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末五代定难军党项的崛起及灵州朔方的失陷（1）
序言：
唐德宗贞元中，分振武和朔方两节度使辖区设立夏州节度使，治夏州（今陕西靖边白城子）。黄巢攻入长安后，党项族拓跋思恭纠合番汉兵马数万余，与鄜延节度使李孝昌驰援长安。拓跋思恭因平乱勤王之功，被赐姓李，后被提升为夏州节度使。从此开始，党项拓跋一直世袭夏州节度使。也正是从唐末开始，无论中原帝国谁掌权，党项拓跋一直割据银夏五州之地。也因为唐末五代中原混乱，党项拓跋渐有不臣之心，表面上称臣进贡，但实际上招降纳叛，阻断贡路。还不时勾连契丹，威胁西北国防安全。宋真宗年间，党项拓跋最终攻陷西陲重镇灵州，奠定了日后西夏崛起的基础。
拓跋思恭的崛起及世袭银夏
唐德宗贞元中（785—805年）分振武、朔方二节度置夏州节度使，治夏州（今陕西靖边白城子）。初日夏州节度使，领夏、绥、银三州，兼领宥、盐二州。拓跋思恭在咸通时占据了宥州，权知夏绥银节度使，此举引起了唐王朝的抵抗与惩戒。唐末农民大起义时，黄巢叛乱，拓跋部支持唐朝。唐僖宗于中和元年（881年）十二月，唐僖宗嘉奖拓跋思恭，赐军号为“定难军”，督促拓跋思恭率兵入卫京城。中和三年（883年）七月，黄巢被平后，唐僖宗因为李思恭平定叛军出力很大，加任李思恭为太子太傅，晋爵为夏国公，赐姓李，拜夏州节度使。
《宋史夏国传》 载：“拓跋思恭镇夏州，统银、夏、绥、宥、静五州地”，此时的夏州地区正式成为党项拓跋部的统治中心区域。正如胡三省所言：“此拓跋氏强盛，遂为跨据西夏张本”，李思恭凭借自己的才能将唐朝中期正值衰落、势力最弱的拓跋部发展为党项族最强大的部族，开李氏拓跋崛起之先河，其突出的军事才能与外交才能是拓跋李氏最终能发展为独立王朝的重要因素 。
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年），李思恭之弟李思谏袭其兄之位，接任定难军节度使，这也是拓跋李氏世袭定难节度使的开始。自此后，夏州正式成为拓跋部实质上的“割据”地区，奠定了拓跋部脱离中原统治，建立独立政权的基础。
唐末五代世袭及唐明宗征剿失败
五代十国时期，党项相继依附于五代各政权，但期间一直世袭定难军节度使一职。唐昭宗乾宁二年（895年），李思恭去世，由于李思恭的亲子李仁祐早卒， 其孙李彝昌又年幼，因此定难军节度使一职由李思恭的弟弟李思谏继任 。
乾宁四年（897年），李茂贞叛乱，唐昭宗被迫离开京师，奔逃到华州，以华山为天险，抵挡李茂贞的进攻。 唐昭宗为了击败李茂贞，在逃亡途中诏令加升李思谏为副都统，以定难军节度使兼任宁塞军节度使一职，与唐将共同讨伐李茂贞。在这次讨伐战争中，李茂贞为了逼退李思谏的军队，领兵围夏州。夏州形势危急之际，李思谏修书求助朱温，朱温派其部将刘知俊联合李思谏的军队共同击退了李茂贞的军队。李茂贞上表唐昭宗请罪，而李思谏与朱温的合作正式开始。作为李氏拓跋部统领的中心地区的夏州自此成为朱温的势力范围，《西夏书事》评其为“李氏变节之始”。
开平元年（907年），朱温灭唐建梁，五代历史正式开启。朱梁建立之初，李思谏即上书归附朱梁，梁太祖令其继续担任唐时的职位，并且加升他为检校太尉兼侍中。次年，李思谏离世，李思恭的孙子李彝昌继承李思谏的职位，成为新一代的定难军节度使。开平三年（909年），拓跋部发生内乱，李彝昌被其部下高宗益所杀。高宗益是夏州节度使，他和他的同党们企图割据夏州以形成单独势力，结束拓跋李氏对夏州多年的统治形势，此举引起了夏州民众的反对，民众杀了高宗益，并且将李彝昌族父李仁福拥立为新的定难军节度使。
开平四年（910年），梁太祖部将刘知俊因为担心太祖忌其功高震主，于是暗中勾结李茂贞起兵反梁，李茂贞为了报当初李思谏的仇，与刘知俊合计共围灵、夏二州，李仁福向梁太祖求助解围，梁太祖派部将李遇、刘绾带军至夏州，与夏州军一起击败了李茂贞与刘知俊的军队。
