利，致使利权大量外溢。民间资本“设厂自救”呼声渐高。大背景如此，清政府不能再无视国人要求，民间工业企业因此大量涌现。
值得一提的是，现代金融业组织在此时孕育而生。１８９６年，盛宣怀奏请开设银行，得到户部批准。次年５月，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从而打破了长期以来传统金融组织票号、钱庄一统天下的局面，把银行这一现代金融组织引入中国，也开始了与在华外资银行的较量。与功能单一、经营管理落后，家族化、地域化色彩浓厚的传统票号相比，现代银行的经营范围较大，举凡存款、放贷、汇兑、贴现、金银买卖、纸币发行等功能齐备，实行股份制经营。中国通商银行的组织制度和管理方式模仿英国汇丰银行，招集商股。
现代交通、邮电组织在本时期也获得了进一步发展。１８９５年，清政府解除了限制华商经营现代航运业的禁令，新式轮船航运公司一时蜂起。翌年，全国统一经营的现代邮政组织———大清邮政宣告成立。１８９７年，上海出现了铁路总公司。
众所周知，戊戌变法最终因顽固派的残酷镇压而归于昙花一现，许多利国利民的新政或被废止或根本未及实施。最敏感的政府官僚组织的变革也因变法失败而流产，但维新志士们以鲜血还是换来了些许成就，其中最大的成果就是现代政治团体的勃兴。为了积聚变革力量，维新派组织了许多学会，如强学会、南学会、浙学会、粤学会等。从１８９６年—１８９８年，维新派共设立２０多个学会。这些社团的出现，冲破了千百年来专制政府严禁人民结社议政的禁锢。综观戊戌新政从酝酿到告终的全部过程，这一时期的社会变革仍然取得了不少实质性进展。同洋务新政相比，变革的范围扩大了，政治、金融、农业等组织的改革初露端倪；变革的程度也有所增加。
清末新政：
清末社会发生比较系统、全
面和深刻变革的剧变阶段
这是晚清三次新政中的最后一次，也是规模最大、实绩最彰著的一次。清末新政是戊戌维新的继续和扩大。历史发展到２０世纪初，此时的中国已经不同于洋务新政时期，更与鸦片战争前后有别。顽固派可以镇压一次变革运动，却无法克服这一时期日益尖锐的社会阶级矛盾，更无法回避变革社会体制这一迫在眉睫的时代任务，更难以抵制国内外、朝野上下要求深刻变革的强大压力。非继续深入变革，清廷无力苟延残喘，１９０１年，刚刚镇压了戊戌变法的慈禧统治集团双手尚沾满了维新志士鲜血，却又无奈地接过了维新改革的旗帜。然而，改革的列车一旦启动，便冲破了统治者的驾驭，挣脱掉守旧派的束缚，按照其自身运行的规律和逻辑，朝着全面和深远的方向疾驰，最终导致社会制度的全盘颠覆，也使得清末社会发生了最剧烈的变迁。
政治体制的变革是清末新政最具有历史意义的篇章。首先是政府官僚体制的变革。１９０６年９月１日，慈禧发布上谕实行预备立宪，根据三权分立的现代政治原则，将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权以定限”，互相制衡。１９０８年，清廷又宣布九年后正式颁布宪法，召开国会，清末政治体制开始向君主立宪过渡。在立法组织方面，１９１０年１０月，建立了议院雏形———中央资政院，尽管它还不具有立法和决策功能，只是立宪派议员议政的场所，但已具有相当的社会影响，对清政府构成了一定压力。在中央行政机构调整方面，根据“分职以专任”原则，设立了外务、农工商、学部和邮传等１１部，裁撤了军机处、吏部等衙门，还设立了责任内阁。司法机构形式上取得独立，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作为最高审判机关，京师和各省设立高等审判厅。地方官僚机构改革也已启动，主要表现为各省谘议局的设立和地方自治机构的出现。
现代政党的产生是清末新政政治变革的另一突出成就。现代民主政治是议会政治，由于需要政党的参与，因而现代政治又是政党政治。清末既已产生议会的雏形，议会政治渐成气候，政党的出现也就势所必然。“预备立宪”后，一批积极鼓吹议会政治的人士组织了若干政团，如预备立宪公会、政闻社、帝国宪政会等，以助推宪政改革。１９１１年，资政院正式开院，中国合法的现代政党自此肇端。
清末新政期间，各类现代社团的发展也较戊戌变法期间为盛。除上述政团外，还有商会、教育会、农会等。清廷颁布《商会简明章程》后，１９０４年，全国商会成立，到清亡前全国各地商会林立。各种社团普及于社会政治、经济和文教等各个领域，都具有合法和较为独立的地位，从而意味着清末多元社会的初步形成。
清末新政在经济体制变革方面也小有成就。其中，工业革新取得的成效最大。长期以来困扰晚清工业发展的民营现代工业的权利问题和工业组织的地位问题终于获得解决。由于此前的工业组织是官府附庸，现代企业必需的独立自主经营这一核心精神和本质特征尚不具备。１９０３年后，清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法律法规，如《公司律》、《公司注册试办章程》、《奖励公司章程》、《商人通例》等，从法律上肯定了现代企业的独立地位，承认民间兴办现代企业的权利，对民营公司予以保护和鼓励，从而把清末工业组织纳入法制化轨道，真正建立了近代企业制度，使晚清工业化变革获得了从没有过的宽松环境。在清政府新工业化政策的扶持下，加上当时抵制洋货、收回利权等爱国民主运动的推动，晚清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工业化浪潮，新式工业机构数量大增。另外，现代金融组织进一步获得发展。１９０４年，清政府颁布《试办银行章程》，按照西方银行成例，对有关银行经营方式、范围等方面的问题作出规定。此后，从中央到地方，从官方到民间，新式银行纷纷出现，到清末，全国共建立有大小官商银行１７家。
现代交通、邮电事业也蓬勃发展。２０世纪初，清政府顺应了民间呼吁商办铁路的要求，由商部制订了《铁路简明章程》，开放铁路经营。轮船公司也是日渐增多，１９０１年—１９１１年间，出现了４６家大中型轮船公司。１９１１年，全国现代邮政局更是多达６０００余处。
假若说前两次新政对教育的变革只是零星的、局部的，清末新政的教育变革则来得比较系统和全面。１９０３年，清政府颁布《奏定学堂章程》，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统一的新学制，即“癸卯学制”。该学制分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段。此外，还从分化出实业教育和师范教育，使之自成系统，并相应地分级，现代教育体制由此确立。１９０５年，延绵千余年的科举制度寿终正寝。作为全国教育行政最高主管机关学部设立。
本时期，军事组织变革全面铺开。１９０３年，清政府设立练兵处，开始在全国普练新军。次年，颁布《新军制略》，将全国军队统一编组，以适应现代战争、战术和装备的要求。陆军内部还按照职能分为野战部队和地方治安部队。新军的建立结束了清军营伍纷杂的现象，标志着中国现代军事体制的初步诞生。
经过剧烈变革的清末社会形态初步孕育了现代社会组织的胚胎。当然，其中的纰缪是显而易见的。如教育系统宗旨中的“忠君”、“尊孔”章意赫然；军事组织私人化现象日渐膨胀；政治体制中的加强皇权等等，无不说明清末社会形态还具有殊深的守旧色彩，具有现代性和传统性交融为一体的特征。有虑于清末新政决策的短暂和仓促，清末社会的变迁是极其有限的。清廷革新之虚与守旧之实的真实面目，也迫使近现代中国社会历史演进必须真正全面“走向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