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露疗法可用于治疗焦虑症，但它要求人们面对恐惧的情景，这可能会让人感到痛苦。因此，在没有明显意识到恐惧目标的情况下将患者暴露于恐惧对象存在的环境中，是否可以调控有助于自动消除恐惧的神经回路，来减少患有特定恐惧症的患者的恐惧对于更好地使用暴露疗法来说是关键的。在这个单中心、随机对照实验中，作者们从2013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1日在美国东北部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多民族人群中招募了18-29岁的女性。患有恐惧症的参与者符合DSM-5中对特定恐惧症的标准，不符合DSM-5中其他任何疾病，他们的蜘蛛恐惧问卷调查得分排在前10%，并且表现出对活狼蛛的伤害性躲避。对照组不符合DSM-5中任何疾病的标准，问卷调查中处于倒数30%的位置，并且没有表现出对狼蛛的躲避。随机化时间表是由开源工具（Research Randomizer Tool）生成的。一名研究助理随机将参与者分为两组，一组使用短暂暴露(very brief exposure, VBE)进行积极干预，即重复出现马赛克后的恐怖刺激(如蜘蛛)，另一组是使用马赛克后的花进行控制干预（very brief flowers, VBF）。VBE和VBF组用数字代码，以防止工作人员知道他们在进行何种干预。在10分钟的功能性核磁共振成像(functional MRI, fMRI)任务中，每个参与者暴露在16个组块（blocks）10个马赛克目标刺激(蜘蛛或花)中，与16个blocks 10个马赛克中性刺激交替出现。fMRI几分钟后，有蜘蛛恐惧症的参与者再次接近狼蛛，这样我们就可以测量恐惧行为的变化。主要结果是fMRI测量的实时大脑活动变化。所有的分析都是为了治疗。本研究共招募了82名女性，其中42名有蜘蛛恐惧症，40名为对照组。与对照组相比，VBE在蜘蛛恐惧症患者中产生了更强的神经活动，尤其是在支持情绪、情绪调节和注意系统的区域，如额下叶皮层。在恐惧症患者中，VBE组也比VBF组在这些区域产生更强的活动(例如，背侧前扣带皮层，尾状核)。VBE减少了恐惧症患者对活狼蛛的躲避。与消除恐惧相关的区域(包括腹内侧前额叶皮层)和情绪显著性加工相关的区域介导了这种效应。无不良事件发生。VBE通过调动有助于自动消除恐惧、情绪调节和自上而下注意力处理的大脑区域，无意识地减少了蜘蛛恐惧症参与者的恐惧。未来的研究应该探索VBE在其他基于恐惧的疾病中的应用。本文发表在Lancet Psychiatry杂志。（可添加微信号siyingyxf或18983979082获取原文及补充材料）焦虑症，特别是与恐惧相关的焦虑症，其治疗基础是暴露——即在可控条件下直接对抗恐惧的情况。许多证据支持暴露的有效性，但该方法是有限的，一些参与者发现该方法令人高度厌恶，这阻止他们开始或继续治疗。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无意识的恐惧加工过程引起了神经科学的兴趣。对人类的神经成像研究表明，在无意识的情况下，恐怖刺激的视觉呈现可以激活杏仁核。一贯地，心理生理学研究表明，自主恐惧反应可以在无意识的情况下被激发，并被条件性和经验性地唤起。恐惧消除的神经机制也是自动的，与意识觉醒无关。一个关键的问题是，暴露是否可以被修改，来直接驾驭这些神经机制，从而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减少恐惧症患者的恐惧，同时显著减少或不引发任何情绪困扰。我们之前的研究已经表明，在害怕蜘蛛的参与者中，重复地短暂暴露(very brief exposure, VBE) 于恐惧相关的图像（每一个都紧接着一个马赛克刺激），减少了对活狼蛛的躲避和主诉恐惧。 