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城》的生命诗学：“美丽总是愁人的”
摘要：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始终贯穿着“美丽总是愁人的”这一诗学命题，它蕴含着作家对历史、现实、人生、生命等诸多问题的艺术思考。《边城》正是作为践行这一命题最重要的文本，它以特有的现代叙事方式阐发了作者对“美令人忧愁”的认知，“美令人忧愁”又赋予《边城》深邃、悲郁的哲学意蕴与美学风格，二者缺一不可地复原或者说是建构了诗意、健康的生存方式。在《边城》中，“美令人忧愁”这一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感性与人世沧桑、并且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意识分裂倾向或悖论性的命题，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阐释，而生命的悲剧意蕴也正是在对这一命题的书写、阐释中得以深度呈现。“美令人忧愁”这一曾经中断了的诗学传统，在沈从文手里得以弥合，焕发出更加夺目的现代光彩。
关键词：生存 生命 悲剧 诗性
20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在经历了民族的大苦难、大悲恸、大震荡以及更加“丰富深刻”的人的现实生存与生命的体验，使得沈从文再一次有机会沉下心来，以“清明无邪的眼……无渣滓的心”，抱着“对一切人生景物凝眸，不为爱欲所眩目，不为污秽所恶心……也不为尘俗卑猥的一片生活厌烦所逃遁，永远那么透明的看”的心境，〔1〕与人类、与民族、与生命、与自己的心灵倾心交谈。其时，沈从文思考、探询的问题很多：战争与和平、自然与生命、历史与文化、真实与虚妄、具体与抽象、受难与祝福，以及生与死、怕与羞、爱与美……。在这诸种命题的追问中，沈从文思考最多也最具“深度”的，仍然是以一个纯粹作家的视域与诗学眼光，探察和追询“人”的存在的种种及生命的“反复无常”，而这一切，又都是在对自己过去已有创作经验的基础上的反顾与深化，在《水云》和《〈看虹摘星录〉后记》等文论中，他试图从内外两个方面对自己十余年来创作的心理和动机进行阐发，前者是对自我世界的精神分析和解剖，后者是对自己的读着和外部环境的界说。令人吃惊或足以引人注意的是，无论是内向的深掘还是外向的廓清，“美丽总令人忧愁”，〔2〕“美丽总是愁人的”，〔3〕“尤其是美，不能在风光中静止。人生可悯”〔4〕等这一关于美的形而上话题屡屡出现。为此，沈从文还特别提醒人们注意：“我的新书《边城》出版了，这本小书在读者间得到些赞美，在朋友间还得到些极难得的鼓励。可是没有一个人知道我是在什么情绪下写成这个作品，也不大明白我写它的意义。即以极细心朋友刘西渭先生的批评说来，就完全得不到我如何用这个故事填补我过去生命中一点哀乐的原因。”〔5〕显然，这些感慨真切地坦露出沈从文多年来在“理性”、“情感”、“必然”、“偶然”、“历史”、“现实”当中苦苦挣扎的生命情状，也将其深重、持续的危机感、焦虑意识凸现出来。实际上，这种矛盾、分裂的心理早在此前面世的《边城》中已尤为明显地投射出来。在《边城》中，“美令人忧愁”这一蕴含着深刻的历史感性与人世沧桑、并且本身就包含着巨大的意识分裂倾向或悖论性的命题，得到了最大程度的阐扬，而生命的悲剧意蕴也正是在对这一命题的书写、阐释中得以深度呈现。它使《边城》最终得以超越爱情故事的表层，在“哲理与诗性”的精神空间拷问历史和生命的真意义与真价值，也成为了反映沈从文心理现实最重要的文本。
一
