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逃避鄂州葛店

黎元洪逃避葛店

是撤退还是坚守武昌的会议由黎元洪主持。这次会议将决定武昌的命运，军政府内济济一堂，各部官员及各军将校齐集，约有600多人。会议一开始，黎元洪说：“武昌首义，至今已有48天。开始我们革命形势大好，武汉三镇皆为我们所有。没想到袁世凯复出，大军压境，我军节节失利。目前汉口、汉阳已失，敌军以得胜之师正在炮击武昌。现在武昌城是撤是守，大家谈谈各自的意见。”

尽管汉口、汉阳失守了，但黄兴毕竟是总司令，于是不约而同，大家的目光都投向黄兴。黄兴虽然感到很窘，但是不能不表态。他抬眼扫视了一下屋内众人，然后说道：“此次汉阳之役，非军队兵力不足、防御阵地不固、弹药粮秣不足，我认为失败的原因有三条：一是官长不用命，没起到身先士卒的作用；二是军队缺乏训练，不知道什么是军纪军规；三是我们革命军装备太差，缺乏机关枪和野炮。兵士们一听到敌人的机关枪就惶恐不安，有的官长也畏避不前。我曾几次发布命令，奖励不畏惧机枪的官兵，但收效甚微。至于目前的局势确实万分严峻，武昌是战是守实为两难。我反复思量，认为走为上策。从全国局势看，革命重心必定要移到江浙一带，其中南京龙盘虎踞，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得南京者得东南。现在东南各地起义军皆注目南京，可数省联军又久攻不下。鄙人愚见，既然汉阳已经丢失，武昌就很难坚守了。就目前情况而言，清朝军队可用之师全在湖北，我们何不避其锋芒，放弃武昌而移师东下，用武昌之师援助东南革命党人，合力攻下南京，然后组织精锐部队北伐，再图武昌的恢复。”

黎元洪本无战意，对黄兴的话诺诺连声，表示赞同，汤化龙、胡瑞霖等也随声附和。

刘公一听气得眉发倒竖，张振武、徐万年等也虎目圆睁，怒不可遏。

刘公正要起身讲话，身后突然站起一名年轻军官，向刘公深施一礼，然后平静地说：“刘总监察，让我先说吧，你到最后拍板。”随后他条分缕析地说：“失去汉阳则武昌不保，从战术上来看，黄公所言是极对的，但在军事上战略永远重于战术。武昌首义为革命党人树立了一面大旗，致使全国仿效。现在武昌如人的首脑，略有摇动必影响全国。如果顾手足而弃首脑武昌，首脑失则四肢必随之，如此则我民国革命必将陷入万分危险之境地。这是从战略上讲武昌不能撤之理由一也。为了保住武昌这面首义大旗，松沪皖赣各路援鄂大军已经出发，他们不远千里，不辞劳苦来援助我们武昌，而我们却不战自弃，这岂不让天下革命党人笑话？这是从战术上讲武昌不能撤之理由二也。目前汇集南京的东南诸路大军是清军将领张勋守城军队的几倍，我想南京不日可下，不需要武昌移师参加。我们若弃武昌而依附东南，指挥之权谁握？意见之争必起，若如此势必影响攻打南京。这是从领导权方面讲武昌不能撤之理由三也。武昌首义把鄂省父老推到了火山浪尖上，我们若撒手不管而撤走，老百姓岂不惨遭屠戮？目前清朝廷最恨湖北，尤其是武昌。我们保武昌就是保革命，就是保湖北的父老乡亲。只有如此，我们的革命才能得到老百姓的拥护，才能取得胜利。这是从民心向背方面讲武昌不能撤之理由四也。有此四条理由，武昌绝对不能放弃！”这个年轻人说出了在座革命党人的心里话。他的话音一落，会场里便掌声如雷。(www.guayunfan.com)此年轻人名范腾霄。生于1883年，1902年考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次年任湖北护军马队第一营文案兼国文教师。1904年入将弁学堂，毕业后任第二十九标见习士官。随后加入日知会，负责动员工作。1905年官费留学日本，入东京商船学校学习驾驶；后入同盟会，任湖北分会交际干事，主编《海军杂志》，撰写《甲午海战史》，沟通日知会和同盟会声息。1911年回国，任湖北军政府副官兼海军参谋长。此后他追随刘公，誓死守卫武昌，后被刘公派到上海、日本购买军火。12月参加南北议和之事。1912年任将校补充团副团长、讲武堂监督、“北京政府”参谋本部科长等职。1918年入日本海军大学，回国后在海军任职。1949年后任湖北省人民政府参事室参事、湖北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会场掌声一落，众人的目光便移向了刘公。刘公站了起来，不知是激动，还是难受，眼角不由滚出了泪珠，他忙用手擦掉，然后向众革命党人抱拳施礼说：“弟兄们，大家抛头颅，洒热血，同清军浴血奋战，终于取得了武昌首义的胜利，让十八星旗在武昌城的上空迎风飘扬。但我们怎能忘记首义前夜充满腥风血雨的那些日日夜夜？怎能忘起义前夜彭刘杨三烈士的英勇献身？怎能忘起义之夜牺牲的那些无数好兄弟？又怎能忘记为了胜利这一天到来而奋斗拼搏死去的无数个像邹容、陈天华一样的好兄弟？为了武昌首义的胜利，我们舍生忘死战斗在敌人心脏里，耗尽了心血同敌人斗智斗勇，我们以无数好兄弟的生命终于换来了首义的胜利；现在虽说遇到了挫折，但我们怎能轻言放弃呢？我愿与不走的弟兄们坚守武昌城，愿与武昌城共存亡，做到人在城在，人亡城亡！”

