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家公司19亿美元被辉瑞收购，他回国创业10年， 融资1亿美元开发新药对抗“超级细菌”
图片来自盟科医药官网
成立于2007年的盟科医药是一家致力于发现并开发治疗耐药性细菌感染的更加安全和便利的抗菌药的创新药企业。这家公司成立以来陆续获得了3轮融资，总计募资约1亿美元。它的投资方包括晨兴资本、百奥财富、德联资本等国内外知名的风投机构。
日前，盟科医药正式向港交所提交了上市申请，成为第3家向港交所递交上市申请的未盈利生物医药公司。 据了解，目前盟科医药的第一个产品早在2016年便进入了III期临床试验，预计2019年即可准备新药的上市申报。
但企业对外却相当低调，在动脉网检索到的记录里，创始人袁征宇在公司成立的11年里仅接受过一次媒体的采访。
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动脉网最终通过投资方德联资本联系到了盟科医药创始人袁征宇。这位从业20余年，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科学家在1个多小时的采访中向动脉网详细的介绍了盟科医药诞生的前因后果、成长过程、以及他们未来的愿景。
2007年回国创立盟科医药时，是袁征宇第三次参与到创业公司。
1993年，袁征宇离开了工作多年的跨国药企，加入了一家叫做Affymax的创业公司。这是一家开创组合化学和高通量筛选技术的公司，也是上世纪90年代基因技术革新催生的大批创业公司之一。
这家公司在1995年被葛兰素史克收购，袁征宇则与当时的老板Eric Gordon一起“下海”创业成立了新公司Vicuron。他们计划把组合化学技术转化成药品，让技术的意义最大化。
5年后，这家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2005年，Vicuron的两个新药进入上市申报阶段。随后，这家公司以19亿美元的价格被辉瑞收购，同时竞标的还有此前提到的葛兰素史克。
“后来我和我的伙伴Mike Gordeev，也是现在盟科的首席科学家，又创立了这家公司，打算继续开发抗耐药菌新药。”袁征宇告诉动脉网，“可能还有很多未完成的梦吧。”
他们想做新药研发，同时也想降低新药研发的成本。而当时美国的研发费用已经非常昂贵了，结合自己的经历，中国就成了自然的选择。
但当时的中国，绝对没有办法提供像现在如此优渥的新药创业土壤。美国已经形成了以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大学旧金山/斯坦福的大学为中心的生物技术创业圈子。
而在中国，像药明康德这样的CRO企业才初具规模，生物医药研发的硬件条件才刚刚开始发展，更不用提做新药研发软实力这件事情。
资金是最大困难
生物医药企业在初期都是挣不到钱的，要把产业往前推动，资金是最大的问题。
“如果融不到钱，资金链断了，企业就很难生存下去。”袁征宇这样说道，“这是最大的困难，要说服投资人拿出真金白银陪你冒险。”
在鲜有人尝试医药创新的2007年，他们也遇到了这样的困难。上一家公司卖掉的时间是2005年年底，而盟科医药成立的时候已经是2007年的下半年。
“我们差不多用了1年多的时间才融到第一笔钱。”他这样回忆道。
在当时，他们碰到的大多数国内投资者都对新药没有太多的兴趣，因为当时的大环境是做仿制药和渠道。而新药研发企业，这些投资者都觉得周期太长，没什么人愿意做。
一个偶然的机会，袁征宇遇到了晨兴集团的创始人陈乐宗博士，当时晨兴集团下属的晨兴创投已经开始在中国布局投资早期生物医药研发企业，尝试把境外的风险投资模式引入到国内。
在2007年前后，陈博士认为中国当时还不完全具备研发创新药物的软实力。因此，他希望能够应用美国的软实力和基础，把新药研发的技术落户到中国，在中国找到一批人，把想法变成现实。