就文学形态而言，中国文学历史上虽然没有产生出像希腊悲剧那样的严格意义上的悲剧，但中国诗学却从来都不缺乏悲剧意识、悲剧情怀以及那种别具一格的对于社会、历史和现实的悲剧性进行认识、结构和把握的文学艺术作品。所谓悲剧意蕴，往往就是从这些具体的艺术创造中透射出来的。中国文学史上，表现“忧”、“愁”情感意识的作品是建构中国抒情文学传统及其悲剧精神的强有力的一脉。“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忧愁不能寐，揽衣起徘徊”；“慨当以慷，忧思难忘”；“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消愁愁更愁”；“试问闲愁多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这些“忧”“愁”虽然有其特定历史时期与个人遭际的具体内涵，但究其情感形式，却较为相似，即由对存在的执着与渴望、对生命的质询与感悟而生就的，有时甚至表现为一种无特定对象的、非理性的忧患意识和悲剧性体验。它使这些“忧”“愁”溢出了特定时代的限囿，表达出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的人类意识和悲剧意识。
同样，沈从文的“美丽总令人忧愁”，也属于一种“生存与生命”的忧思，它在情感体验和悲剧意识的自觉上与上述情感形态并无多大的区别，表现的都是对美丽的生命或事物易于毁灭、变化无常、不能长存的担忧和伤感。在沈从文眼里，“美”的范围极为宽泛，“我过于爱有生的一切，……因为在一切有生中我发现了'美’”。〔6〕这种美，可以是自然之美，是人情、人性、人伦之美，在终极的意义上，还应该上升到生命之美。对此，我们可以从情感、哲学及美学等诸多维度和层面来把握这个命题，它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内涵：首先，湘西（少数民族）苦难深重的历史与现实生活的坎坷，都使耽于幻想、感情丰富而又敏思的沈从文，无论是在直觉上还是理智上都意识到“美”的脆弱和易逝，同时恰恰是因为“美”的易于毁灭，这一认知也就宣告了美的不可长存以及追寻的痛苦与伤感，这又往往会使人在遇见任何美的事物时，都在内心深处生发出对其前途未卜的命运的忧惧和担心；或是在追忆往昔的美好时，对于美的不可停留、“不能静止”产生浓重的感伤。这就产生了难以避让的矛盾，并且这矛盾有可能循回往复——正像王国维曾经遭遇过，而最终也未能解决的“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的哲学难题与人生困境——对于人世间美的极度热爱的情感，与理性看待美的历史与未来，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一冲突应该也是沈从文对现实永远所持悲观态度的重要原因——面对美，无论你在理智与情感间选择哪一个，似乎都不能使人得到快乐，这也就使沈从文陷入了两难境地，不管是在哲学层面还是诗学层面。当然，能够陷入这种矛盾本身，正表明了沈从文作为一个哲思与诗性气质兼具的作家面对生命和人性之美时，在情感上的真诚、执着与认知上的深刻。
而正视、接受进而揭示这种矛盾，则需要勇气。因为它不仅暴露出生活中的不完美，比如人在生活和命运面前可能遭遇到的无能为力的境遇，比如生命过程中全部的理性和非理性以及由之造成的混乱性和偶然性，正像这一意识领域的社会历史形态、生活现实所呈示给我们的那样，——同时也要求我们去直面、挑战它。另外，它的意义还在于，从哲思的层面标识出一种现代的眼光和真正现实主义的态度。实际上，与沈从文同时代的那些极具现代性的世界级作家卡夫卡、昆德拉、格里耶以及哈维尔等都在形而上的思索中严峻地拷问过人类现实生存境遇中的悖谬性存在，而在中国民间的生存智慧中，这种偶然性和混乱性则常常被解释为“命运”或“天意”。西方作家揭示这种生存困境的目的是要引导人们更好地把握它从而清醒强大地活下去；而中国传统的这种认知信仰却只是让人们浑噩地屈服于命运并受其摆布，不作抗争。