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高才： 樱花藏翰墨，元典释黉宫——写在冯天瑜先生八秩华诞之际
武汉大学樱花绽放
导读
“ 樱花藏翰墨，学术行空天马躍；元典释黉宫，精魂绕匝杏坛香。 ”辛丑小阳春，春风风人，武汉大学樱花竞相绽放，前来观赏者人头攒动！你可曾知道，在樱花簇拥下，在这所百年老校有一座文物瑰宝——冯天瑜、冯天瑾昆仲捐赠的“冯氏捐藏馆”，同样吸引着众人的眼球。辛丑春日不同的是，冯公天瑜老师正是“坐七望八”之年，笔者特与诗家潘安兴兄联袂撰联恭祝先生八秩大寿！花绽放，前来观赏者人头攒动！你可曾知道，在缨花簇拥下，在这所百年老校有一座文物瑰宝——冯天瑜、冯天瑾昆仲捐赠的“冯氏捐藏馆”，同样吸引着众人的眼球。辛丑春日不同的是，冯公天瑜老师正是“坐七望八”之年，笔者特与诗家潘安兴兄联袂撰联恭祝先生八秩大寿！
冯天瑜、冯天瑾为“冯氏捐藏馆”揭牌－吴雪 摄
我与冯先生忘年之交有年。最初相识于一次辛亥革命史探究，先生耳提面命，让人如坐春风，至今记忆犹新！自此，他对后学不遗余力，多有提携与激励。先生曾亲笔为拙作《首义大都督黎元洪》《无陂不成镇》《胡秋原》等书赐教与点评，还拨冗为拙作《共和先驱范熙壬》《高振霄传记》等作序，更让人动容。甲午春节，我前往冯府贺岁请益，冯师给我讲述冯府藏墨往事，我作《由王国维书赠冯氏“饮酒”说开去》，先后在《中华读书报》《书屋》《湖北日报》等报刊刊发。
左起冯天瑜、裴高才在王国维书赠冯永轩条幅前留影
有一次，在中华文化国际论坛上，笔者耳闻目睹，台湾著名学者在大会发言引用台湾版冯天瑜先生著述《元典：文本与阐释》的论断。此后，笔者特到书店购买了大陆版冯著《中华元典精神》拜读，并当面向先生请益。原来，自从冯先生著述的《元典》于1990年代初在海峡两岸出版后，在海内外学界引起热烈反响，当代哲学巨匠张岱年先生曾称其为学界“重大贡献”。
三十年过去了，即使是身染沉疴，化疗的折磨，冯先生仍然孜孜矻矻，持续深入探究中国文化元典精神，而且常说常新。记得前年樊星兄告知冯公重病住院的消息后，笔者前往医院探视时亲眼目睹，先生的病榻旁堆满了书籍，床上还架着手提电脑；同时，他又“八十岁学吹鼓手”，利用微信与学人进行“云交流”。
冯天瑜、姚彬彬著《中国文化元典十讲》中华书局2020.9
在庚子春战疫期间，他仍然关注现实，笔耕不辍，陆续在《光明日报》、《中华读书报》与《书屋》等报刊上发表的《“封城”之际议“生态”》与《“民吾同胞，物吾与也》等宏论，都是他长期探究中华文化元典精神的结晶。他对中华元典精神的炽热情怀，持之以恒、不断求索的学者光风，生命不息、思考不止的孤往精神，让人高山仰止。
近年，他与其弟子姚彬彬合撰的最新成果《中国文化元典十讲》即是明证。庚子深秋，先生刚刚出院，即向笔者题签了这部刚刚面世的尊著。笔者兴奋之余，敬读再三，如醍醐灌顶。作者思考的深邃性、学术的首创性及其当代价值等，令人振聋发聩。
左起裴高才与冯天瑜（中）冯天瑾（右二）及家人在捐藏馆－吴雪 摄
作为叙介中华文化元典的扛鼎之作，该书首先阐发了中国的哪些典籍堪称“元典”，元典生成的历史条件，中国元典与古希腊、希伯来和印度元典的异同关系，由此透视和而不同的中国文化特色。同时引经据典证实：元典联结古今，其精义的发展是一个有机的生命过程。进而提出了精辟的论断：回溯元典，不仅是“返本”，也是“开新”，冀全社会倾情关注元典精神的近代转换，尤其要重视元典的现实意义。值此庚子疫后，回望先生此前阐发“生态文明”的远见卓识，让人高山仰止。
冯先生题签《中国文化元典十讲》
为了让诸君了解凝聚冯师两代人心血的《藏墨》，特分享冯师为《冯氏藏札》一书所作的序言《先父冯永轩收藏的信札》之一，首发于中华读书报），以飨诸君。
链接：
冯天瑜 ： 先父冯永轩收藏的信札
“札”，本指古代用来写字的小木片，引申为公文及书信。造纸术发明前，我国的书写材料，早期为甲骨、石料、金属（如青铜器），因其笨重，又采用纺织品（称“帛”）、木片（书写后称“札”）或竹片（书写后称“简”）。汉代以降，纸张成为主要书写材料，但信函仍习惯性地称“书札”“笔札”“手札”，又称“书简”“尺牍”（牍，一尺长书写文字的木版，引申为公文或书信），更通常的称呼是“信札”。