开平四年（910年）十二月，梁太祖加升李仁福为检校太保、同平章事。 梁末帝乾化三年（913年） 三月，李仁福被封为陇西郡王，《西夏书事》评：“此李氏封王之始”。自此后，李氏拓跋的势力更加壮大。同光元年（923年），李存勖灭后梁建后唐。次年，加李仁福为朔方王，后唐明宗天成二年（927年），赐李仁福功臣号，长兴四年（933年），李仁福去世，后唐追封其为虢王，其子李彝超嗣位。
后唐长兴四年（933）二月，定难节度使（治夏州，今内蒙白城子，领夏、银、绥等州）李仁福卒。军中立其子李彝超为留后。其时，契丹于北方崛起，常侵后唐北边，夏州实际独立于中原王朝，唐明宗李嗣源恐二者联手吞并河右，南侵关中，欲借李仁福病故而平夏州，遂于三月以李彝超为延州彰武军留后。以原延州节度使安从进为夏州留后。李彝超以军上百姓拥留未得赴镇，拒不奉诏，派兄阿罗王守青岭门，并集境内党项各部以自固。后唐以静难节度使药彦稠、宫苑使安重益等率五万兵护送安从进赴镇，药彦稠进屯芦关（约今陕西安塞北），李彝超抄唐军粮草及攻具，唐军退保金明（今陕西延安北）。五月，安从进攻夏州，夏州城坚固难攻，四周万余党项不时骚扰抄掠粮运，唐军粮草匮乏，被迫撤军。十月，李彝超上表谢罪，后唐以其为定难节度使。
唐军征剿夏州的失败，是唐末五代中原与夏州拓跋党项关系转折的开始。在之前，拓跋政权与中原王朝保持着非常密切的隶属关系，是拓跋政权主动向中原朝廷靠拢，向其朝贡，为其效忠。后一时期,拓跋政权与中原王朝依然存在隶属关系，但随着拓跋政权势力的增强，与中原的关系产生了微妙的变化并进而扩大化。拓跋政权不再向以前那样积极主动向中原朝廷靠拢，有些不驯服，而中原朝廷常常主动拉拢拓跋政权，对其首领加爵授官。这时的隶属关系使拓跋政权有较大的独立性，虽然从整体看，拓跋部与中原王朝的关系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仍然与中原王朝保持臣属关系，但不臣之心已经日渐显露。
继续世袭与中原貌合神离
后唐废帝清泰二年（935年），李彝超卒，其弟李彝殷代为定难军节度使。天福元年（936年），石敬瑭灭后唐建后晋，李彝殷上表归附，授为检校太尉、同平章事。后晋出帝开运元年（944年），李彝殷出兵帮助后晋攻打契丹，后因功被授为契丹西南面招讨使。天福十二年（947年），刘知远灭后晋建后汉，乾祐元年（948年）春二月，汉隐帝即位，诏李彝殷为定难军节度使兼侍中。乾祐二年（949年），后汉将静州归入定难军，至此，拓跋部始有银、夏、绥、宥、静五州之地，拓跋李氏统治区域扩大。
广顺元年（951年），后周灭后汉，周太祖为了拉拢拓跋李氏，诏封李彝殷为陇西郡王，但是李彝殷并未接受册封，而是选择遣使归附北汉。其时北汉势弱，后周对拓跋李氏采取软硬兼施的政策。显德元年（954年）正月，后周加封李彝殷为西平王。显德四年（957年）冬，李彝殷叛汉归周，正式接受西平王的册封。拓跋在五代十国数十年的战乱中保护了夏、 银、 绥、 宥、 静等五州免受战争威胁，五州之民休养生息，为此后西夏强大并建国奠定了良好的根基。
在五代的中后期，拓跋党项虽然继续奉行对中原称臣的政策，但是中原多变，拓跋党项不臣之心已经日渐显露。尤其北汉割据河东后，拓跋党项与中原的关系也开始变的日趋紧张。后周对拓跋奉行软硬兼施的政策，软的方面自然是不断加官进爵进行安抚。硬的方面主要是扶持同样割据麟府胜州的永安军节度使折氏家族与拓跋党项对抗，避免拓跋党项在割据定南五州后，继续侵蚀其他州郡。