二者最根本的区别在于，人们是否能以真正清明的理智和“强力意志”，认识和面对这种“不凑巧”，如何“用'意志’代替'命运’，把生命的使用，在这个新观点上变成有计划而能具延续性”。〔7〕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会在洞悉了生存的荒谬本质后，还能够发掘出生存下去的勇气，也才能够将生存本身这样一个在所谓“理性”之外同时亦充满荒谬和偶然的过程进行到底，让“生命本身……即如火焰，有热有光。”〔8〕沈从文一生都在目睹和体验生命悠忽不定的存殁流散过程，这在《我的自传》、《湘行散记》、《湘西》等作品中都有极为沉重的记载，而他“内心承受着自己骨肉的故事重量比他所写的任何故事都更富悲剧性”，以至于“弄得忧郁孤僻不像个正常'人’的感情了。”〔9〕即使如此，他也还是竭力去用这种真诚的理性，看待美的偶然性和脆弱性，“在某一点某一事上，你得有点信天委命的达观，你因此才能够泰然坦然继续活下去”。〔10〕这一认识，还可以从沈从文常常在“美令人忧愁”之后还淡淡附加的那句“可是还受用”的话里得到印证。由此，沈从文进一步阐释自己对生命无常的思考，使人们能够从他的作品中可以“见到我对于生命的偶然，用文字所作的种种构图和设计”。〔11〕——他一直都试图以理性捕捉和驾驭情感，梦想着并孜孜以求地建筑“人性的希腊小庙”，期望能在这个世界中完成“民族品德的重造”。这种意向再明确不过地表达在比《边城》更为舒展和明朗的《长河》中，沈从文借夭夭之口宣称：“好看的应该长远存在！”——这一切，都或隐或显地标示出沈从文作品中蕴涵着的人类理性的反思批判意识以及对于生命永不失望的韧性精神。
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对沈从文来讲，上述矛盾的情感和心理其实又是那么根深蒂固、无从摆脱。当“分析现实，忠忠实实和问题接触时，心中不免痛苦”，“人事上的对立，人事上的相左，更仿佛无不各有它宿命的结局”。〔12〕沈从文深刻地意识到，湘西的过去和现在必将被汹涌到来的现代化浪潮所吞没，而这个极具中国传统美德与传统生活方式的地方，其实已经开始不可避免地走向没落，现实的纷扰和对“生命诗性栖息” 家园的渴望相互对峙，不断侵蚀着三三、翠翠、夭夭们的生存世界，也不断撕扯着沈从文的内心，使他在“情感与理性”的困境中左突右冲，“生命或灵魂，都已破破碎碎”，“我又照例成为两种人格……好像一个对生命有计划对理性有信心的我，被另一个宿命论不可知论的我战败了”。〔13〕这里，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出沈从文的这种“心灵的冲突”，不仅是属于他个人的，而是属于那个时代颇具现代性特征的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一种心理情绪。在一个弃旧迎新的历史蜕变期中，这种怀旧、迷惘、感伤和痛苦，恰恰也是沈从文作为一个现代作家对人性、对生命思考的进一步深化，从而也使 “美令人忧愁”这一生命诗学命题，成为了沈从文的人类观、人性观、生命观、美学观的中轴。
另外，在沈从文眼里，文学是净化人心、重建国家、塑造民族品德最重要的途径和不可放弃的武器，“一个伟大作品，总是表现人性最真切的欲望——对于当前黑暗社会的否认，对于未来光明的向往。一个伟大作品的制作者照例是需要一种博大精神……且能组织理想（对未来的美丽而光明的合理社会理想），在篇章里，表现多数人在灾难中心与力的向上，使更大多数人浸润于他想象和情感光辉里……。”〔14〕由此，沈从文进一步认为：“一个小说家才真是谪仙人，他一念红尘，坠落人间，他不断体验由泥淖至青云之间的挣扎，深知人在凡庸、卑微、罪恶之中不死去者，端因还承认有个天上，相信有许多更好的东西不是一句谎话，人所要的是诗。”这样的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注入的应该是“一种诗的抒情”，方能够“增加他个人生命的深度，增加他作品的深度”。〔15〕——于是，沈从文的困顿、挣扎和希望，经由“美令人忧愁”这一主线，在《边城》等作品中表现得那么深重和悲凉，而“这一来，我过去痛苦的挣扎，受压抑无可安排的乡下人对于爱情的憧憬，在这个不幸的故事上，才得到了排泄于弥补”。它终于让人们从这个“乡下人”的作品中看到了“一种燃烧的感情，对于人类智慧与美丽永远的倾心，康健诚实的赞美，以及对于愚蠢自私极端憎恶的感情”。〔16〕
