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后德国经济真的存在奇迹吗？
二战后德国经济真的存在奇迹吗？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经济一蹶不振、陷入泥潭。战争，连同希特勒的焦土政策，摧毁了20%的住房。1947年人均粮食产量只有1938年的51%，而占领国设定的官方口粮配给量在每天1040-1550卡路里之间。1947年工业产值仅为1938年的1/3。此外，德国很大一部分男性劳动适龄人口在战争中已经死去。当时的观察家认为，西德将成为美国福利型国家的最大受援国；然而，20年后，西德经济成为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羡慕的对象。战后不到十年，人们就开始在谈论德国的经济奇迹。
是什么导致了所谓的“奇迹”？两个主要因素分别是：
货币改革；
价格管制的取消。
这两件事都发生在1948年的几周之内。还有一个因素是在1948年底和1949年边际税率的降低。
变革之前
到了1948年，德国人民在价格管制下生活了12年，在配给制度下生活了9年。阿道夫·希特勒在1936年对德国人民实行价格控制，以便他的政府能够以人为压低的价格购买战争物资。后来，在1939年，希特勒的纳粹高级副手之一赫尔曼·戈林实行了定量配给制。（罗斯福和丘吉尔也实施了价格控制和定量配给，就像各国政府在全面战争期间往往会做的那样。）战时，公然违抗价格管制的人会被纳粹处死。1945年11月，由美、英、法、苏等政府组成的盟国管制委员会，赞成继续实行希特勒和戈林的价格控制和定量配给制度。他们还延续了纳粹的资源（包括劳动力）征用措施。
每个盟国政府都控制着一片德国领土“区域”。在美国占领区，1948年5月按管制物价计算的生活成本指数仅比1938年的水平高31%。然而在1947年，德国经济中的货币总量——货币加上活期存款——是1936年的5倍。由于货币是先前的若干倍，而价格只比以往高出一点点，这必然会导致短缺。而且情况确实如此。
对食品价格的控制使短缺变得十分严重，一些人开始自己动手种植粮食，其他人则在周末长途跋涉到农村以易货交易方式交换食物。耶鲁大学经济学家（后来担任美联储理事）的亨利·瓦里希（Henry Wallich）在1955年出版的《德国复兴的主要动力》（Mainsprings of the German Revival）一书中写道：
“每天，尤其是在周末，都有成群结队的人长途跋涉到乡间与农民交换食物。在破旧的火车车厢里，车顶和外架，一切可扒窃的东西早已消失了；食不果腹的人们，有时以蜗牛般的速度跋涉数百英里，到有希望觅食的地方。他们带去自己的家当——个人用品、旧衣服、家具，以及轰炸之后残存的任何物资——带回够吃一两个星期的谷物或土豆。”
易货交易在企业对企业的交易中也非常普遍，以至于许多公司雇佣了一位“补偿者”，用公司产品换取所需投入的专家，而且常常需要进行多次交易才能做到这一点。1947年9月，美国军事专家估计，在两国共管区（美、英占领区），有1/3到1/2的商业交易，是以“补偿贸易”(即易货交易)的形式进行的。
与直接用货币购买商品和服务相比，以物易物是非常低效的。德国经济学家沃尔特·欧肯（Walter Eucken）写道，物物交换和自给自足的状态，与广泛的劳动分工是不相容的，经济体系已经“退化到原始状态” 。数据证实了他的说法。1948年3月，两国共管区产量仅为1936年水平的51%。
大辩论
欧肯是“社会自由市场学派”的领袖，这是一个以德国弗赖堡大学为大本营的经济思想学派。该学派成员憎恶极权主义，在希特勒统治时期，冒险提出自己的观点。“在纳粹时期，”瓦里希写道：“这个学派代表了一种知识分子的抵抗运动，需要巨大的个人勇气和独立思想。”学派成员们相信自由市场，尽管并不彻底（比如他们相信轻度累进的所得税制度和限制垄断的政府行动是必要的）。
“一小群在德国支持自由市场的人在战争中幸存下来。这个群体的领导人物是沃尔特·欧肯……尽管在纳粹政权时期，欧肯及其同事们的公开言论受到限制，但他们彼此之间维持着一个人际网络，目的是交流在后希特勒时代建立市场导向型经济的想法，他们都在焦急地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虽然与德国以外的其他自由市场经济学家相隔绝，但他们的思想仍然受到古典自由主义者比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威廉·洛卜克的启发，他们秘密阅读和分享这两位学者的著作。”
——理查德·埃贝林
这个德国学派的成员包括威廉·洛卜克（Wilhelm Röpke）和路德维希·艾哈德（Ludwig Erhard）。为了收拾战争遗留下来的烂摊子，洛卜克提倡货币改革，以便使货币数量符合商品数量，以及废除价格管制。他认为，这两种方法对于结束抑制性通货膨胀都是必要的。货币改革将结束通货膨胀；解除价格管制将结束抑制。