刘公的话使无数个革命党人激愤不已，张振武猛地站起身来，抽出战刀，大声说道：“有谁敢再言放弃武昌者，我的战刀无眼，定斩不饶！”徐万年、李翊东、甘绩熙等皆高声喊道：“誓死保卫武昌！与武昌共存亡！”

黄兴顿时感到万分尴尬，不由脸上红一阵白一阵。黎元洪很会见风使舵，见反对撤离者势头如此之猛，人数如此之多，又诺诺连声地说要与武昌城共存亡。坚守武昌城就如此形成了决议。

散会后，黄兴对黎元洪说：“大家既然不赞成放弃武昌，我只好一人先往上海，等克服了南京，我带精兵两万驰援武昌。请都督好自为之。”于是向军政府领了20万现洋，当晚即与李书城、汤化龙、陈磊等人乘船走了。

袁世凯利用阳夏战争要挟清廷，使自己东山再起。为了增加自己窃国的砝码，11月27日当晚他就给冯国璋发贺电，一是祝贺其攻占了汉阳，二是命令其炮击武昌。冯国璋接到命令，就立即下令从龟山上向武昌实行炮击。

从10月10日武昌首义到11月27日从汉阳撤退到武昌，革命军抗击清军共达48天，牺牲总人数据张难先估计逾万人，主要由红十字会集中后进行安葬，散布于汉口、汉阳，共有29处。

自汉口、汉阳相继失守后，黎元洪的心里便不踏实，如十五只吊桶打水一般，七上八下的，他怕清军攻入武昌城把自己活捉了，心里便一直在思考着如何逃跑。11月28日，他乘力主保武昌的革命党人在集中精力布置防务，无暇顾及他，就穿了一身便服，拎了一口装满银元的皮箱，准备溜出军政府。

正在军政府值班的范腾霄见都督装束反常，且拎着一口沉甸甸的大箱子东张西望，鬼鬼祟祟的，且行动乖张，不觉生疑，就快步上前，拦住其去路说：“黎都督，你这种装束，准备到哪里去？”

黎元洪想不到竟有人来拦路相问，一时答不上话来，不觉一愣，把范腾霄望了一眼，眼珠转了两转，说：“忙你的去，今天我有点闲时间，准备到城外一个朋友家去清闲一下。”

范腾霄说：“都督安危至关重要，与整个武昌城相关相连，既然如此，我喊两个人，陪同都督一起去。只有这样我们才放心。”

黎元洪在11月27日的晚上亲自听了范腾霄的发言，知道他是一个有脑子的人，不是那么好对付的，于是赶紧自我收场地说：“为我一个人耽误你们几个人的事，那实在不妥。再说眼下的许多事情也还等着要办，我今天不去算了。”说罢，就拎着箱子返回了军政府，朝他的办公室走去。