二
走向创作成熟期的沈从文，几近乎在他多数的作品中，都贯穿了“美令人忧愁”的这一诗学主线，而最具阐释力同时又让人回味无穷的当然还属《边城》。整体来看，《边城》是以建构∕解构的意义构成与叙事方式，艺术地复现了“美令人忧愁”的命题。
《边城》呈现出明显的重造民族灵魂和道德回归的冲动。它突出的一点是，沈从文在塑捏人物性格的特征时，并不用心于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而是力图让他们成为某种道德品质或某类性格的代表。此外，沈从文大量描写湘西淳朴的民风、优美的环境以及包含着厚重历史人文内容的风俗习惯，着力为美好人性的生成提供相宜的背景。老船夫具有历经沧桑但善良达观的品质，翠翠是湘西山水长养的纯洁精灵，天保、傩送正直厚道，这都是作者的有意为之。在《边城·题记》和《长河·题记》中，沈从文曾以极为理性甚至是一位道德家的态度，惊呼农村社会原有的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的现实，〔17〕，因之，他要以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18〕的文学样本，写给那些“有理性”、“很寂寞的从事民族复兴大业的人”看。〔19〕除此而外，《边城》还是沈从文自己为过去和现实“疗伤”的梦想，一个由之可以使自己的情感（“痛苦”）和理想（“憧憬”）得到“排泄和弥补”的梦想。
但极为吊诡的是，《边城》一开头，沈从文就详尽地叙述了翠翠母亲的悲剧，也就是说，无辜、善良的祖孙俩背负着这个可谓是“从天而降”的悲剧，已经孤独、“寂静”的生活了十五年。而这个悲剧产生的根源则是因“朴素的善”——是做军人的责任、尽孝的责任和情爱的责任的无法调和所造成的。第五章开始，翠翠第一次袒露心事，本该高兴也一直说笑的祖父忽而“仿佛看到了另外一种什么东西，轻轻地吁了一口气”。显然，纠结的往事以及由之带来的对于命运轮回的担忧和疑惧，紧紧地攫住了老人的心。第七章呼应第五章，点明了“翠翠的长成，使祖父记起了些旧事，从掩埋在一大堆时间里的故事中，重新找回了些东西。这些东西压到心上很显然是有个分量的。”但祖父还是试图摆脱这个似乎命定的轮回，他“不能完全同意这种不幸的安排”，想竭力尽到自己的责任，让翠翠有个幸福的着落。然而，在这之后，作者对那个本来就不甚明了的爱情故事的诗意描写就慢慢转至为对这些善良生命之间发生的难以言说的误会的铺陈，沈从文甚至有意隔断了他们可能沟通的一切机会，让“不凑巧”作梗下的悲剧一幕又一幕地上演，最终的结果是走的走，亡的亡，孤雏翠翠最后独自一人等着归期无定实际上再也不可能归来的爱人——至此，这个美丽忧伤的故事壅塞住了人们的胸口，悲凉之气浸透全身，使人永远难以释怀。而这样的结局伴随着“白塔的坍塌”，再明显不过地喻示着整个理想世界的倾覆。
另外，表面上看《边城》是在写爱情，爱情故事也确实构成了小说的叙事线索与结构框架。但从文本的深层意义构成看，翠翠和傩送的爱情，更多的是象征，是美的象征和生命形式的象征。与沈从文大量描写的其他任何一个热烈奔放的情爱故事都显然不同，《边城》里的爱情是提纯、抽象后的“思无邪”式的爱情。作者将它写得干净而又轻灵，竭力将这份“美”摹写到了极致。沈从文常从婚姻爱情的角度揭示人性的本来和生活的实质，从更深的层次上说，《边城》中的爱情其实更可看作是湘西式的人生形式和生活形态的集中体现。这个爱情故事中包蕴的所有并存着的痛苦和热情、美丽和琐碎、悲哀和诗意，都更是属于本色的生存和人生的。沈从文最终要表现和探索的，的确是一种人生形式，优美、自然、健康、向上的人生形式。然而，他满怀热烈的愿望真挚地表现它，又苦心积虑地摧毁它，它的存在，几乎就是为了诠释“美令人忧愁”的悲叹。这显然是有悖于一般读者的阅读期待的，更何况，造成这些悲剧的，还是“不凑巧”，是“朴素的善”摆布和捉弄的结果。〔20〕