VBE是传统的暴露技术，旨在减少暴露的情绪强度，如注意偏差修正范式。相比之下，在VBE中打马赛克的目的是绕过主观的(自我报告的)暴露于恐惧刺激的意识，而不是分散注意力。尽管视觉暴露于蜘蛛图像会引起患有蜘蛛恐惧症的参与者相当大的交感神经觉醒和主观痛苦，并且不会减少他们在接近一只活狼蛛时的逃避，但VBE与相同的图像比较会减少恐惧逃避，而不会引起觉醒或痛苦。在之前的功能性MRI(fMRI)研究中，我们发现VBE激活了神经系统，该系统有助于恐惧症参与者的恐惧加工和调节的各种方面，但并没有使他们有意识地体验恐惧。相比之下，同样的参与者被有意识地暴露在同样的刺激下，会抑制这些神经系统的活动并诱发恐惧。然而，参与者可能经历了残留效应，减弱了VBE对恐惧调节相关区域的影响。此外，将这两种刺激类型呈现给相同的参与者，避免了评估VBE对大脑活动的影响是否减少恐惧躲避行为。在本研究中，我们的目的是测试VBE干预组和对照干预组对独立群体而不是同一个体的影响，从而使我们能够实时观察VBE产生的脑功能活动的变化。此外，我们还研究了暴露引起的大脑活动的改变，这些改变可以介导恐惧躲避的改变。基于我们之前的fMRI研究，我们假设VBE在蜘蛛恐惧症参与者中比在健康对照组中更强烈地激活大脑中支持情绪和情绪调节的区域。在有蜘蛛恐惧症的参与者中，我们也假设VBE干预会比对照干预更强烈地激活支持相同系统的区域。第三，基于对恐惧程度较小的参与者的研究，我们假设当接近一只活狼蛛时，VBE可以减少有蜘蛛恐惧症的参与者的躲避行为。最后，因为临床前期研究表明，负责自动消除恐惧的区域是腹内侧前额叶皮层，我们假设这个区域会通过VBE调节蜘蛛恐惧症参与者的躲避行为。我们在美国东北部大都市地区的一个学术医疗中心进行了一项随机、双盲、安慰剂对照的单中心研究。因为75-80%的蜘蛛恐惧症患者是女性，所以符合条件的参与者是年轻女性(年龄在18-29岁之间)。参与者通过 “关于恐惧如何在大脑中起作用的研究”的电子和印刷广告，从以社区为基础的不同种族人群中招募。感兴趣的人完成了对蜘蛛的恐惧问卷，这是一项躲避行为测试，在此期间他们逐渐接近一只活狼蛛，并完成了一项蜘蛛Stroop任务，这是一项基于蜘蛛词汇的颜色命名干扰的隐性恐惧测量。最后，他们接受了DSM-5中关于特定恐惧症的结构化临床访谈。在“对蜘蛛的恐惧问卷”的得分分布中得分前10%，表现出对狼蛛的不利躲避，在Stroop测试中对蜘蛛词汇的颜色命名有显著干扰(对蜘蛛词与中性词的反应差> 7秒)，并且符合DSM-5对特定恐惧症的标准，而不符合任何其他疾病标准的女性，有资格被纳入恐惧症组。在对蜘蛛的恐惧问卷结果分布中，得分在倒数30%的人，没有表现出对狼蛛的躲避或蜘蛛词汇颜色命名的干扰，并且不符合DSM-5标准中任何疾病的人，都有资格被纳入对照组。伦理审查获得了美国纽约州精神病学研究所、纽约州立大学(SUNY)Purchase分校和SUNY Westchester社区学院伦理委员会的批准。参与者在报名前提供了书面知情同意书。该研究没有数据监控委员会。一名研究助理使用开源研究随机化工具（Research Randomizer tool）生成随机化序列。在这项研究中，一半的参与者被随机分配到VBE(马赛克的蜘蛛恐惧刺激)的主动干预组，另一半被分配到对照干预组，在对照组中他们被展示马赛克的花朵(VBF)。另一名研究助理招募了参与者，并在他们进入研究中心时将他们分配到研究干预中。VBE和VBF被给予了代码，以避免向工作人员透露他们正在进行的干预。第三位研究助理进行暴露后的行为躲避测试。在fMRI任务之前，参与者被告知他们将看到一系列他们可能认识也可能不认识的刺激。每个fMRI任务10分钟，在此期间，参与者暴露于16个blocks，10个马赛克目标刺激(蜘蛛或花)，与16个blocks 的10个马赛克中性刺激交替。