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青松：边连宝在雄县的文论创作——兼论“瀛洲二子”的文学理念的形成［下］
边连宝在雄县完成的另一种著作是《苏诗评选》，《苏诗评选》是在《施注苏诗》的基础上所作，并未刊行。边批《施注苏诗》十册，康熙三十八年刻本，今藏西南大学图书馆藏。［１］边连宝题识云：
五十七岁病叟随园书，时乾隆丙子仲秋。
《苏诗》一部，共十册，戈芥舟所赠书也。其中朱笔出自芥舟，然不多，不过三两卷而已。题目上墨笔圈点以别甲乙，乃余所为。甲可读，乙备览。因病不能细加圈点，姑俟他日为之。且所录亦太宽，仍俟他日严选。其笔墨过缛，不能杀缚事实，反以掩其情者汰之；其勉率应酬，气促言喘而短味者又汰之，汰此二种，而苏诗之妙乃出矣。
从这则跋文可以看出，《施注苏诗》为戈涛所赠，其中的朱笔评注为戈涛所作，文字不多。边连宝在此基础上作《苏诗评选》，此书并未象《杜律启蒙》那样系统成书，只是评点之作。今存戈涛、边连宝批本《施注苏诗》，戈涛眉批、夹注在前，标“戈云”，评语较少；边连宝评语为墨笔，万余字，圈点甚多。除了对苏诗的具体评判外，边连宝在《施注苏诗》目录上有眉批１３条，是他的主要观点，后大多收于《病余长语》卷十二，文字略有差异，今全录之如下，以见对比：
（１）黄山谷太涩，陆放翁近滑，或称苏黄，或称苏陆，俱非敌手也。斟酌于二者之间，其惟坡公乎？然其天才固尔，殊非有意斟酌者。
《病余长语》卷十二：“山谷过于生涩，放翁未免剽滑，斟酌二者之间，惟我坡公而已。或称苏黄，或称苏陆，均非敌头也。然其天才固尔，非有意斟酌也。”［１］Ｐ４１２
（２）自渔洋主盟以来，诗家多尚细腻，细腻未非正派，然其风格亦稍卑矣。余友如李露园、张晴岚、董曲江辈，其诗都极细腻，大约都是新城一派，其风格都不甚高。读《苏诗》当观其稀枝大叶，乱头粗服，不大修饰处，然初学须从细腻入手。诗中好用内典，自是一病，然亦大半口头机锋耳，未必果有所得。而渔洋《论诗绝句》乃云“字字华严法界来”，无乃震于其迹耶？
（３）昌黎铭樊宗师墓云：“古于文词皆己出，后惟不能乃剽贼。”《苏诗》无论佳否，总是己出，不肯拾人牙后慧， 然非轧茁吊诡家所得借口。
（４）杜韩苏三家，都不拟古乐府，是其最高处。东坡不喜扬子云文，谓以艰深文其浅陋；又不喜孟东野诗，谓云“奈何将两耳，听此寒虫号”。然余谓坡公于两公倘一为染指，其诗文当更有进。
《病余长语》卷十二：“东坡不好扬子云文，讥为‘以艰深文其浅陋’；不好孟东野诗，云“焉能将两耳，听此寒虫号”。然东坡公设于二子略一染指，其诗文当更有进。”［１］Ｐ４１３
（５）余尝谓古文一道，至欧苏而为盛之极，亦至欧苏而为衰之始。盖欧近于甘，苏近于滑，甘者药之以苦，滑者砭之以濇。故读欧苏者，不可不兼读曾王，因论苏诗，故及之。
《病余长语》卷十二：“古文至欧苏而为盛之极，亦至欧苏而为衰之始。盖欧近于甜，苏邻于滑，滑者药之以涩，甜者治之以苦，故读欧、苏者，不可不兼以曾、王。”［１］Ｐ４１３
（６）古体不规模汉人，近体不规模唐人，故无无套头，亦无奅语，向所谓必自己出者固如此。虽云偭矩改错，然较之虎贲中郎，相去远矣。胜国北地历下诸公，何曾真见宋元诗也。
（７）东坡为人最爱才，亦最虚心，故能茹纳群英，倾倒一世。本朝王阮亭庶几似之。然坡公则听其自来，阮亭未免有意号召耳。
（８）七言近体，记得露清真，而不伤于俊，当为宋人之冠。七言古体，则浩气空行，独有千古。眼中笔下，何曾有杜韩两家来？惟其无有，故能与之鼎立。至五言古近，俱非所长。
《病余长语》卷十二：“东坡七古可谓浩气孤行，独有千载，眼中笔下何曾有杜、韩两家来？惟其无有，故能与之并。”“东坡七言近体无他谬巧，只是刻画清真而已，五言律绝非所长。” ［１］Ｐ４１２
（９）苏书不落晋人窠臼，苏诗不傍唐人门户，故能自成一家。然非野狐禅之谓也。读者须辨。