沈从文对优美人生形式的有意建构和故意解构，表现着作家自身对这样一种人生形式能否得以存在的质询与拷问。可以说，在沈从文身上，悲观主义与乐观主义、现实与理想、道德家与作家融合的如此紧密，表现得又是如此矛盾又恰如其分——在现实的维度上，他是个清醒的悲观主义者，在他精心营造的“湘西世界”里，到处留下的是悲郁和感叹，很难见到几出喜剧！而他的都市故事，更是一团糟，人生形式的各种“病相”充塞着整个世界。但当他追忆过去、面对未来时，自身柔和悲悯的情感和对理想的精神追求，又使他不断试图弥合生存的悲剧，为生命增添一点亮色。《边城》叙述了翠翠在历经一切变故之后坚韧而努力地生存下去的勇气，她坚信爷爷留给她的“一切要来的都会来，不用怕”的人生信条。然而，沈从文又如此了然，生存的现实性和荒谬性就在于它的不可预料和必须承受。结尾处，翠翠在白塔边孤独的背影和几乎无望的希望，在某种程度上既标志着更高理性的复归，也突破了传统小说和戏剧中常见的大团圆式的肤浅的乐观主义结局，使小说具有了挥之不去的悲凉和感伤。这是一种更加深刻的对人的生存方式、生命形态彻悟后的“忧愁”。《边城》甚至暗示出，人生似乎永恒地植根于痛苦和不期然的挫折中，这才是人生和生命存在的真相；人类得以生存以及面对的生活世界本身充满着“总令人忧愁”的全部偶然性、不确定性和荒谬性。沈从文清醒地意识到，正是由于人类生存的这种悖谬性以及人们面对苦难和凌越苦难的努力，生生不息的生命之美才得以焕发，生命本身才成为奇迹。因此，沈从文恰恰是要通过生命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因素挖掘出人性中更普遍、更闪光的美——一种带有永恒价值的并永远具有“确定性”的人生内容与普世价值的——人性美。显然，“美令人忧愁”的诗学命题，源于现实人生之中，又超然于现实之上，它寄寓着一个现代中国作家在形而上的层面上对人类生存境况的基本判断，而《边城》正是沈从文对这一命题的自觉地有意识的文学实践，如果看不到这一点，或许就像沈从文曾难免悲哀的那样：“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略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略了。”〔21〕
因此，正像屈原的《天问》，它只是一种寻求解决某种困惑的途径，其意义和目的并不在于提问及如何提问，而在于试图穿越怀疑的深渊，为有价值的生存寻找到真实可靠的依据那样，沈从文在《边城》中，也是通过书写无处不在的悲剧，怀疑和质询生命及其存在的意义，在“美令人忧愁”的疑惧背后，更有着追寻生命的价值、意义和基本信念的热情。正像他在题记中暗示的，他想让人们能有所凭借，据此，在这个混乱、荒唐和残酷的世界上“活下去”，并且知道“怎样活下去”，〔22〕最终摆脱现实的种种羁绊，达到诗意的生存境地——恰如他在《边城》中精心构筑过的那样。在这个意义上，《天问》和《边城》一样，都是一种对永恒世界和生命意义的终极叩问，它并非现实之问，而是超验之问。因此，对《边城》的悲剧的认识，就不能以经验世界的标准进行衡量，而是更应该关注这一悲剧背后蕴藏的追问，并不是拘泥于这一悲剧本身的真实与否，而是应该穿越这一悲剧的时空限阈，这样或许才能抵达《边城》的内核。