每个试验从注视点(字母X)开始，呈现时间从1000到2000 ms不等，然后是目标刺激（蜘蛛或花，30 ms）和马赛克刺激（大写字母，120 ms），或者中性刺激（30 ms）和马赛克刺激（120 ms）。所有参与者的block顺序都是一样的。每一block的刺激后，参与者在十点锚定顺序量表上对恐惧水平进行评分，其中1表示没有恐惧，10表示非常强烈的恐惧。通过测量血氧水平依赖（blood-oxygen-level-dependent, BOLD）信号，记录目标刺激与中性刺激block中的神经活动模式。fMRI任务完成后，立即进行了识别测试，以确定参与者是否意识到并能够识别被马赛克的刺激。在汇报过程中，所有参与者都接受了不良事件评估。使用Tim Trio 3-Tesla扫描仪(Siemens Medical Solution, Erlangen, Germany)获取功能图像。每个参与者在每10分钟的fMRI任务中获得351个图像容量[volume](包括6个假 volume)。在平行于前连合-后连合线的条件下采集20张T1加权图像，然后采集三维扰相梯度回波图像。覆盖全脑的轴向回波平面图像的采集参数是：重复时间1800 ms，回波时间28 ms，翻转角75º，视野22.4×22.4厘米，矩阵64×64，切片厚度2.0 mm，间隙0 mm，有效分辨率3.5×3.5×3.5 mm，每个volume有32层。每个参与者的功能图像都经过视觉检查，看是否有运动和其他伪影。图像预处理采用MATLAB 2010B，SPM 12工具包，使用以下参数：基于fMRI时间序列中最后一张β图像的强度进行归一化；基于中间层，用sinc函数插值和快速傅里叶变换进行层面时间校正；对三个平移方向和三个旋转方向进行头动校正；空间标准化到脑图谱152模板(2×2×2 mm3体素)；图像使用宽度为6 mm的半高全宽高斯核进行平滑；使用离散余弦变换高通滤波器(基函数长度128s)进行滤波。扫描前1个月和扫描后几分钟，进行行为躲避测试，以测量对活狼蛛的躲避水平。这只狼蛛被安置在一个10加仑(45.5升)的玻璃鱼缸里，鱼缸顶部有一个可折叠的屏幕，上面盖着一条毯子。测试包括10项接近任务，这些任务会让参与者逐渐靠近狼蛛：带着蜘蛛进入房间；进入房间，但不要靠近；距离水箱5英尺(1.5米)以内，但不能再近一步；站在水箱旁边；取下覆盖水箱的毯子；将手放在最靠近蜘蛛的水箱两侧；拆下并更换水箱顶盖；拆下水箱盖，脸对着打开的水箱，并更换盖子；取下水箱盖，将脸贴在打开的水箱上，并详细描述狼蛛；取下水箱盖，将整只手水平放在水箱内；并报告是否愿意接触蜘蛛(不允许接触)。实验者问参与者她是否愿意做每一项任务，如果回答是肯定的，她就被指示去尝试。每完成一项任务得一分(分数范围为0-10)。当参与者不愿意或不能完成任务时，行为躲避测试结束。主要结果是在fMRI任务过程中神经激活的平均变化，包括特异性介导狼蛛躲避行为改变的神经活动（BOLD信号测得）。次要结果是行为躲避测试的平均分数与基线相比发生的变化。在我们之前的fMRI研究中，比较了害怕蜘蛛的参与者和对照组VBE激活区的大小，我们由此计算出在本研究中招募的人数(n=82)(统计效力0.80，双尾α= 0.05)，以检测fMRI激活中中等（Cohen’s d=0.5）和大型（Cohen’s d=0.8）的统计效果大小。每个参与者的fMRI数据采用SPM 12的一般线性模型进行分析，模型有一个常量回归因子和四个独立回归因子，分别对应于目标刺激(蜘蛛或花)、第一恐惧等级、中性刺激和第二恐惧等级。将标准血流动力学响应函数与从每个事件的开始和持续时间导出的boxcar函数进行卷积，可以得到每个任务事件的BOLD信号变化。模型估计使用受限最大似然法，使用一阶自回归模型去除自相关。每个参与者与任务相关的对比图像被输入到一个组水平的随机效应分析中，以确定与每组中的中性刺激相比，对目标刺激的显著BOLD反应。采用贝叶斯后验推理进行组水平分析，以解决Eklund等人强调的问题，即参数化方法依赖团块阈值进行多重比较校正，可能带来假阳性结果。