《病余长语》卷十二：“东坡五言不规模汉人，七言不规模唐人，故能独出机杼，自成一家，可谓言必己出矣。然非‘野狐禅’之谓也，亦非佶屈聱牙，‘句读欲学盘庚书’者，盖言必己出，不必定如樊绍述也。”［１］Ｐ４１２按：此乃（３）（６）（９）之结合。
（１０）一韵而屡用之，多至牵强凑泊，而不自然，其势然也。然思以偪仄而益精，因以倍得奇者，亦往往有之。如歧亭五首等篇是也。
（１１）韩好用险韵，苏不甚用险韵，盖其思不如韩之精也。但所谓险韵者，亦只是平常字耳。若以奇字为俭韵，失之远矣。
（１２）据古人成句作典故而运用之，诗中故有此法，而坡老尤多。然有冷癖处，亦有晦抝处，絫自行注明，不可为训。
《病余长语》卷十二：“时文、古文、诗歌、词曲，体裁既异，则其所用字句自应各有界限：曲语不得用之于词，词语不得用之于诗，古文语不得用于时文，其体然也。宋诗较唐诗清真有余而雅驯不足，坐此故也。坡公天才卓荦，无施不可，故凡佛经道藏、巷议街谈、方言土语、小说稗官，一经点化，无不奇趣横生，厌心惬目。然于风雅正则，未免有累殊不可为训也。”［１］Ｐ４１５
（１３）东坡雅不好作气象恢廓语，惟“令严钟鼓三更月，野宿貔貅万灶烟”一联耳。东坡亦颇得意此联。尝与永叔“沧波万古流不尽，白鸟双飞意自闲”之句并称之。然为此亦颇不难。且屡见而不鲜，明七子专事此等。故可厌也。
《病余长语》卷十二：“宋人不好苟为炳烺语，而坡诗中尤少，惟‘令严钟鼓三更月，野静貔貅万灶烟’一联，气象差为阔大耳。惟此等语绝少，故不足压有明作者之心。‘万马不鸣听号令，诸番无事乐耕耘’‘沧波万古流难尽，白鸟双飞意自闲’，欧公语也，坡公尝以己之‘令严钟鼓’句媲之，盖亦颇自得意也。然此等语恐屡见不鲜，有明诸公专学此等，便成奅话耳。”［１］Ｐ４１４
这十几则评语内容分为两部分，一是对苏诗的态度：边连宝认为，苏诗的好处在于独出机杼，不倚傍门户、不剿袭，言必己出，但也绝非毫无根基的野狐禅。其缺点在于用典过多，不足为训。苏诗避免了黄庭坚的生涩与陆游的轻率，但也难免轻率处，如稍微吸收一下杨雄、孟郊的艰深，或可药之。《病余长语》把这个缺点称为“谐”，边连宝认为诗少带一些诙谐，通俗易懂，但通体皆谐便不可取。选诗者将这些诗一体选入，有违作者本意。“‘谐’字最害事，一首中略带谐语则可，若通体皆谐，直是打油矣。坡公诗如‘宁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误剔灯花落，茶毗一个僧’等作，未免近恶，编辑者一概拉杂阑入，要非先生意也。”［１］Ｐ７２在前面的题记中，边连宝认为苏诗的缺点有两种，一是笔墨繁缛，以至于掩盖了情感的表达。二是率尔应酬者的作品过多，再加上《病余长语》所谓的“谐”，三者是苏诗的弊病，将这三种诗剔除，才能见苏诗之真，“余有《苏诗评选》一书，于此或庶几焉。” ［１］Ｐ４１１戈涛在为边连宝作的《随园诗序》表达了与他一致的看法：“学者仰天俯地作为文章，不尽读古人之书，不能自成其文；不尽去古人之书，不能自成其文。昌黎品樊绍述云：‘惟古于词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贼。’欧阳子续之曰：‘孰云已出不剽袭，句断欲学盘庚书。’绍述似无足深论，然二公之言，可参求得其道矣。”［７］Ｐ１４８戈涛认为在学习古人与自我表达之间要有一个适当的度，对比上述评语（３），这无疑是对边连宝理论的补充。