艾哈德赞成洛卜克的观点。艾哈德本人在战争期间写了一份备忘录，阐述了他对市场经济的看法。他在备忘录中明确表示自己希望纳粹被打败。
另一方面，社会民主党则希望维持政府的控制权。1948年6月，社民党的主要经济理论家克雷西格博士（Dr. Kreyssig）认为，取消对价格的控制和货币改革是无效的，相反他支持中央政府的指导。与社民党持一致意见的有工会领袖、英国占领当局、大多数西德制造业利益集团以及美国占领当局的一部分人。
变革发生
艾哈德赢得了这场辩论。由于同盟国希望非纳粹人士进入德国新政府，艾哈德在1945年被任命为巴伐利亚财政部长，他的反纳粹观点十分明确（他曾拒绝加入纳粹大学教师协会）。1947年，他成为两国共管区经济机会办公室主任，并以此身份替美国占领区军事长官卢修斯·克莱将军（Lucius D. Clay）出谋划策。1948年6月20日，在苏联退出盟国管制委员会后，克莱和他的法、英同行在一个星期天进行了货币改革。其基本想法是用数量少得多的新马克代替旧马克。货币供应将因此大幅收缩，即使是在当时以新马克表示的受控价格水平上，短缺的情况也会减少。货币改革非常复杂，许多人的净财富大幅减少。最终的结果是货币供应收缩了大约93%。
就在同一个周日，美英两国共管区经济委员会在艾哈德的敦促下，不顾社民党成员的反对，通过了一项解除价格管制的法令，允许并鼓励艾哈德取消价格管制。
整个夏天，艾哈德都在为西德经济去纳粹化。从1948年6月到8月，纽约联储经济学家弗雷德·克洛普斯托克（Fred Klopstock）写道，“一个接一个指令地取消价格、分配和配给的管制”。蔬菜、水果、鸡蛋和几乎所有制成品都不受管制。许多其他商品的限价都大幅提高，许多剩余的管制措施也不再执行。艾哈德的座右铭应该是:“不要光坐在那里；解除一些管制。”
记者埃德温·哈特里奇（Edwin Hartrich）讲述了以下关于艾哈德和克莱的故事。1948年7月，在艾哈德主动废除了食物配给和所有价格管制之后，克莱对他发起了质问：
克莱：“艾哈德先生，我的顾问告诉我，你的所作所为是犯了一个严重错误。你对此有什么看法？”
艾哈德：“将军先生，别理他们！我的顾问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哈特里奇还讲述了艾哈德在同一个月与一名美国陆军上校之间的对峙:
上校：“你怎么敢在食物短缺时放松我们的配给制度？”
艾哈德：“但，上校先生。我没有放松配给制；我已经废除了它！从今往后，人们唯一需要的配给券就是（新）马克。他们会努力赚得这些马克，等着瞧吧。”
当然，艾哈德的预测是对的。解除对价格的管制，使买家能够将他们的需求传递给卖家，而不受配给制度的阻碍，且更高的价格使卖家有动力供应更多的产品。
随着货币改革和物价放开，政府还削减了税率。一位名叫沃尔特·海勒（Walter Heller）的年轻经济学家，在1949年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这场改革。海勒当时在美国驻德军事政府办公室工作，后来成为约翰·肯尼迪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为了“消除极高税率的抑制效应，”海勒写道：“在货币改革时期，军事政府第64号法令在整个[西德]税收体系中大出风头”。
企业所得税原本为35%-65%，现在简化为50%。尽管个人收入最高税率仍维持在95%，但只适用于年收入超过25万旧马克的部分。相比之下，在1946年，同盟国对所有收入超过6万旧马克（相当于约6000新马克)的部分征收95%的税。到了1950年，中等收入德国人的年收入略低于2400新马克，边际税率为18%。同样一个人，如果在1948年赚得了相等价值的旧马克，那么就会进入85%税率的纳税等级。
变革之后
这对西德经济产生了惊人的影响。瓦里希写道:“这个国家的精神面貌在一夜之间改变了。那些在街头徘徊、不停寻找食物的人，原本面容阴郁、饥肠辘辘、死气沉沉，现在恢复了勃勃生机。”
周一，6月21日，商店里摆满了商品，因为人们意识到，拿这些东西去销售所赚得的马克，将比旧货币值钱得多。海勒写道，改革“迅速重新确立了货币作为首选交换媒介和货币激励作为经济活动的主要推动者的地位”。
由于现在可按市价出售，原本供应不足、被人囤积的货物，突然从藏匿之处现身。1948年下半年，工业生产比6月份增长了46% 。一年之后，也就是1949年底，产量比1948年中期实施改革时高出了81% 。在管制废除之初的价格飙升以后，到1950年底，在更开放的市场上提供的更多工农业产品大幅降低了生活成本。德国的经济复苏之路，使它的产出和生产增长率，在20世纪60年代一直遥遥领先于几乎所有西欧国家，包括那些战胜国如英国。