对于作家而言，任何一种“提问”的方式及问题本身，都不可避免地暴露出提问者自身的心理现实与存在状况，当然，它还意味着作家正在或正将以何种方式看待和思考生活。可以说，沈从文同鲁迅一样，他们都看到了生存现实的最低端以及生命深处最难以承受的部分。《边城》所展示的，正是沈从文面对“有些方面极其伟大，有些方面又极其平凡，有些方面极其美丽，有些方面又极其琐碎”〔23〕的现世生活的辩证思考。在沈从文的生命诗学中，“美丽总是令人忧愁的”，然而这“忧愁”又能激发生命之美。也因此沈从文希望读者，尤其是那些从事民族复兴大业的人们通过他的作品，了解生活，“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24〕知道“怎样活下去！”一个人只有真正洞悉了生活与生存的荒谬本质，才可能在其中发现生命和人性中永恒的东西，也才可能向死而生，以一种韧性的承受力，直面生活和生命的困境。沈从文也知道人们未必能够全然了解他的苦心，更何况，多年来他自己还在其中苦苦挣扎。因此他只是说，希望“这作品或者只能给他们一点怀古的幽情，或者只能给他们一次苦笑，或者又将给他们一个噩梦，但同时说不定也许尚能给他们一种勇气和信心！”〔25〕——即使是对“所希望的读者”，他也分出几个心理层面，追忆（怀古的幽情），忧惧（苦笑、噩梦）以及超越了前两个层面的振作（获得勇气和信心），并期望他们在情感、理智的不同维度上各有会心——这诸种层面的承受，未必不是沈从文自己在创作过程中曾经体验和挣扎过的。在这个意义上，《边城》也折射出了沈从文内心世界所有的幻灭、动摇和追求。
三
《边城》的整体艺术结构和风格，也应和着 “美令人忧愁”这一中心命题。
与屈原上下求索、纵横捭阖、汪洋恣肆的《天问》不同，挥之不去、难以明言的哀痛和怅惘始终是《边城》的感情基调，也构成了作品沉郁忧伤的情绪氛围。如果认为这一切都来自于翠翠和她忧伤的爱情，尽管有其充分的理由，但还是远远不够的。当你细加注意，就会发现《边城》中老船夫感情的曲折走向，主导着《边城》情调的变化。我们能够从老船夫的身上，隐约窥见沈从文的影子。正像沈从文内心承载着湘西的历史和现实，执着地追问湘西美好生命未来的命运——在整个故事中，目睹了美的逝去的各样悲剧性事件最多的是爷爷。尤其是那个在作品中没有出场，但却始终缠绕着爷爷心灵的翠翠母亲之死，使爷爷对翠翠既怜爱又担心，这未尝不是沈从文对湘西以及世间一切“有生”的态度？！爷爷对待翠翠婚事时矛盾重重的内心与他在情感和理智之间的左盼右顾、难以取舍，同样可以看成是沈从文对“美”的生命及其未来命运的无从把握——对此，我们可以透过文本的缝隙，从作家形而上的思考和情感的变幻中找到依据，原来，翠翠就是沈从文心目中的湘西啊！正是在翠翠身上，象征或折射着湘西儿女们的过去、现在及未来的命运。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沈从文再也不能像轻蔑那些城里人一样肆无忌惮，也不可能具有展示湘西传奇时那样的元气淋漓，而是以高度的节制和控制力，营构出回旋往复、极具回味与张力的悲凉之美。
沈从文向来追求古典风格的宁静、雅致、优美与凝练，认为文学创作应该是“一种使情绪'凝聚成为渊潭，平铺成为湖泊’的体操”。〔26〕他推崇“神圣伟大的悲哀，不一定有一摊血一把眼泪，一个聪明作家写人类痛苦或许是用微笑表现的”。〔27〕因此，他认为在作家的书写中，“一切都应当美一些！丑的东西虽不全是罪恶，总不能使人愉快，也无从令人由痛苦见出生命的庄严，产生那个高尚情操”。〔28〕于是，“美令人忧愁”的情感特征往往是中和内敛，而在其表现形态和美学特征上，又是着力将这种种来自于生活与生命体验的忧伤和悲痛以美的形式赋予其浓郁的悲剧意蕴，追求以悲为美，以忧郁为美的深沉的美学风格。而从沈从文整体的创作走向来看，随着对生命和生活本质不断深入地体认，他的创作在形式层面也是有意识地融入“美丽总是愁人的”这一整体的诗学思路，其含蓄蕴藉、平淡悲郁的美学风格不断成熟，即或是他的都市小说也不例外。于是，我们看到，在沈从文开始小说创作大约十年后，一个卓然独步的现代中国作家携带着他的《边城》，以截然不同于当时所谓的主流文学的姿态，达到了他小说创作的巅峰。