二是对前后七子、神韵说的批判：边连宝批评“北地历下诸公”即前后七子，标榜“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刻意法古，专说大话，但都是“套头语”、“奅语”，与苏诗截然相反，如有人批评“后七子”中的李攀龙诗“读至十余首，‘天地’‘风尘’‘百年’‘万里’屡出可厌” ［１１］Ｐ６３９。这与前述《杜律启蒙》所提倡相同。边连宝认为“神韵”的缺点在于刻意描摹空灵、心不在焉，他的创作则追求雄浑阔大、独出机杼。“阮亭于表圣《诗品》中最喜‘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八字。余则不然，余所最喜者‘返虚入浑，积健为雄’及‘惟性所宅，真取弗羁’十六字耳。……阮亭所取总不离‘神韵’二字宗旨，余所取者乃在‘大风卷水，林木为摧’耳。”［１］Ｐ２９连宝看到尽管前后七子与王士禛风格有异，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没有真情实感，这是他们共同的弊端。在评语（２）中，边连宝对王士禛的鉴赏提出了不同的意见，他认为苏诗的特点是阔大、自然。其病在好用佛典，但大半是口头机锋，并没有什么意义，王士禛对这类诗评价甚高，并非笃论。边连宝对“以禅喻诗”绝不苟同，他认为“机锋家大半信口胡诌”［１］Ｐ１４７，学此道者，貌似高深，实际上多半未有所得。这与上述认为王士禛“不知言”是一致的。同时，评语（２）是一则很重要的文学批评材料，展示了边连宝对朋辈诗歌的态度。其中的李露园即李基塙［２］、张晴岚即张颖［３］、董曲江即董元度［４］，都是当时较有影响的诗人。边连宝认为认为他们的诗都受了王士禛（“新城一派”）的影响，走细腻一路，“格都不甚高”。此时李基塙刚刚病故，张颖、董元度尚在人世，边连宝的评语完全是自己内心的表露，并没打算发表，因此也没收入后来写定的《病余长语》。
西南大学藏批本《施注苏诗》目前的状况是，戈涛、边连宝的批注外，尚有朱笔纪昀批注，上钤戈涛、芥舟、边连宝、随园、河间纪昀、观弈道人、昀印、晓岚等多处印记。纪昀批注与《纪评苏诗》大同小异，且前有墨笔《评点苏诗记言》一则，与《纪评苏诗》序文一致。此书前有边氏后人边凤诏的墨笔序文：
此晓岚、芥舟、家随园三先生批点本也，丙午夏杪，介公自都中来，谈及晓岚、芥舟有评点苏诗查注本甚精当，此三先生批点本，各于所评，互有指驳处，更豁人心目，实三家珍藏秘本，幸不我鄙弃，出以相示。诏谨阅之，跃然曰：“诚为后学指南，何异敬聆吾瀛三先生之训于一堂也。介公先为校阅，乃八日而毕，绝无舛讹。诏后此得见晓岚、芥舟两先生所评查注本与否，竟不能必，而至戚兄弟，文墨之交，溘然长逝，触目伤怀，因书数语于卷端，以识不忘。嘉庆乙亥秋七月，凤诏来泉。
据边凤诏序，边连宝《苏诗评选》上的纪评最迟在乾隆五十一年丙午（１７８６）就已存在，当时纪昀尚在。据《评点苏诗记言》，纪评苏诗始于丙戌五月，初以墨笔，再以朱笔，三以紫笔，后又在查慎行手批本中作夹批，最终于“乾隆辛卯八月”第五次批阅，缮写“净本”，以便省览。既然是“净本”，则不可能在前人批注上再加批注。又，观其笔迹，似非纪昀亲笔。因此，此书纪评可能是他人移录。尽管如此，将“河间七子”中最著名三个诗人的评语捉置一处，使后人得以“敬聆吾瀛三先生之训于一堂”，也是功德一件。从内容看，边连宝与戈涛意见一致较多，偶有与纪评有异者，此可见几位诗人之不同。如：
《施注苏诗》卷二《和子由记园中草木十一首》之六：“谁知念离别，喜见秋瓜老。”
戈涛夹批：“借瓜代意。”边眉批：“此当秋雨动归思也。惜芳晨而苦秋风者，人之恒情。
今乃见秋瓜之老而喜者，以念离别之故，欲其及瓜而代耳。”
《施注苏诗》卷四《望海楼晚景五绝》其四：“楼下谁家烧夜香，玉笙哀怨弄初凉。
临风有客吟秋扇，拜月无人见晚妆。”边眉批：“唐调之遗。”纪眉批：“此首格卑。”
希望有关部门重视这套书，最好能够彩色影印出版，以供研究之用。——由于边连宝《苏诗评选》关注度较小，故赘言如此。
三、戈涛对边连宝文学理论的总结