贝叶斯方法不依赖于空间团块，因此不存在参数化方法的这些问题。此外，无论是分析单个体素还是全脑体素，对给定体素的贝叶斯后验概率估计都是相同的。我们要求贝叶斯后验概率大于97.5%，且在一定程度上有8个连续体素，这足以在较小的区域(如杏仁核)区分激活和非激活。我们使用了两种基于无阈值团块增强的非参数方法来交叉验证结果。我们使用VBE的先验概念框架将激活区域分配给功能系统。为了证实这些假设，我们使用SPM中的自动解剖标记图谱来计算每个预定义功能系统中激活体素的总百分比。大脑活动的实时变化是通过一个回归因子来测量的，该回归因子模拟了每个fMRI任务中16组目标刺激和中性刺激激活的线性变化。对于每个参与者，我们为每组16个刺激blocks(VBE vs中性刺激或VBF vs中性刺激)生成了单独的对比图。然后，我们将每个block与其对应的对比图关联起来，生成一个效果图，反映每个患者在执行fMRI任务期间逐个block激活变化的效果图。将单个block效应图输入到与假设检验相同的贝叶斯后验推理分析中，以生成随机效应图，评估每个block在激活中的平均变化。对于fMRI过程中每个刺激block后提供的恐惧评分，我们在组间比较之前使用ANOVAs，以确认在16个刺激blocks中重复测量没有效果。这使得每个参与者的恐惧评分可以在不同的block取平均值，以便进行组间比较。为了评估从基线开始的狼蛛躲避(行为躲避测试分数)的变化，我们使用了一个2×2 [干预方式(VBE或VBF)×测量时间(基线期和暴露后)]的混合设计ANOVA。为了检验我们对介导VBE诱发恐惧效应的大脑区域的假设，我们在Sobel测试中使用了三个回归来评估蜘蛛恐惧症参与者的大脑活动在体素水平的显著性，通过VBE与VBF对比图(M)的β系数来测量，该活动介导了暴露(X)对行为躲避(Y)变化的影响。首先，暴露和结果之间的未经调整的关系为Y = c1X + e1；第二，暴露与中介因子之间的关系为M=aX + e2；第三，用中介因子调整后，暴露和结果之间的关系为Y=c2X + bM + e3，其中a、b、c1、c2为系数，e1、e2、e3为误差项。用Z分数检验系数c（线性回归t检验得到）和axb的显著性，可以测量中介：
线性模型回归系数a和b的标准误差计算如下：
通过绘制每个体素的p值来评估中介的重要性。P<0.05被认为是显著的。效果大小用Cohen’s d统计量和95%置信区间来衡量。如果您对任务态脑功能数据处理感兴趣，欢迎浏览思影科技课程及服务（可添加微信号siyingyxf或18983979082咨询）：
第七届任务态fMRI专题班(重庆，1.14-19）
在2013年9月1日至2016年8月1日期间，250名女性参与研究，其中82人符合纳入标准并入组(表，图1)。42人患有蜘蛛恐惧症，40人作为对照组入组。其中21名蜘蛛恐惧症患者和20名对照接受VBE治疗，另外21名患者和20名对照组接受VBF治疗。接受VBE治疗的蜘蛛恐惧症患者与接受VBF治疗的患者基线期在恐惧特征上没有显著差异(见表)。
表1：参与者的基线特征
在观察马赛克目标刺激和中性刺激的fMRI任务中，四组都一致性地激活了大脑的特定区域，包括双侧枕叶皮质、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和双侧上顶叶皮层。与对照组相比，VBE在有蜘蛛恐惧症的参与者中产生了更强和更广泛的激活。这些激活包括枕叶皮层、背外侧前额叶皮层、顶上皮层、眶额皮层、前脑岛、背内侧前额叶皮质、杏仁核、海马旁回、额叶皮质纹状体回路(包括尾状核、壳核、丘脑、额下回、背侧前扣带回皮层、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内额中回)、颞下回、颞中回和颞上回、顶小叶、额上回、运动前区、中央后回和中央前回(图2)。相比之下，对照组中VBF在许多相同区域产生的激活要比蜘蛛恐惧症参与者强得多(图2)。因此，条件-组间的交互作用高度显著(图2)。