范腾霄看着黎元洪走进他自己的办公室，就忙走进了刘公的办公室，刚好张振武也在那里，他就把黎元洪鬼鬼祟祟要逃跑的事向他们二人报告了。刘公一听感到事情万分严重，立即同张振武走进了黎元洪的办公室，刘公神情十分庄重严肃，带着斥责的口吻说：“革命党人用鲜血和生命换来了武昌首义的胜利，既然我和兄弟们让你当了湖北军政府的都督，你就应当与我们革命党人同心同德，尽职尽责当好这个都督。目前武昌的形势十分严峻，当此之时我们军政府的每一个领导成员都应当与拿枪的弟兄们同甘共苦，做到心朝一处想，劲朝一处使，想方设法竭尽全力打退清军的进攻，让首义胜利的大旗铁血十八星旗在武昌城的上空永远高高地飘扬。你如果和革命党人离心离德，不顾大局而逃跑，人民是不会饶恕你的，你将会和秦桧一样遭到人民的唾弃，你将会遗臭万年的！”

黎元洪只是把拎在手里的箱子放到办公室里的地上，身上穿着的便服都还没来得及脱掉，刘公、张振武等就到了，身上穿的衣服与身为湖北省军政府都督的身份实不相称，他感到理亏，所以只好低着头，默不作声，听凭刘公的数说。

刘公见黎元洪耷拉着脑袋，不声不吭的，就对身边的甘绩熙与丁复两个人说道：“现在汉阳失守，人心浮动，目前最重要的就是稳定。我现在把黎都督交给你们两个人，你们两个人务必为黎都督好好服务，要严防黎都督出走，否则，我将拿你们两个人是问！”

其后一天傍晚时，黎元洪乘革命党人致力于同清军作战，带着亲信人员，在两名卫兵的护送之下，携带着60万两现银，坐着一顶小轿，人不知鬼不觉地向武昌东南90多里处的葛店逃去，其慌张与狼狈之相，实与漏网之鱼、丧家之犬一般无二。

葛店在武昌下游，码头不大，可以停泊小型军舰。黎元洪之所以逃到葛店，原来他已打好了如意算盘，如果万一武昌失守，他便携带重金逃到南京，以武昌首义的湖北军政府都督到那里再与革命党人争权夺利，以显高低。

物以类取，人以群分。黎元洪前脚到葛店，孙武竟然没有得到任何人允许，也没有同任何人打招呼，为了躲避清军炮火的攻击，怕丢了小命，后脚就将自己的办公室迁到了武昌城外。由此可见孙武与黎元洪的气味是何其相投也！难怪其以后与黎元洪抱成一团，处处与刘公及革命党人为敌。孙武实妄为革命党人的领导者。

清军不断炮击军政府司令部，一天上午7时，清军司令部炮队协领蒋廷梓以德国退管炮数尊列于汉阳龟山之顶，他赤膊上阵，以集团炮火对准都督府，实行猛烈轰击，霰弹如雨，击中了都督府的房顶，卫兵同几个办事人员被击毙，马上使阅马场一带行人断绝，军政府内的办事人员几乎逃避一空。

都督出逃，军政府被炸，市民从宾阳门纷纷出城逃难，城门拥挤不堪，妇女小孩及年迈体衰之人被挤死踩死者无数，惨不忍睹。汉阳失守，黄兴离汉回沪，军政府委任蒋翊武为保卫武昌的护理总司令。其同几个革命党人巡视防务，到了宾阳门，见百姓之惨状，乃问老百姓为何如此惊慌，众人七嘴八舌地说：“北兵来了！连都督都跑了，我们不跑，不是等死吗？”街上也有许多士兵在乱走乱窜。武昌城一时人心惶惶，谣言四起，如同一团乱麻。

在这万分危急的情况下，刘公忙让自己的妻子刘一火速通知蒋翊武、张振武、蔡济民、徐万年、邓玉麟等人到昙华林高等小学开会。人到齐了，刘公说：“黎都督走了，孙部长也走了，现在千斤重担落在了我们在座各位兄弟的身上。都督府被清兵的炮火毁了，我们就以此地为新的都督府吧。在下不才，愿与众弟兄同生共死，誓志守武昌，若有二心，天地不容！”

众人齐言道：“我等与刘总监察如手足弟兄，愿与你携手同心，誓死守卫武昌。俗话说鸟无头不飞，人无头不行。偌大个武昌城，二十多万生灵，这么多的革命军将士，怎能没有一个头呢？我们现在公推你代行都督之职，以军政府总监察的名义来主持武昌党政军的大事吧。我等众兄弟绝对服从命令，听从指挥，惟你马首是瞻！”