这也是袁征宇当时的想法，他和Mike就是希望利用在美国的经验和软实力，以及对新药研发的理解和实战经验，以国际标准在中国做新药研发的工作。同时，他们也要利用中国的人力资源，用中国的硬件条件再加上美国的技术，为全世界做创新药。
不谋而合、相见恨晚，在事先都不知道的情况下，两个人的理念和想法刚好契合。见面48小时之内，陈博士就敲定了这件事情，这个项目要投。
“这个过程蛮顺利，盟科也很幸运能巧遇陈博士和晨兴，那个时候投创新药的机构真的很少。”袁征宇回忆道，相比大多数企业，他们拥有成功的光环，起步要稍微容易一点。
晨兴的这一轮融资跳过了天使轮，直接进入了A轮融资。“但其实这个项目早期得不能再早期了。”袁征宇这样表示。刚从美国回来，他们没有实验室也没有团队，整个公司就他和Mike两个人。
继续抗生素研发
与Vicuron一样，成立盟科医药之后，袁征宇还是打算继续做抗菌新药研发。这个领域与很多领域不一样，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市场需求都非常接近。盟科医药的定位是针对耐药菌展开研究。
“之前我们积累了一些数据，从中我们看到，除了几个特殊的菌种以外，中国和美国的耐药菌和耐药率基本一致。”袁征宇告诉动脉网。他们觉得这是一个机遇，因为这意味着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开发的新药，最后在两个国家都是有市场的。
在前一家公司卖给辉瑞后，抗生素耐药性还没有得到各国政府的重视，从事相关研究的人并不多。但耐药性越来越严重是不争的事实，这对他们来说既是挑战又是机遇。
盟科医药核心团队
“我们必须做下去，过去的经验是有的。”袁征宇强调。
做符合临床需求的产品
目前市面上可见的抗菌药产品非常多，但是总结起来的只有十几个化学结构类型，每一种类型下面又可以有几十、上百种。
盟科医药目前进展最快的在研产品是噁唑烷酮类抗菌药。这类分子发现已经有30多年历史，也是近30年来，仅有的两个新类型的抗菌药物之一。
总所周知，当同一类抗菌药被使用的太久，这一类型的抗菌药都会面临同样的耐药机理。比如使用广泛的头孢类和青霉素类药物，由于耐药性的产生，后续使用效果越来越不明显。
而噁唑酮类抗菌药已经被使用了18年，仍然对目前99%的阳性菌敏感，到现在还很少看到耐药性。
针对耐药菌，市场上大部分的药都是针剂产品。 盟科医药选择的是针对耐药菌的口服药物。尽管静脉注射的方式也基本有效，但在临床使用上并不是很方便，因为需要住院治疗。
“卫生部其实也一直希望临床上能尽量用口服药来代替注射针剂，减少静脉注射的使用。”他补充道，“从这一点上，我们跟国家整个临床所推的大方向是一致的。”
同样有效，但安全性更佳
利用特有的药物研发平台，盟科医药已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开发临床必须的噁唑烷酮类和多粘菌素类的潜在同类最优（Best-in-Class）药物体系，分别治疗耐药革兰氏阳性菌和阴性菌感染。
首个产品contezolid （又名MRX-I）和contezolid acefosamil（又名MRX-4），对多重耐药的革兰氏阳性菌有出色疗效，包括耐甲氧西林金黄色葡萄球菌（MRSA）和耐万古霉素肠球菌（VRE）。
2012年4月，MRX-I的I期临床试验完成。这对公司而言，是A轮融资完成后又一个及其重要的里程碑。
I期临床试验以双盲，安慰剂为对照，分别以单剂给药递增到1800毫克以及15天每日两次600毫克和800毫克多剂给药来评价MRX-I的安全性，耐受性及其药代动力学性质。
研究表明对于112名健康男性和女性志愿者在所有测试剂量下，MRX-I均表现出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性，也没有出现利奈唑胺常见的骨髓抑制毒副作用（无血小板减少）。