图2 暴露干预中组间神经活动的对比
在患有蜘蛛恐惧症的参与者中，上述相似区域的激活VBE比VBF更为强烈(图3)，而在对照组中，VBF激活这些区域的能力比VBE更强(图3)。同样，这些差异导致了非常显著的组-条件交互作用(图3)。
脑激活的实时分析表明，在蜘蛛恐惧症的参与者中，在几乎所有的VBE相关区域中，随时间推移，VBE增加了大脑活动(图4)。在对照组中，活动仅在枕叶区域增加。相比之下，随着时间的推移，VBF显著增加了对照组的大脑活动，但程度并不比患有蜘蛛恐惧症参与者的高(图4)。没有观察到大脑活动随时间显著降低。
图4 暴露干预组和对照组之间暴露诱导的实时神经活动变化无论暴露与否，蜘蛛恐惧症患者在VBE期间的恐惧评分均高于对照组(p < 0.0001，效应大小为0.44)。蜘蛛恐惧症患者VBE和VBF的平均恐惧评分分别为2.0 (SD 1.3)和2.1 (1.72) (p=0.80)。在对照组中，恐惧评分分别为1.0 (SD 0.1)和1.1 (0.2)。一直以来，接受VBE测试的蜘蛛恐惧症患者都无法识别马赛克蜘蛛，尽管21名参与者中有13人在测试后立即表示他们在寻找蜘蛛。在患有蜘蛛恐惧症的参与者中，VBE比VBF更能减少对狼蛛的躲避(pinteraction=0.04，效应值0.57)。在VBE中，行为躲避测试的平均得分从基线时的4.6 (SD 1.4)增加到5.4 (1.6)，而在VBF中，行为躲避测试的平均得分从4.6 (SD 1.6)增加到4.8 (1.8)。11名(52%)有蜘蛛恐惧症的参与者在VBE之后能够更靠近狼蛛，而在VBF之后只有3名(15%)更靠近狼蛛。在蜘蛛恐惧症参与者中，介导VBE效果，减少对狼蛛回避作用的脑区是腹内侧前额叶皮层、背侧前扣带皮层、双侧梭形回、颞中回、颞上回、双侧顶上皮层以及运动和运动前皮层(图5)。这些脑区在许多轴向切片扩展，覆盖广泛的大脑体积。没有脑区介导VBF的相应作用。没有参与者报告副作用。
与对照组相比，VBE在患有蜘蛛恐惧症的参与者中产生了强烈的神经激活。此外，在恐惧症患者中，VBE也比VBF产生更强的神经激活。在有蜘蛛恐惧症的参与者中，VBE比VBF更能减少对狼蛛的躲避，而fMRI显示了介导这种效应的脑区。观察到的大脑活动模式是复杂的(图2-5)，为了有效地解释它们，我们在功能系统的先验理论和经验框架中解释了我们的发现，我们认为功能系统是调节VBE行为效应的核心。我们还对VBE激活的脑区功能提供了不同的解释。fMRI任务激活了所有四个亚组参与者中的两个一般网络相关的区域：支持视觉(枕叶皮层)和注意力(背侧前额叶皮层，顶叶上皮层)的网络，这可能表明了目标刺激相对于中性刺激的显著特征。诊断组对比表明，VBE比VBF引起某些区域更强和更广泛的激活，这些区域支持(1)情绪加工(或情感评估和反应；杏仁核、海马旁回、眶额皮层、前岛叶和背内侧前额叶皮层)，这表明蜘蛛刺激和中性刺激的情绪相关性不同；(2)情绪调节(额叶皮质纹状体回路，包括尾状核、豆状核、丘脑、额下回、背侧前扣带皮层、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内的额中回)，我们将其解释为反映对暴露的恐惧反应的抑制；(3)语言(颞下回、颞中回、颞上回和顶下小叶)相关的激活区域可能反映自动尝试识别和语义分类马赛克VBE刺激；(4)自我监控(额上回、前运动区、中央后回和中央前回)，这可能反映了对情绪状态的监控，特别是因为参与者被要求提供主观恐惧的评级；(5) 视觉和注意，这是任务驱动的系统。VBE产生的神经激活与我们之前的fMRI研究中VBE产生的神经激活惊人地相似，在我们之前的fMRI研究中，相同的暴露条件(VBE和VBF)是在一组参与者中而不是在多组参与者之间操作的。这些VBE诱导的激活在患有蜘蛛恐惧症参与者的独立样本中和在不同实验环境下的相似性支持了我们的研究结果的有效性。