刘公慨然道：“局势如此，我岂能再行谦让？但愿各位弟兄各司其职，御清兵于武昌之外，保武昌城百姓免遭清兵的蹂躙，保武昌首义的大旗不倒！若如此，我虽粉身碎骨亦无憾矣！”

刘公深知要守住武昌绝非一人之力所能奏效，必须要让全体军政府机关及各部机关的干部与职员要有坚守武昌的坚定信念，只有如此，才能将坚守武昌的各政策法令落到实处，才能唤起千百万人的斗志，武昌城才会固若金汤。

清兵集中炮火猛轰军政府，军政府处于枪林弹雨之中，炮弹不时落到后院，而交通部正设置在后院。有不少人说：“都督都逃到葛店去了，干脆我们把交通部也迁到葛店算了。”副部长傅立相说：“都督走不走，我们管不着，但刘总监察不走，他现在是以总监察名义代行都督的职责，他就不怕死，誓与武昌城共存亡，我们怎么能走呢？我们当团结在刘总监察周围，各尽自己的职责，同保武昌，这才是我们的分类之事。”可他势单力孤，挡不住众人要迁交通部的作法。总监察处稽查陶华炳见情况不妙，忙跑到刘公那里将交通部的情况说了。刘公忙让张振武到交通部去处理。张振武到了交通部，对众人说：“交通部与军务部关系密切，其去留关乎武昌之存亡。我同刘公及军政府、军务部等其他部门的绝大多数领导都不走，皆愿意与武昌共存亡。你们中间如有惧死者，可以赶快辞职离去，但交通部机关是万万不会移动的！”交通部众议立止，遂安定下来。

理财部里也有人欲将官钱局造币厂之银币全数搬运到兵轮上，运到京口（京口地处长江下游，北临大江，南据峻岭，形势险要，就地理位置而言很安全。其地为江南运河的北口，过长江与江淮运河相连，交通便利，跑起来方便）。陶华炳与冯开浚闻之其信息，知道此事干系重大，没有了经济，那军政府及其他各部的机关如何开支，那不一切都要瘫痪吗？如此一来如何守武昌？二人忙将理财部的情况向刘公作了报告。刘公忙令张振武立即派兵严守理财部、官钱局、造币厂三处，才没出现银钱流失的事，也没造成财政困难。

内务部也有不少人提出建议说：“为了安全，不出现人员伤亡，内务部迁到武昌城外最好。”在此之前，周之翰曾向刘公建议，当物色一称职的内务部长，陶德琨即推荐了冯开浚。刘公采纳了表弟的建议，遂立即委任冯开浚为内务部长，周之翰为副部长。二人不负刘公之所望，在纷乱的局势面前，二人镇静如常，耐心地做全体员工的思想工作。

冯开浚在内务部全体职员大会上说：“自汉阳失守以来，敌人便对武昌实行猛烈轰击，但我们内务部没有一个人临阵脱逃，这足以表明我们大家都不怕牺牲，愿同心同德，保卫武昌。我曾向大家保证，如果需要离开，我和周部长会带领大家一起走，我们决不私逃。我们这里现在确实不够安全，但有愿意离开的，我和周部长也绝不勉强！”

员工们异口同声地答道：“两位部长不走，我们也不走！我们不怕死！”内务部六七十名员工全部坚守岗位，没一个离职的，保证了各路防务将士的供给，对稳定军心起了重要作用。刘公得知内务部全体员工高昂的革命精神后，立即给内务部拨维护费4000元，及时给予鼓励。

刘公在做好军政府各职能部门稳定工作的同时，并竭力作好对汉阳撤退下来士兵的收容管理工作，派甘绩熙、李作栋、高尚志、蔡济民等骑着马到街上对那些乱走乱窜的散兵们说：“同志们，莫听信敌人的谣言，大家要坚定自己的信念，不要做革命的败类。现在新的都督府已在昙华林高等小学堂成立，由刘公总监察代行都督之职，领导我们抗击清兵，保卫武昌。刘公已向独立的各省发去了搬兵的电文。眼下九省的援兵马上就要到了，武昌稳如泰山。望大家迅速归队，回到自己的防地，否则军法从事！”并让王安澜组织奋勇军，加强武昌城内的守卫，随之军心大定。

