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才预言家赵烈文预言满清五十年后局势的依据是什么
赵烈文（1832年～1893年）清时著名幕僚，字惠甫，号能静居士，江苏阳湖（一作常熟）人，是曾国藩的重要幕僚，受曾国藩保举，曾任易州知州，为曾国藩在军事上多所谋划。中年请辞归隐。赵烈文是一个很有思想的学者，对佛学、易学、医学、军事、经济之学都有涉猎。著有《天放楼集》、《能静居士日记》54卷。他准确地预言了满清五十年以后的事情，今天回头看他的那些预言，其准确程度，其论述的依据都不能不让人为之惊叹。他的预言绝不是那种巫术师的预言，而是建立在对历史的洞彻了悟，是根据历史发展的大势，人心的向背和政治经济军事现实的深刻分析基础之上的预测。
同治六年六月二十日，即公历1867年7月21日晚，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与幕僚赵烈文聊天。这时正是太平天国覆灭之际，曾国藩对中兴清朝抱有很大希望。但是他听到京城的消息，又为局势忧虑。在和赵烈文的这次谈话中，曾国藩叙述了他的忧虑，而赵烈文直接告诉他说满清的灭亡不超过五十年。从1867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满清灭亡，刚好是47年。同时他预言满清灭亡后的局面将是军阀割据，这又为辛亥革命后的局势所证明。
以下是曾国藩和赵烈文的谈话内容：
曾说：“京城中来人说，都城里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经常发生，而市肆里乞丐成群，甚至于妇女也裸身无裤可穿，民穷财尽，恐怕会有异变。为之奈何？”
赵说：“天下治安一统久矣，势必分剖离析。然而主德隶重，风气未开，若无抽心一烂， 则土崩瓦解之局不成。我估计，异日之祸，必先颠仆，而后方州无主，人自为政，殆不出五十年矣！”
曾国藩蹙额良久，说：“会否南迁呢？”
赵说：“恐怕是直接完蛋，未必能像东晋、南宋一样偏安江南。”
曾说：“本朝君德比较正，或者不至于到这种程度吧。”
赵说：“君德正，然而国势隆盛之时，士大夫食君之禄报君之恩已经很多。本朝创业太易，诛戮又太重，夺取天下太过机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
曾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庙之陨落。你不是戏论吧？”
赵说：“当着老师您，我虽善谑，何至以此为戏。”
从这个谈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赵烈文对满清五十年灭亡的依据主要有这么几点：
1、满清面临的沉重的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一方面是官府的贪腐奢靡，一方面是底层民众的极度贫困。民穷财尽，社会秩序已经开始出现无序和紊乱，就连首善之地的京城都已经出现曾国藩说的“气象甚恶，明火执仗之案经常发生，而市肆里乞丐成群，甚至于妇女也裸身无裤可穿，民穷财尽，恐怕会有异变。”说明整个社会危机已经非常沉重，如果没有一个彻底的革命性变革，这种局势的发展只会越来越严重，这是造成满清统治必然奔溃的现实依据。 2、满清统治缺乏合法性。对赵烈文说的五十年内灭亡的预言，曾国藩显然心有不安，想以皇帝道德高尚来说明局势不至于发展到赵烈文所预测的那种结局，而赵烈文则反驳说：“士大夫食君之禄报君之恩已经很多。本朝创业太易，诛戮又太重，夺取天下太过机巧。天道难知，善恶不相掩，后君之德泽，未足恃也。”赵的谈话确实非常坦率，他实际上否定了清王朝“得天下”的道德合法性。清军因明亡于李闯、吴三桂因红颜一怒大开城门而入关，所以“创业太易”；入关后为震慑人数远远多于自己的汉人而大开杀戒，如“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所以“诛戮太重”，这两点决定了清王朝统治缺乏“合法性”。而清王朝后来的君王——可能他心中所指为康、乾、嘉——的“君德”故然十分纯正，但善与恶并不互相掩盖弥补，何况“天道”已给他们带来了文治武功的“盛世”作为十分丰厚的报答，因此这些后来君主们的“德泽”并不能抵消清 王朝“开国”时的无道，仍不足补偿其统治的合法性匮缺对赵从清王朝得天下的偶然性和残暴性这两点,否定其统治的合法性的这番言论，曾国藩并未反驳沉默很久后，曾才颇为无奈地说：“吾日夜望死，忧见宗祏之陨”“祏”是宗庙中藏神主的石屋，“宗祏之陨”即指王朝覆灭，曾国藩也预感到清王朝正面临灭顶之灾 。
3、朝廷的主要当政者的素质，也是赵烈文预测的根据之一。当时，曾也承认“朝无君子，人事偾乱，恐非能久之道”，但有时又对清王朝仍抱某种希望，认为现在当朝的恭亲王奕訢（奕訢人称“鬼子六”，洋务派首领）为人聪颖、慈禧遇事“威断”，所以有可能避免“抽心一烂”、“根本颠仆”的结局。而赵烈文则坚持己见，认为奕訢“聪明信有之，亦小智耳”，慈禧“威断”反将使她更易受蒙蔽要想挽救颓局，像现在这样“奄奄不改，欲以措施一二之偶当默运天心， 未必其然也”“默运天心”颇有些神秘主义色彩，但在此更可将其理解成为一种“天道”、某种“历史规律”，现在局面如此不堪，如无体制的根本性变革仅靠 现在这样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修修补补，实则无济于事，而奕欣、慈禧均非能对体制作出重大改革之人，所以清王朝难免分崩离析的命运。赵烈文不仅对历史大势看得透彻，而且作为一个远离权力中心、根本无法近观奕訢、慈禧的“幕客”，对此二人的判断却准确异常，为以后的历史所证明奕訢确是朝廷中少有的开明权贵，近代初期的一些革新措施大都与他有关，因此当时有视野开阔、思想开明之誉，但1898年清王朝救亡图存最后机会的维新运动兴起时，他却坚决反对，证明赵在1867年对他作的仅“小智耳”的论断不虚慈禧乃至大清王朝以后不断为其“威断”所蔽所误已为众所周知，无须再赘赵的眼光，确实老辣 。
当时的曾国藩对赵烈文的判断仍然将信将疑，可是后来他在面见到满清最高统治者的核心成员后，不得不承认，赵烈文的判断是准确的。同治七年（1868）七月下旬，曾国藩被任命为直隶总督，由于直隶管辖京城四周，曾国藩终于有机会第一次见到慈禧太后、同治帝、恭亲王奕訢及文祥、宝鋆等高官，在几天之内四次受到慈禧太后的召见对此，他有机会近距离观察清王朝的“最高层”领导，而且使他能对全国的形势有更多了解，这时他才知道国家的颓败远远超过自己原来的预料，而朝中根本没有可以力挽狂澜之人同治八年（1869）五月二十八日晚上，他对刚刚来到保定直隶总督府的赵烈文坦承自己对时局、朝政的失望，对慈禧太后、慈安太后、奕欣、文祥、宝鋆、倭仁这些清王朝最高统治者们的人品、见识、能力、优点与弱点逐一分析点评了一番，分析点评的结果是他们皆非能担当王朝中兴重任之人最终，他不得不同意赵烈文两年前的论断，清王朝已经病入膏肓，难以救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