边连宝在雄县，除了与东家李斯迈交往之外，还有一些朋友来拜访他，如献县张颖、丰润谷廷珍、曲沃秦武域等，其间雄县画家梅汝龙为作《茗禅图》，戈涛、李中简、纪昀、刘炳、边继祖、朱筠、陈浩等均有题咏，备极一时之盛。这期间与之交流最多的是戈涛，主持云南乡试结束后，戈涛因母病故，乃于乾隆二十一年至二十三年守制丁忧。此时将近六十岁的边连宝开始考虑自己的身后之事。早在乾隆八年（１７４３），四十四岁的边连宝就与戈涛约定，二人后死者任传。（《边征君传》）［７］Ｐ７９乾隆十四年（１７５０）诏举经学，边连宝、戈涛同时被举，边连宝辞不赴。彼时，边连宝五十岁，其间经历十二次乡试、一次博学鸿词，皆未中，对于科名他已彻底绝望，立名节以自见成为他人生的支点，因此，这次拒朝廷之诏可以看作是边连宝苦心砥砺名节的行为。边连宝一生穷愁坎坷，加之此时大病一场，与死亡擦肩而过，更增加了他对身后之事的期待，他想在有生之年看到别人对他的认可，以稍稍慰藉落寞的内心。“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晚年的传记对他来说将是一生最大的安慰。乾隆二十二年（１７５７），他致书戈涛，乞作生传。戈涛很能理解这位忘年之交的用心，作了“倾倒骏迈，为时传诵” ［１２］Ｐ２１０８的《边征君传》，其中除了记述随园先生的高尚情操外，对他的文学成就给予了客观深入的评价：
故其率然有作，直吐其胸中所欲言。倐如风樯骏马、快剑长戟；奔流激湍、粗沙乱石，悬崖绝涧，瘦竹枯木，枒杈万状，不可睨瞩，古今文无不如是。于诗，怪变特甚。……君之诗踵韩肩孟，其纵恣跳荡，时出入太白、玉川子间。而予方踽踽学右丞、左司，偶属和，窃效君体，则蹒跚失步。君涉笔为予所为，冲如寂如，忽不知才气之焉冥也。［７］Ｐ７８
戈涛认为，随园之文直抒胸臆，一泻千里，雄奇怪异；其诗既有韩愈的雄强豪放又有孟郊的敛气约神，兼有卢仝的奇谲与李白的豪放。同时，边连宝将诗集付戈涛订正，并嘱其作序。戈涛读完所有的诗后，其评语如“硬接为妙”“奇情蓬勃”“奇趣横生”“用韵倔强，少陵衣钵”［５］等，认为随园之诗具有奇、硬、倔的特点，但语语发自肺腑，并非刻意学来，故其《随园诗序》云：
戈涛认为尽管随园诗兼有韩、孟、李、卢的神气，但其最大特点就是其原创性，而不是模仿。戈涛此言别有所指，在《边征君传》中，囿于题材，不便展开。在此将自己与随园先生的文学主张发挥得淋漓尽致。戈涛在《随园诗序》以随园诗为例，主张诗要以性情为主，在表达形式上，要学古但不能食古不化，无论是七子还是王渔洋，其拘泥的风气最终导致形式主义而丧失性情。如今“神韵说”占据诗坛，无非是前后七子的流风，他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模仿，不同的是七子模仿唐以前，王渔洋兼模仿宋以后而已。
戈涛的《边征君传》《随园诗序》《杜律启蒙序》三文，对边连宝的文学理论作了系统的阐发与总结。以“诗言志”的主旨而论，从个人经历到性情表露，是诗歌创作的真正途径，这样的创作态度自然走向对追逐“神韵”的批判。而这完全是随园先生发自肺腑的宣言，不是为批评而批评。乾隆二十六年，戈涛受县令万廷兰委托纂修《献县志》，以边连宝尝馆于献县，乃将之入《流寓传》，论其诗云：
随园先生虽短暂流寓献县，然雪泥鸿爪，足令沧江生色。戈涛在《献县志》中，将《边征君传》《随园诗序》中的观念融于一体，夹叙夹议，斐然成章。