军心、民心，紧紧相连，息息相关。刘公一手抓军政府机关及军心的稳定，一手抓民心的稳定。他让自己的夫人刘一组织一班年轻而热心的革命妇女，冒着敌人的炮火，在武昌城里的大街小巷广贴安民告示。为保证居民的正常生活，刘公又发布命令从丰备谷仓调出一万多石米粮，多处设平粟局，让刘一亲自负责，按每户人口的多少以平价予以供应。刘一年轻貌美，对老百姓的疾苦关怀备至，自然就引起了广大老百姓的关注，他们乐意同她接触，同她交谈，乐意把什么事情都向她说。其中有的人认识刘一，知道她是刘公的夫人，大家一传十，十传百，很快传遍了整个武昌城。人们都说：“刘公是那么大的官，他的夫人不仅没走，还冒着敌人的炮火为我们老百姓办事，刘夫人什么都不怕，我们还怕什么？”武昌城民心大安。

孙武逃出武昌不久，就发现武昌城没有出逃的百姓了，心存疑惑，忙派人进城打听是怎么回事。进城打听的人很快就回来了，对孙武说：“你和黎都督前脚刚走，革命党人后脚就推举刘公以总监察名义代行都督之职权，政务、军务、社会治安、民生问题等都搞得有条有理，虽然清军炮火不断，但社会秩序井然，到处都没有游兵散勇与乱奔乱走的百姓了。”

听了打探消息人的话，盛气凌人、居功自傲、权欲心极重的孙武不是高兴，而是感到万分恼火，但他不好当着他人的面发泄出来，而是在心里恶狠狠地说：“不行，就是死，我也要立即返回武昌城，怎么能让他（指刘公）处处占先而出尽风头呢？我要搅他个天翻地覆，绝对不能让他办事得心应手。”孙武怀着与刘公作对的心理返回了武昌城。

返回武昌后，孙武就对其他革命党人说：“我只认黎督，不知其他。”并煽动其他革命党人反对刘公，但遭到了大家的拒绝，没有一个人理会他。为防备意外的事情发生，革命党人将孙武搞小动作的事向刘公作了报告，提醒刘公要作好预防工作，免遭孙武毒手。

对同志们的关爱，刘公深表感谢，但对孙武，刘公还是虚怀若谷，以团结为重，并不与他计较。

但孙武并不领刘公的情，而是处心积虑，铁了心要与刘公作对。刘公给何锡藩的札文谓：“以后军队归总监察发布命令，节制调遣。”孙武看见了，当即对他说：“把这份命令退回去。”何锡藩立即反驳说：“武昌城不可一日无主。众革命党人共同推举刘公以总监察名义代行都督之职权行事，我怎能违背众人的决议而不遵守呢？”孙武当即面红耳赤而无言以对。

一处碰壁，孙武仍不甘心，又在官钱局与总监察处小题大做，制造矛盾，让刘公为难。在军政府被炸的第二天，因事务繁多，总监察处的会计员没有经过理财部批准，直接到造币厂领取了该处的饷钱。孙武得知了此件事，就对理财部的人说：“刘公太目无法纪了，竟然不经理财部批准就让会计员到造币厂领钱，难道造币厂是为监察处设的吗？既然如此，还要理财部干啥？”不注意场合，完全不顾及他是革命党人的一个领导而肆意地对刘公进行攻击。

理财部课员陶瑛荣、徐汝霜听孙武的话中并非是想善意地解决个别同志工作中出现的小过失，而是想小题大做，有意地把问题搞扩大化，在肆无忌惮地攻击刘公。二人认为若不采取措施，任凭孙武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将会严重地损害刘公的形象，如若这样，对革命党人的保卫武昌是极其不利的。为此，二人忙将孙武的话向总监察处稽查陶华炳与内务部副长周之翰作了汇报。周之翰忙到孙武处进行调解，陶华炳也将这些事立即告诉了刘公。刘公听了陶华炳的话，忙让他把总监察处的会计员喊到了办公室，十分疼爱地说：“你到总监察处为会计员以来，事事过细，办事效率高，这是人所公认的。这次你为了让卫队的同志们早点领到饷钱而忽略了办事的手续，孙武部长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批评。他的批评是对的，我们就虚心地接受，不能有丝毫别的想法。你马上回到你的办公室，把情况向卫队的同志们讲一下，把钱退回造币厂，到理财部办妥了手续再到造币厂去领钱。卫队的同志们思想境界高，革命意识强，晚一点领到饷，他们是不会闹情绪的。”