从文学史的历程以及当时文学接受的环境来看，“子夜年”之后，《边城》在1934年的出现，显的突兀而孤立。它与1930年代整体的中国叙事风格，比如左翼冷静客观的意识形态叙事以及海派张狂的欲望叙事都显然不同。《边城》对那个行将失去的理想世界深沉哀婉的叹息，不是谁都能够领会和接纳的。对于当时的读者来讲，极易仅仅将《边城》看作是桃花源中一双小儿女的悲情故事，没有什么大的价值和意义，再也正常不过。特别是对这种带着古典印记、又没有描写那个特定时代的情绪以及由这时代的阅读趣味培养出来的读者所需要的“道德”与意识形态信息的创作倾向，在当时既不易受到欢迎，也极易招致误会。
但实际上，《边城》的诞生，绝非偶尔得之，它是作家对自身生命体验与艺术积累会通的一次总检视。除去自身哲学、美学观念不断发展成熟这一不可或缺的因素，沈从文之前，作为“京派”同仁的凌淑华、废名已经在创作中多次感叹对人生和命运的无奈，废名更是宣称，“凡是美丽都是附带着哀音的，这又是一份哲学，我们所不可不知的”。〔29〕而沈从文对于通往理想世界的历史命运的矛盾心理及担忧，还与同时代的老舍息息相通。特别应该指出的是，在其创作的背后还依托着深厚的中国美学传统。众所周知，自《古诗十九首》以来，慨叹历史兴亡、人生变幻的悲音在中国文学长河中一直都绵延不绝，而在中国传统文学的悲剧模式中，无论是亡国之悲模式、悲秋模式还是盛世之悲模式、伤春模式，都是这种文学精神在不同时空背景下的置换与变形，而其中对于生命与美的人文关怀，却是一脉相承的。《红楼梦》那种追忆、挽歌式的的叙述基调及其《好了歌》对整个人类命运的领悟，将这种有时会被人误以为是感伤文学的文学潮流升华到极为辉煌的高度。而这些作品在审美形式上的一个重要的共同点又是，它们大多具有和谐整饬的古典结构，怨而不怒的中和之美，是透露着浓重悲剧意蕴的悲诗，而不是如希腊戏剧般惨烈的悲剧，它的整体格调是一种沉郁的内在情感的柔性与韧性，“是用在时间和空间两方面都'共通处多差别处少’的共通人性作为准则”的。〔30〕——这些都与《边城》契合，或者又可以说，《边城》不过是与其遥遥呼应的现代版本。
另外，作为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抒情诗中极为重要的文学现象，“以悲为美”一直都是历代作家、批评家们诗学践行及其研究的重要议题。无论是“诗可以怨”，还是“称其才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嵇康《琴赋》），抑或是“欢愉之词难工，而穷苦之辞易好”（韩愈），这些出自于创作实践的理论主张中都隐含着某种旨趣甚至导向：“以悲为美”的创作更易感人至深，抵达成功。因此，再回到沈从文，即便是从形式（或技巧）层面看，这种审美观念的形成，也绝非空穴来风，而是有着深长的文化上的血缘关系。
当然，从根底上说，“以悲为美”的文化心理依据还在于其背后隐含着的、经由物我合一、由物及我进而所形成的互为依持的观照角度、思维方式以及由此而生的恻隐心、悲悯心和同情心。而沈从文则以自身现代的人道精神和人本观念对湘西给予有情地观看和体会，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无论是古代作家、批评家还是沈从文，他们都有着几乎相同的情感发生机制。区别在于，沈从文当然地更具现代性，他以现代理性反思与考量当时中国社会及湘西生命的存在方式，在看似柔弱、“以悲为美”的美学外壳的背后，热烈而执着地指向着“民族品德与民族精神重造”的重大主题。而沈从文对生存与生命的终极关怀，显然少了些茫然和混沌，显得更为自觉、清晰和深切。从表层上看，尽管《边城》更像一个乌托邦，但它难以消弭的悲郁乃至最终的毁灭，却既让人们联想起沈从文所处的那个混乱的、“神已解体”的现实世界，又不断引起读者“对人生向上憧憬”的炽热，〔31〕而这一点才是“美令人忧愁”的精神内涵与美学内涵最终的旨归。