在患有蜘蛛恐惧症的参与者中，在支持情感、注意力、视觉和语言的大部分区域，VBE比VBF产生更强的活动。对激活实时变化的分析表明，在蜘蛛恐惧症参与者的这些相同区域内，VBE产生了线性的活动增加，并且比对照组更强。相比之下，在对照组中，随着时间的推移，VBE只在视觉区域活动增加。这些发现表明，有蜘蛛恐惧症的参与者将马赛克蜘蛛刺激处理为情绪上的显著特征，这与其他特定恐惧症的研究是一致的。与对照组相比，VBE对蜘蛛恐惧症患者的额叶纹状体回路产生了更强的激活。在患有蜘蛛恐惧症的参与者中，这种激活也明显大于VBF期间的激活，并且随着时间推移稳步增加。额叶纹状体回路被认为是一个跨诊断的神经调节系统，该系统支持恐惧反应的抑制和刺激概括(即对感知到的与恐惧刺激相似的刺激的条件性恐惧反应的概括)的消失。行为研究结果表明，VBE不会引起蜘蛛恐惧症参与者的恐惧，当他们第二次接近活狼蛛时也会减少躲避行为。因此，额叶纹状体回路的强烈激活可能抑制了对马赛克蜘蛛图像(即一般性的恐惧刺激)的恐惧反应。此外，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介导了VBE在减少狼蛛恐惧症躲避过程中的作用。先前的研究表明，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介导恐惧反应的自动消失，对情绪调节至关重要。因此，总的来说，证据表明VBE可能会通过腹内侧前额叶皮层介导恐惧消退，在额叶纹状体激活的支持下，无意识地减少特定恐惧症患者的躲避。然而，我们谨慎地给出这种解释，因为腹内侧前额叶皮层支持一系列的功能。其他调节VBE减少狼蛛恐惧躲避效应的区域包括双侧梭状回(视觉对象识别)、颞中回和颞上回(语义标记)、背侧前扣带皮层(情绪调节)和顶上皮层(注意)。这些区域可能有助于处理对蜘蛛刺激的情绪突显，这表明这种处理也有助于减少恐惧躲避。与此相关的是，在fMRI任务后的识别测试中，有相当一部分的蜘蛛恐惧症参与者报告说，他们正在寻找蜘蛛，因为他们在基线行为回避测试中接近了狼蛛。因此，该测试可能具有启动效应，强化了VBE对神经活动的影响。与VBE相比，VBF在对照组中产生的神经系统激活要比在蜘蛛恐惧症参与者中的激活强烈得多，这表明对照组参与者错误地将马赛克花朵刺激理解为与恐惧有关。VBE可能是通过习惯而产生其效应，而不是通过废止。在这种情况下, 尽管如此，通常支持情绪灭绝或情绪显著性加工的大脑区域似乎不太可能介导行为效应。此外，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区域的激活会随着习惯而减少，而不是增加。如果参与者意识到蜘蛛图像，需求特征也会影响VBE效果。然而，在VBE之后，参与者在识别测试中没有报告意识到蜘蛛图像。一直以来，VBE并没有显著增加特定恐惧症参与者的恐惧等级。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在特定恐惧症患者中，暴露在马赛克恐惧刺激下会激活支持自动恐惧处理和消除恐惧的神经回路，同时也会阻止对暴露的感知，避免恐惧体验。对神经活动实时变化的观察支持了这一解释。随着时间的推移，VBE在患有蜘蛛恐惧症的参与者中产生了强烈的网络特异性活动增加，尤其是在额叶皮质和皮层下核团的调节区域，以及有助于减少恐惧躲避的调节区域。因此，通过自动激活情绪调节系统，马赛克恐惧刺激似乎可以减少恐惧症患者的恐惧。在符合特定恐惧症诊断标准的年轻女性中，通过VBE对恐惧刺激的无意识暴露可以减少恐惧。这种效应是通过激活支持自动消除恐惧、情绪调节和自上而下注意力处理的大脑区域来实现的。未来的研究应将无意识暴露扩展到更严重的基于恐惧的疾病，并利用其潜力，靶向定位相关脑区在治疗过程中的改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