会计员没敢马虎，忙按刘公说的去做了。为防微杜渐，刘公以总监察处稽查部的名义向军政府各机关下达了一个“通知”，其内容为：

鄂军政府各机关：

今后各机关凡涉及财经问题的，当严肃财务管理制度，要到造币厂领款的，应先到理财部办好手续再去领。严禁不办手续而擅自领款。否则，后果自负。

鄂军政府总监察处稽查部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月十一日

孙武挑起的财务风波被刘公于无声无息之中轻松地处理了，但对孙武的卑鄙作法感到很恼火。内务部副部长周之翰看到孙武与刘公之间的矛盾日趋激化，感到这样下去会给革命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忙主动地为二人调解，以汉初陈平、周勃共扶汉室为喻，劝导二人“平勃交欢”，“共济时艰”。刘公“逊谢不遑”，终以大局为重，不予计较。孙武却“拒谏如故，”仍不听劝告，以后同卑鄙、龌龊的两面派人物黎元洪抱成一团，拼命地排斥、打击刘公及一切正直的革命党人。李作栋同孙武交往时间长，也被孙武认为是知己，但李作栋在评定首义三武时说：“首义三武，就人品而言，孙武远远不如蒋翊武与张振武。”正因为如此，孙武的结局被搞得声名狼藉。

各种工作理出了头绪，都能正常运转之后，刘公便全身心地投入到加强武昌的安全防御工作之中。他常亲临战时总司令部洪山宝通寺，同护理总司令蒋翊武及张振武、徐万年等到武昌各防区进行视察。当时在蒋翊武与众革命党人的研究下，武昌设置了三大防区：从青山到大堤口为第一防区，从大堤口到鲶鱼套为第二防区，从鲶鱼套到金口为第三防区，并在各防区之后设兵站。黄州、鄂州为武昌下游重镇，派黄楚楠、张济安率兵一标守黄州，派张其亚、陈伟率兵一营守鄂州。除此之外，还派海军在阳逻附近巡逻，掩护武昌。该防御体系按说布置得是相当周密的。为使防御工作不出现漏洞，刘公按既定的各协、标、营的编制，同蒋翊武、张振武等商量，制定出战时防守各部队的职责和权力，制定各自的岗位责任制，要求各协、标每天要向指挥部做一次战事汇报，发现了问题，及时研究解决，绝对不让问题拖延或发展下去，总是在萌芽状态便予以处理或解决了。

武昌处于非常时期，事情当然要比平常多得多，但刘公把到革命军防区视察看作是第一要务，不仅每天的白天要同防区官兵交谈，了解情况，就是夜晚也从没间断过。刘公同防区的官兵打成一片，亲如弟兄，丝毫没有高高在上与盛气凌人的官场陋习，大家深受鼓舞，皆表露出愿与刘公同甘共苦，即使是上刀山，下火海，也在所不辞。正因为如此，清兵的一次次进犯俱被革命军击退或歼灭。一天夜里12点多钟，正当张振武陪同刘公巡察到第三防区金口时，突然碰上了一股准备偷袭武昌的清兵。其中有一个清兵把刘公盯了又盯，突然欣喜若狂地说：“弟兄们，咱们今天可真算碰上财运了！走在革命军前面的那个长得挺帅的人，就是领导武昌起义的革命党人的头子刘公。武昌起义前夕，画影图形，到处捉拿、暗杀他，可惜始终未能得手，不想今日碰上了，这可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大财运？若我们今天能把他干掉，回去后一定能领到大奖。”说着那个清兵就瞄准刘公，扣动扳机，一梭子弹就出了膛。明箭好躲，暗箭难防，不幸一颗子弹打中了刘公的右肩，顿时鲜血直流，随同刘公巡察的张振武，忙撕下自己的衣服，命令将刘公右肩包扎，止住血，送到医院去治疗，然后指挥已同偷袭清兵交火的随同刘公巡察的侍卫连士兵及防区的革命军士兵向偷袭之敌发起猛攻。偷袭的清兵经不住革命军猛烈火力的攻击，只好丢下上10具尸体，狼狈地跑到江边，爬上了自己停靠在那里的船，如漏网之鱼一般向长江对岸鼠窜而去。