——理查德·埃贝林
旷工事件也直线下降。1948年5月，工人们平均每周仅工作9.5个小时，一部分原因是他们用劳动换来的钱并不值钱，另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要外出觅食或以易货方式换取食物。到10月份，平均旷工时间降至每周4.2小时。1948年6月，两国共管区工业生产指数仅为1936年水平的51%；到了12月，该指数已升至78%。换句话说，工业生产增长了50%以上。
1948年后，工业产量继续高奏凯歌、突飞猛进。到1958年，工业产值以1948年货币改革之前6个月（年化）增长率4倍多的速度增长。人均工业产值则以3倍多的速度增长。相比之下，东德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则步履维艰、停滞不前。
艾哈德的想法奏效了，新联邦德国的第一任总理康拉德·阿登纳，任命他为德国第一任经济部长。艾哈德长期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963年自己成为总理，在总理任上又一直干到了1966年。
马歇尔计划
这一叙事中没有提到马歇尔计划。难道不该把西德的复兴主要归功于这项计划吗？答案是：不应该。原因很简单：马歇尔计划对西德的援助力度并没有那么大。截至1954年10月，马歇尔计划和其他援助计划的累计援助总额仅为20亿美元。即使在援助达到顶峰的1948年和1949年，马歇尔计划的援助还不到德国国民收入的5%。其他获得马歇尔计划大量援助的国家，增长率要低于德国。
此外，西德在接受援助的同时，还支付了远超1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和赔偿金。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同盟国每年向德国收取72亿德国马克（24亿美元）作为占领德国的费用。(当然，这些占领成本也意味着德国不需要为自己的国防支付费用。)此外，正如经济学家泰勒·考恩（Tyler Cowen）指出的那样，比其他饱受战争蹂躏的欧洲国家更依赖自由市场的比利时，从战争的废墟中恢复得最快，而且比利时的复苏要早于马歇尔计划。
结 论
在许多观察者看来像是“奇迹”的事情，实际上并非什么奇迹。艾哈德和弗赖堡学派的其他学者预见到了这一点，他们明白通货膨胀、价格管制和高税率可能造成的损害，也就明白终结通胀、取消管制和降低高边际税率可以释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进步。
附录：关于对德国经济奇迹没有特别意义的反驳
有一些东欧学者认为，相对来说，德国经济奇迹同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在任何一次严重经济危机和战争后，世界上到处都出现一种普遍的、自动的重建过程，因为人们不想长期地过贫困生活，于是就全力以赴，千方百计把经济搞上去。因此，德国战后经济奇迹的出现是一种正常的普通现象，没有什么特别意义，不应从思想和理论高度作过多的解释。
德国艾哈德基金会前干事长批驳了这种观点：
第一，西德的重建不是在战争的末期1945年5月开始的，也不是在战争结束后的1946年和1947年，而是在经过3年贫困后才开始的。具体说，是在1948年6月货币和经济改革之后才出现了第一个好转迹象。
第二，用匈牙利学者这个命题不能解释，为什么这种重建现象没有在世界上所有地方出现，为什么1948年后没有在法占区和苏占区出现，而且苏占区在战争中所遭受的破坏不如英美占领区严重。
据统计，在西占区22%工业设备被破坏或毁掉，在苏占区不到15%。后来由于拆卸运走工业设备等原因，使后来的联邦德国的工业主体只相当于1939年国民资产的16%，在民主德国约相当于18.5%。当然，也有人反驳说这些设备和机器都已老化，就是说把它们用来用于和平生产是不可能的，但无论如何，这是一个重要的物质基础。当时，在苏占区实行了集体化和社会化；而在法占区虽也实行了货币改革，但没有很好地实行经济改革。
在德国和世界都在称赞德国出现的经济奇迹时，作为经济奇迹之父的艾哈德不但不感到“当之无愧”，反而明确表示不赞成这种观点。1957年，他在《来自竞争的繁荣》一书中严肃指出，“经济奇迹”这种说法是不成立的。西德在过去九年中发生的一切，绝不是奇迹，而是全体人民辛勤劳动的成果。他们在自由的原则下，有机会来发挥个人创业的精神和能力。如果德国这个例子对别国有些价值的话，其价值只能是向全世界证实个人自由与经济自由所能带来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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