总之，《边城》以其特有的现代叙事方式极具魅力地阐发了作者“美令人忧愁”的诗学观念，“美令人忧愁”又赋予《边城》深邃、悲郁的哲学意蕴与美学风格，二者缺一不可地复原或者说是建构了诗意、健康的生存方式，而且因了《边城》，“美令人忧愁”这一曾经中断了的诗学传统，在沈从文手里得以弥合，焕发出更加夺目的现代光彩。而在这其中所依稀昭示出的沈从文的精神波动以及作家审美追求的整体旨向，更令我们为之动容。
注释：
〔1〕沈从文《论闻一多的〈死水〉》，《沈从文选集》第五卷，第311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11〕沈从文《〈看虹摘星录〉后记》，《沈从文选集》第5卷，第243页，第24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沈从文《女难》，《沈从文选集》第1卷，第7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4〕〔5〕〔10〕〔13〕〔28〕（沈从文《水云》，《沈从文选集》第1卷，第384页，第368页，第355页，第358页，第36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6〕沈从文《新废邮存底·爱与美》，《沈从文选集》第5卷，第178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7〕沈从文《烛虚·长庚》，《沈从文选集》第5卷，第94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沈从文《烛虚·潜渊》，《沈从文选集》第5卷，第85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9〕沈从文《从文自传·怀化镇》，《沈从文选集》第1卷，第6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2〕〔17〕〔19〕沈从文《长河·题记》，《沈从文选集》第5卷，第239页，第235页，第24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14〕沈从文《创作杂谈·给志在写作者》，《沈从文文集》第12卷，第110页，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
〔15〕沈从文《短篇小说》，《沈从文文集》第12卷，第124页，花城出版社，1992年版
〔16〕〔18〕〔21〕〔31〕沈从文《习作选集代序》，《沈从文选集》第5卷，第233页，第231页，第230页，第233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0〕〔24〕〔30〕沈从文《小说作者和读者》，《沈从文选集》第5卷，第118页，第118页，第120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2〕〔23〕〔25〕沈从文《边城·题记》，《沈从文选集》第5卷，第226页，第224页，第22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6〕沈从文《废邮存底·情绪的体操》，《沈从文选集》第5卷，第3 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7〕沈从文《废邮存底·给一个写诗的》，《沈从文选集》第5卷，第9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29〕废名《林庚同朱英诞的新诗》，见《论新诗及其他》，第173页，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