击退了偷袭的清兵，张振武等人忙到医院去看望刘公，所幸子弹没伤到要害之处，只是要疼一些时日罢了。大家见刘公有惊无险，皆舒了一口气。张振武、邓玉麟、徐万年等革命党人说：“刘总监察，巡察防区、带兵打仗是我们分内的事情，你每天只要坐镇在军政府，我们心里就踏实了。你何必每天处理完了公务，又要到各防区视察呢？倘若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们可如何向革命党人及国人交代呀！”

刘公微微一笑说：“感谢兄弟们对我的关心爱护。大家心里都明白，现在武昌处于非常时期，军心、民心的稳定是最重要的。我同弟兄们到各防区视察一下，既可鼓舞士气、稳定民心，又可了解到各种各样的实际情况，有利于对各种事情的处理，这同坐在那里听汇报的效果还是大不相同的，虽说辛苦一点，但又算得了什么呢？”他见众弟兄久久不肯离去，理解大家关心自己安危的殷切心情，于是爽朗地一笑说：“众弟兄放宽心，阎王爷的花名册上没我的名字，他勾不到我的魂，我是不会死的！大家各忙各的去吧，有刘一、刘新在我的身边就行了。”

张振武、邓玉麟、徐万年等人心里清楚刘公的高度革命责任心与坚定的革命意志，知道再多说也没用，就纷纷同刘公握手道别说：“万望刘总监察多多保重自己的身体，我们去了。”

第二天，刘公仍如往日一样照常到军政府上班，处理完公务，带着伤，仍同张振武、徐万年等带队坚持巡察，只不过警惕性更高一些罢了。

炮八标徐万年在鄂军政府成立时任临时参谋，复任军令部调查科长，后又被刘公任命为稽查部长，兼军事顾问官，防守各要塞，与王梓材组织义勇军，协助刘公死守武昌，并稽查军政府各部机关，大力宣传武昌革命军官兵众志成城，防守严密，多次打退或歼灭来犯的清兵，极大地增强了民心的稳定。

张振武则每天坚持趁敌人炮击间歇的时间，骑着马在武昌城的大街小巷向百姓宣传革命军保卫武昌的决心和信心，宣传革命军打退或歼灭清兵的大好消息，并向百姓们大呼：“汉阳不守，乃我战略撤退，武昌誓志坚守，各省援军将至，万无一失！”老百姓看到革命军那种信心百倍、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一个个倍受鼓舞。

由于刘公、张振武、徐万年等人的誓死保卫，武昌首义这面辛亥革命的大旗始终没有倒下，武昌城胜利地守住了。武昌城的守住为全国各省树立了一个反帝反封建的榜样，为其他各省的起义减轻了压力，赢得了时间，在武昌起义后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全国各省的起义风起云涌，如喷薄而出的洪水，汹涌澎湃，不可阻挡，前后宣布起义的有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浙江、江苏、贵州、安徽、广西、广东、福建、青海、山东、四川等16个省，清廷处于土崩瓦解之中。

在刘公带领革命军坚守武昌的那些日子里，他的工作作风与黎元洪不可同日而语，他有诸葛之风，事必躬亲，每日冒险巡视防区，与士兵打成一片……这些黎元洪皆根本做不到。

在坚守武昌的那些日子里，刘公每次同表弟陶德琨聚到一起，就向他说：“辛亥革命必定胜利，武昌城坚不可破！”语气坚决，有令人不容置疑的样子。陶德琨说：“表哥，何以见得呢？”刘公说：“当初我回到武汉负责搞地下工作时，先住在武昌的雄楚楼，后在汉口的汉兴里住下，这两处都是胜利的预兆。武昌首义能成功，就是‘雄楚’，清朝被推翻，当然是‘汉兴’。况且我在日本东京从事革命活动时，有孙文为导师；回鄂开展革命活动，又有三武（指蒋翊武、张振武、孙武）及徐万年、杨玉如、邓玉麟等众多弟兄相助，所以我坚信辛亥革命必胜，武昌一定能守住，会万无一失。”

陶德琨听了说：“表哥话说得虽有点玄乎，但你的忠贞爱国之心的确是难能可贵的，不由人不敬佩。”

全国武装起义的形势对清廷十分不利，清廷的官僚政客们想保存较多的皇室利益，皆主张抓住汉阳战胜的大好时机，“罢兵息战”，同革命党人议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