“I期临床证明了MRX-I的能力，这可能代表了新一代更加安全的噁唑烷酮类抗菌药。”袁征宇这样向动脉网解释。已有数据表明，对抗菌研发来讲，1期临床试验的失败率高达67%，包括药物不耐受或不吸收等原因。成功的1期临床试验代表盟科通过了临床试验中最难的一关。
MRX-I的I期临床研究的结果令人兴奋。随后，盟科医药又在中国和美国启动了II期临床试验，以确定其疗效和最佳的给药剂量。
在美国和中国分别完成的II期临床试验都是双盲、多中心、以上市标准药物为对照的临床试验。2个试验在2个国家的多个医疗中心对复杂性细菌性皮肤和皮肤结构感染患者进行治疗。
2015年，中美两地的II期临床试验先后宣布完成。并且，大洋两边分别进行的2个试验的结果基本吻合，进一步预示了MRX-I成功的可能。
“这说明我们中国的团队和合作者的临床试验已经可以达到国际水平，因为两个试验都是双盲的。”袁征宇透露。
二期临床前，公司进行了B轮融资。完成二期临床试验后，盟科在2016年完成了5500万美元的C轮融资，领投方为金浦健康基金，另外还有金浦互联基金、本草资本、德联资本的参与。
相比A轮期间，2016年，无论是资本环境还是政策环境都开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引入的资金和投资者也更多。“因为在美国也开展了临床试验，C轮融资的资金消耗估计会比较快。”他告诉动脉网。
这一轮融资后，盟科医药迅速推进MRX-I在中国的III期临床试验，中国的临床预计在2019年将获得结果。盟科同时也在推进美国的临床试验。
“这很可能是我们的第三个里程碑事件，我们还在等。”他向动脉网透露。
首个产品将在中国上市，销售如何规划？
2017年12月，盟科医药再次完成了1亿人民币的私募融资。这一轮融资由上一轮投资方德联资本和和百奥财富基金(BVCF)的中国分支机构领投。
资金将用于完成(MRX-I) 的三期临床和即将在中国进行的新药上市申请和市场推进，以及在中国开展的其它业务。
而对于新药上市后的销售规划，袁征宇则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深的商业问题。“一个全新结构的新药，还是需要原来的研发团队继续做市场。”他补充道，“但中国又非常特殊，正好处于大变革的时期，所以最后怎么做我们还在规划和论证中。”中国的面积非常的大，并且一个个的省和直辖市是分开做的，一个销售队伍不一定能够覆盖整个地区。
“我们现在正在研究政策、研究市场和未来的销售策略，最后的方案可能是我们自己做一部分，别人和我们共同做一部分。”他补充道。
下一步
除了MRX-I，它的水溶性前体药物MRX-4目前也很快将进入美国2期临床试验，多粘菌素药物MRX-8目前正处于临床前试验阶段。
对多数新药研发公司而言，前期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把第一个产品推向市场。一旦产品进入市场带来收入之后，公司就能够有能力和资金来开展其他项目。
盟科医药亦是如此，除了同类项目以外，他们也并不排除开拓一些相近、但不完全相同的新领域，以及引进他们认为全球同类最好的产品来丰富自己的产品线。
“这样才能逐渐把公司做大做强，实现我们的愿望。”袁征宇总结道。
后记
回国创业十余年，当问及这十年的变化时，袁征宇调侃说道：“又一个十年没了。”
当然，这必定是意义非凡的十年。这10年，他见证了中国医药创新从无到有的变革，也见证了监管部门大刀阔斧、振奋人心的一路改革。
正是在他和众多的医药创新者的推动下，中国医药创新行业才能在10余年间迅速腾飞。
尽管目前全球畅销药Top 100中还没有出现中国创造的身影，但这一群创新者和颠覆者却让未来充满了希望和光明。
*文中图片由受访企业提供。
文|周梦亚
微信|rencontre_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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