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鸿恩的独特经验

刘鸿恩（1827～1887），字位卿，号春舫，清代河南尉氏县（即今河南尉氏县）人。道光二十六年进士，官任陕西风道署按察使，于同治三年辞官，返回故里。 刘鸿恩本为文人，素不习医，后因素体多病，时取医书观之，因病学医，究心医理，而有所得，终而通过自学而成一位医家，因此，其学术有别于当时之主流医学。

　　刘鸿恩之《医门八法》于光绪六年（1880）成书，亦有别于一般医书，关于此书之著，刘氏自言：“予儒生，非医士也。每于谈文之下，兼谈医，即以谈文之法谈医，举一证以为题，每题作一篇，振笔直书，毫无忌讳，二年之久，共成若干篇。非欲公之于人，传之于后也，特以自备不时之需耳，是以言多戆拙，亦不删焉。”

　　《医门八法》共四卷，卷一论八法及温病，卷二与卷三论杂病，卷四论妇儿之病。之所以名为“医门八法”，是因刘鸿恩认为阴阳、表里、虚实、寒热八者为“病之格律也，病症虽多，不能出此范围。以此查病，病无遁情，医无余蕴矣”。传统中医多认为阴阳为八者之纲，可统其余六者。而刘鸿恩对此则另有自己的认识：“寒热者，由虚实而生者也”；“表里者，虚实寒热所在之处也”；“阴阳者，则合六者而兼统之，尊而不亲者也”；故“八法虽并列， 尤以虚实为重”，“虚实者，病之格律也”。而虚实两者相比，又以虚证为主，因五脏皆无实证，故“虚者，病之格律也”。与之相应，刘鸿恩治病重视虚实辩证，多以攻补取效。 如痢疾一病，传统多强调据痢色红白而定其寒热，采用温法或清法。刘鸿恩则认为“此舍本而治标”也，主张“分别虚实最为紧要”。因为寒热生于虚实，证属实者仅清热而不去其实，则徒伤胃气而无损于病；证属虚者仅顾其寒热而不补虚，则疾仍不愈。所以他治痢疾所自订的加减芍药汤，和独梅汤即以逐邪或敛肝补虚为主。

　　由于刘鸿恩重视虚实辩证，故其对虚实辨证的体会有独到之处，常言人所未能言，如：“大凡周身俱见大实大热之证，而一二处微见虚象，则吃紧照顾其虚；周身俱见虚象，而一二处独见实证， 则吃紧斡旋其实”。

　　在治疗杂病方面，刘鸿恩独重肝脏，重用乌梅。他认为：“肝为五脏之贼，如人中之小人……，最难调理”，故诸病多生于肝，不特肝气痛、胁痛、证仲、不寐、吐血、头痛等症宜为肝气盛所致，它如痢疾，泄泻、腹痛、胃痛、噎膈、呃逆、肿蛊、霍乱等所有关乎脾胃者，亦无不是肝木鸱张所生， 因为“肝属木，脾土正其所克，是以先受其伤，而脾土失职，水谷入腹停而不化，是以诸病丛生矣”。而肝木鸱张的原因，是因肝血虚少，以至“肝燥则不能安其常”。治肝燥血虚，“惟有敛之之法，可以戢其鸱张，方合虚者实之之义，无奈虚不受以补，更加胀满，因思肝木正在恣肆，施之以补，直不啻助桀为虐，惟有敛之之法，可以戢其鸱张。待其就我范围，然后渐施补剂，可惜无此药品耳。思之既久，忽得乌梅。用以敛肝，应手辄效，推而广之，凡系肝经病证，用之皆效，因名之曰独梅汤。此诚肝木脾木之救星，而予可谓乌梅之知已也”。因此，刘鸿恩自号“知梅学究”。

　　考全书62种杂病中，有52个用乌梅，可见刘氏用乌梅之频。独梅汤是用乌梅一味煎汤，白糖冲服，为刘氏所自创。在《医学八法·卷二·吐血》中刘鸿恩对独梅汤解释道：“五味入腹，各归所喜，脾喜甘，肝喜酸，乌梅酸而敛，白糖甘而清，服之则肝脾各复其常。”刘鸿恩以其治因肝阴不足，肝气躁动所引发的多种疾病，如鼻衄、胃痛、吐血、噎膈、发热等。具有“不止泻而泻止”，“不止血而血止”，“不止嗽而嗽自愈”，“不清热而热自消”的功效。刘鸿恩还根据病情将独梅汤与其它方药结合运用，使其适应面更广，更贴近病情。如加甘草，成乌梅甘草汤；加人参，成参梅汤；独梅汤与四物汤结合，则成乌梅四物汤；与参芪结合，则成参芪乌梅四物汤等。尽管刘氏对乌梅情有独钟，难免过誉，但其对乌梅应用确有其独到之处，学术思想至今仍有影响。如现代河南东南当地仍有不少老中医善用乌梅、喜谈刘氏，似也可佐证其用药经验是经得起重复的。

《医学八法》的另一鲜明特点是，全书并非单纯之临床经验，很多内容是作者“无病时取医书加以评骘，且汇各种医书互相考正”之评语，上至秦汉时《内经》，下至当时之《济阴纲目》，内容丰富。由于刘氏非“科班”出身，所以其言较少笼统套语，多源于自身体会，时有新意，颇多启发。且较少顾忌，敢言人所不敢言，对医圣仲景亦直指其误。正如刘鸿恩自言：“既有真言，不妨直言，心存顾忌，则语必含糊。”但亦因如此，难免语言过激，有一偏见。但毕竟瑕不掩瑜，有其独特的价值，“该书其义简而赅，其论确而当，其辨证则语焉必详，其立方则择之微精，缕晰条分，”（徐元春序）故此书成后，当时士人莫不以先睹为快，“争抄者几乎洛阳纸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