后周之所以扶持麟府折家对抗夏州定南拓跋，是有着深层原因的。夏州定难军自唐末以来，便为缘边大镇，李氏又世袭节度使，李氏又为党项之大姓。而府州，后汉方置节镇，折从阮父子又晚出，折氏亦不过为五代方兴起的家族。从出身背景来说，折氏远不及李氏雄厚。但却为后周所重用提拔，李氏由此而心生不满。此外，折家祖上开始显赫是从折宗本开始，其后的折嗣伦、折从阮都与后唐沙陀集团有着密切的从属关系。而无论是石敬瑭还是刘知远，都曾出任河东节度使，郭威也是刘知远的亲信，长期任职河东，对麟府一带有着深刻的了解。故而就情感上来说，中原集团对麟府折家是有所关照的。后周朝廷对双方的处理则是责李氏、保折氏，李氏虽妥协，但对折氏之记恨当更甚之。这也应当为之后李氏与折氏世代为仇，埋下了伏笔。而此时后周朝廷之所以有责李氏、保折氏的选择，除了折氏对抗北汉刘氏有功，以及李氏贸易百货依赖中原这两点之外，此外也与折氏、李氏的政治选择和态度有关。折德扆对抗北汉刘氏，于后周来说，有安定河西之用，而于己，则更多的是出于现实的自保之举。此外还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后汉为后周郭威所篡后，后汉高祖刘知远之弟、河东节度使刘崇在太原称帝，国号汉，史称北汉。北汉为与后周抗衡，曾向辽请封，自称侄皇帝。而折氏前因十六州之事就与契丹对抗，北汉既仰仗契丹，折氏自不能与之为伍。加之，折氏地偏小，难以独占一方。投靠后周，对抗北汉，也是折氏出于现实的唯一选择。另一方面，拓拔李氏大搞多面骑墙政策，一面向北汉遣使，一面又接受后周的册封，同时又与契丹保持联系。较之折氏，李氏控制五州之地，地广势大，又有多种政治选择。后周支持更可靠的折氏，以抵御契丹的南下以及可能与之联合的夏州李氏，由此折氏的政治地位又被提升了。然而折氏却处于被多方势力包围的境之下，难以安枕。显德三年(956年)三月，周世宗征南唐返京之后，折德扆晋京迎谒，要求迁入内陆，当是出于自身安全的考虑。世宗考虑到府州地位之重要，加之折氏熟识蕃情，无人可以取代其位置，因而不予批准,多加优厚赏赐 命其返回府州。自此可知，折氏在河西的作用及地位已无法取代。综上所述五代之折氏，出身党项、熟悉代北蕃情的当地土著折氏，因其所占据的独特地理位置和武力的优势，被唐、晋、汉、周所重视，成为守卫河西以及北方的重要屏障。而折氏对契丹的反抗和敌对，使之为五代的历代王朝所利用和倚重。折氏也因此崛起于五代混战之中，牢据府州，发展成为一支地方家族色彩浓厚的、强有力的党项氏族，并延续到北宋末年。
唐末五代宋初对朔方灵州的苦心经营
自安史之乱唐肃宗于灵州即位，灵州地位开始显赫，后来随着河陇沦陷，灵州逐渐成为中西方陆上交流的重要枢纽城市。尤其马匹交易甚为繁荣。灵州西行二十日可达甘州，再五日可达肃州，再一日可抵玉门关，又西行一百里至沙洲，再两日到瓜州，再三十里，入鬼魅碛，再八日出碛口到伊州，再一日就到达高昌。
自中晚唐到北宋初，朔方灵州节度使一直负责保卫中西方的交通路线。自唐光启发三年(887)到后唐天成三年(929)灵州被朔方韩氏占据四十余年，分别由韩公(887—890)、韩遵(891—899)、韩逊(899—914)、韩洙(914—928)、韩璞、韩澄(928—929)镇守，韩氏在保护灵州安全，维护中西方交通和弘扬佛法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韩氏之后，朝廷委派康福(885—942)接任灵州，康福在镇三年，岁岁丰捻，仓储丰富，有良马4000匹，境内蕃夷畏服。之后张希崇(887—939)两任朔方节度使(921—933，936—939)，鼓励屯田发展生产。五代时宁夏境内党项族有70万之众，半数在灵州一带，张希崇安抚有度。张希崇病于任上后，冯晖(893—953)接任，继续鼓励屯田发展生产，修缮道路，建仓库亭馆千余所，所需经费均有府库拨出，不劳民力，境内安定，每年可得良马5000匹。945年，王令温接任后处置不当，引发叛乱。朝廷再度调冯晖接任，平定叛乱，安抚党项。冯晖两任灵州11年，功勋卓著，加封至陈留王、中书令。冯晖去世后，其子冯继业(？—976)接任节度使，他北宋开宝元年(968)调回京师开封，由段思恭为灵州知州。以后灵州便不设节度使。
五代后期的定难军节度使与周边
959年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