边连宝对戈涛评价非常满意，他说：“芥舟论余诗……其中不无称许过当之词，余所深愧。独后段所谓‘随园之诗自成其为随园而已’又曰‘各有一随园者存’，则非知余知深者不能道也，故余酬芥舟有云：‘敬取一语敢拜受，行间字里皆随园。’”［１］Ｐ２１０－２１１让边连宝更慰的是，戈涛不负知己，承受着被时人嘲笑的压力，在文学理论方面坚定地和他站在一起。自乾隆十一年（１７４６）边连宝寄诗戈涛云：“近思裁伪体，可与外人论！”［１４］二人就开始了对当时流行的“神韵说”的反思，至此是一个总结。边连宝在表达感谢的《酬芥舟为作生传并叙诗稿，兼索杜、苏二家诗注叙》诗中称赞戈涛：“维公更弁我诗集，手持枹鼓登骚坛。愤然欲拔新城帜，舌锋笔阵争腾翻。人讥蚍蜉撼大树，吾谓蕞尔踢靴尖。孤军锐卒捣窟穴，百年壁垒失完坚。”边连宝说自己之所以“喋喋不已”地反对“神韵说”，原因是“诚以风雅一道所关于世道人心者为甚巨，不敢谓无与己事，一委诸泛泛悠悠之口也。”［１］Ｐ２０８他在《寄呈芥舟》中说：“一自新城张伪帜，百年坛坫走滕邾。定知感慨今犹昔，敢道英雄君与孤。大力自堪斡溟涨，小匡窃愿效微躯。廓清直是吾侪责，莫遣江河更下趋。”［１５］说明面对斯文所关，他具有强烈的责任感。
王士禛主张诗以“神韵”为主，于《诗品》独取“冲澹”“自然”“清奇”三者［１６］Ｐ２８０，强调恬淡清远、含蓄蕴藉，“言有尽而意无穷”，不提倡过于直白、外露的“沉着痛快”的风格。这在以前后七子肤廓、粗豪诗风占据的诗坛，无疑是一剂清新剂，影响一代诗风，其来有自。而边连宝所取在雄浑、疏野、悲慨一路，这与王士禛是完全不同的取向。不同的出发点，本无对错之分。“神韵说”的贡献有目共睹，然享盛垂百余年，其流弊亦随之，“不善学者，往往易流于浮响”［１７］Ｐ１７９４，从而成为诗歌发展道路上的障碍，这与“诗言志”之义背道而驰，边连宝、戈涛乃起而纠正之，是诗歌发展史上物极必反的自然规律。《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云：“边连宝与戈涛互作序言，共同驳议神韵之非，于乾嘉诗坛独树一帜。”［１８］Ｐ６８６
在雄县的六年，边连宝的生活中发生了如下的大事：友人河间左塽（１７５５）、景州李基塙（１７５５）、河间夏调元（１７５７）先后卒，任丘老屋被火，之后复被盗麦（１７５７），孙生八月夭（１７５８），妻李氏卒，自己大病几死（１７５９）。一系列的灾变，让晚年的随园先生更加贫困，他不得不在六十余岁时依然处处流寓以维持生计。乾隆三十一年（１７６６），随园先生六十七岁，迫于生计，再次动身去新安（即今安新县）教馆，当路过雄县西楼村的时候，春风骀荡，老柳飞绵，随园先生伫立良久，他想起了与自己患难与共并客死在这里的妻子。［６］
作者为河北大学文学院教师。
［１］《评选苏诗》久不为人知，２００５年韩胜先生曾去查阅，２０１６年笔者因整理《坳堂诗文集》去查阅过。
［２］李基塙（１７０１－１７５５）字露园，直隶景州（今河北景县）人，康熙五十三年举人，官湖南永定知县。有《墨霞堂诗抄》五卷。纪昀《纪文达公遗集》卷九《镂冰诗钞序》云：“畿辅诗人……雪崖以后，北士之续其响者，惟景州李露园、曹丽天、任邱边随园、李廉衣、献县戈芥舟寥寥数人。”
［３］张颖（？－１７６３），字晴岚，献县人，有《觉非子》古文一卷。乾隆《献县志》卷十《流寓传·边连宝》：“乾隆己未、庚申间，客邑东周村，与邑士张颖、戈涛友善，颖亦能诗，犹善古文，结体廉洁，征君叹弗如也。”
［４］董元度（１７１２－１７８７）字曲江，别号寄庐，山东平原县人。乾隆十七年进士，任江西定远县知县，改任东昌府教授，有《旧雨草堂集》八卷。
［５］此评语并见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古籍部藏《随园诗集》。
［６］边连宝《随园诗集》卷三十一《过西楼村故居有感》：“幽恨填膺不可裁，泥鸿雪爪又重来。半生随我偿书债，一夕从兹赴夜台。愁见柳绵仍骀荡，遥怜燕垒已摧颓。风前欲剪招魂纸，绣涩葳蕤未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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