信札是人类发明文字后传递信息的重要方式。我国现存最早写在纸上的书札，是西晋陆机（261-303）的《平复帖》。陆机“少有奇才，文章冠世”（《晋书·陆机传》），还是一位杰出的书法家，他为了祈求友人病体康复而致札问候，此即《平复帖》（“平复”即康复），是存世最早的名人书法真迹，也是存世最早的纸本书信（现藏北京故宫博物院）。
魏晋时期，书札应用普遍，不仅有传递信息的实用功能，而且透现文学及思想成就，书法艺术也得以展示。魏晋士大夫崇尚玄学清淡，讲求风度文采，其往还书信，文辞简洁渊博、书法劲拔潇洒，钟繇、王羲之、谢安等文豪都是信札高手，文义、书法并美。此后千余年间，这种信札传统流播于文士，并影响民间，成为中华文化典雅风范的一种表现，当为今人继承与发扬。至唐代，信札广用，并出现专门用以写信的纸张。明清以来，特别是民国年间，信纸愈益专门化，出现所谓“笺纸”（“笺”为制作精良、尺幅较小的纸张）。笺纸，也称诗笺、信笺，指以传统雕版印刷方法，在宣纸上印以精美、浅淡的图饰，为文人雅士传抄诗作或信札往来的纸张。民国时著名的“十竹斋笺”“芥子园笺”，上有梅兰竹菊等隐画，或印有吴昌硕、齐白石、陈半丁等人作的笺画，十分清丽。
《冯氏藏札》共189通，主要是先父冯永轩（1897-1979）于上世纪20-60年代收藏的的清代中期至民国年间文士、政要议学论政的书札手迹，另附先父友朋致函及笔者师友来信。其编目为：
一、近贤论艺
本目汇集清中晚期及民国间文士所撰信札，多有评议学术、艺文的内容。如清乾嘉之际四大书法家之一、文学家、金石学家翁方纲（1733-1818）致友人函中，讨论某抄本与刻本的优劣异同，力主“刻出一部正经书”，批评“明朝人千百种集，皆不成书耳”，表现了乾嘉学风的谨严及对明人编书粗制滥造的不齿。
又如清中叶著名思想家、扬州学派代表学者之一焦循（1763-1820），在致扬州学派宗师阮元从弟阮亨（字梅叔）函中，于春江食鮆闲议之后，介绍自编《北湖小志》已然成书，而《（扬州）足征记》正在资料搜集，可见焦氏著述之勤，笔锋又转议书法大义。此函确为雅士论艺之佳品。
金石学家张廷济（1768-1848）的一通短简，评议玉龙钩拓文及汉铜虎符，字字玑珠。
曾门四弟子之一、晚清学者、书法大家张裕钊（1823-1894）与藏书家莫绳孙函商《经籍纂诂》补刷事。
曾主持湖北学务的清末学者黄绍基（1854-1909）与友人书，议存古学堂开学事宜，并乞友人检讨《兵法史略学》《中国历史》等教材。
上：1957年冯氏全家福。前排右一为冯永轩，后排左一为冯天瑜
文学家陈衍（1856-1937），议《国学专刊》上海发行、《武夷山志》检核、刊刻《通志》诸务，以及门人龙沐勋（龙榆生，20世纪最负盛名的三大词学家之一）等注诗情形，指出“注诗颇难，不如先注其出正史者，次则诸子，次则大家诗集”，不啻为注家之方法圭臬。
历任两湖书院院长、湖北教育司司长的姚晋圻（1857-1916），为某学堂定名与友人切磋。提出“滋兰”“清汉”“规楚”或“楚规”诸名，并加文字考训。
李晋年（1860-1910），渊博的历史地理学家，《新疆图志》多出其手笔。此函戏拟八股一篇，又拟试帖诗《赋得政在养民》，再议两碑释文，表现了晚清士人的志趣情志。
曾任江夏知县、武昌知府的陈树屏（1862-1923），函议“留学毕业生具有实在价值，定有应行考试地方”，又议教育会的职能。
武昌方言学堂主事者、博学多艺的程颂万（1864-1932）与黄庵议丝竹金石之学。
美术教育家、书画家、张大千的老师李瑞清（清道人）（1867-1920）两通信函议书道之精髄，又考析一碑文的历史。
吴其昌（1904-1940），与先父冯永轩为清华国学院一期同学，后任武汉大学教授。其致外交家、汉学家时昭瀛函，申述自己留日经费困难，议及讲稿中国文化史第二部“社会之部”中某事，得李剑农先生称赏，七年前有期刊有意刊载，然吴氏慎重未发表，现因留学需款，遂拜托时氏推荐刊发。
此目诸函，表现清民间文士的生活百态及其治学讲艺的精深广大。
陶德麟（左四）冯天瑜（左一）等嘉宾在《冯氏藏墨》首发及展览开幕式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