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黑格尔逻辑学到《资本论》的逻辑 作者 | 刘珍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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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国家的最终目的——塑造公民的优良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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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论》的深层逻辑

夫莽编辑  哲学与艺术  202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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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黑格尔逻辑学到《资本论》的逻辑

作者 | 刘珍英（原载《当代经济研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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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黑格尔的逻辑学包括三个环节：知性的环节、"否定的理性"的环节和"肯定的理性"的环节。黑格尔第一个全面地阐发了辩证法的形式。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突出强调了"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辩证法，在《哲学的贫困》中指出"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分析了"研究的两条道路"，最终在《资本论》中形成了"从抽象到具体"的逻辑。传统逻辑的基本规律是同一律、不矛盾律和排中律，黑格尔和马克思的逻辑的基本规律却是矛盾律或对立统一规律。资产阶级经济学的全部智慧在于不承认矛盾、忽略矛盾、排除矛盾，而《资本论》的论述则是围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自我矛盾展开的。

列宁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1］151由此可见，只有钻研和理解了黑格尔的逻辑学，才能更好地理解《资本论》。

马克思的《资本论》作为一部伟大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以严密的逻辑而独树一帜，这与辩证逻辑密切相关。从理论方面来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的副标题）的方法不可能通过传统的形式逻辑来理解，只能通过马克思的新逻辑来理解；从实践方面来看，“虽说马克思没有遗留下'逻辑’（大写字母的），但他遗留下《资本论》的逻辑。应当充分利用这种逻辑来解决当前的问题”。［1］290后来的研究者称“《资本论》的逻辑”为“辩证逻辑”（dialectical logic）。与讲求实证的形式逻辑不同，辩证逻辑有其自身独特的方法论原则，包括辩证否定的原则、对立统一的原则、逻辑与历史一致的原则、从抽象到具体的原则，等等。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即唯物辩证法，正是通过这些原则体现出来的。辩证逻辑的方法论原则，使得《资本论》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维度，成为“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2］。

一、辩证法与黑格尔的逻辑学

早在写作《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的时候，马克思就曾经给恩格斯写信，说黑格尔的逻辑学对他整理材料很有用：“如果以后再有功夫做这类工作的话，我很愿意用两三个印张把黑格尔所发现、但同时又加以神秘化的方法中所存在的合理的东西阐述一番，使一般人都能够理解。”［3］遗憾的是，马克思未能完成这一任务。列宁说马克思没有留下“大写字母的”逻辑，就是在这一意义上讲的。但《资本论》确实是按照改造了的黑格尔逻辑学撰写的。在《资本论》的跋中，马克思还专门谈了他的唯物辩证法与黑格尔的辩证法的关系。

从逻辑与辩证法的关系看，对辩证法的理解不能通过形式逻辑，只能通过黑格尔的逻辑或马克思的逻辑。黑格尔的逻辑是“思辨逻辑”。按照黑格尔的说法：“逻辑思想就形式而论有三方面：（a）抽象的或知性的方面，（b）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c）思辨的或肯定的理性的方面。”［4］这就意味着，通往思辨逻辑需要两个台阶：知性的逻辑（抽象的逻辑）和辩证的逻辑（“否定的理性”的逻辑）。

从知性逻辑的角度看，辩证法就是“对话术”。在日常生活中，人们通常都是凭感觉下结论，不管什么逻辑不逻辑，往往导致各持己见的局面。苏格拉底要求给语词下定义，把语词变成概念，然后用概念思维，由此提出了同一律、不矛盾律和排中律的要求。这是知性逻辑的起源。由于苏格拉底主张通过对话发现概念，从而在对立的见解中达成一致，因此对话（dialogue）术就成为辩证法（dialectic）的第一种形态：概念辩证法①。在此基础上，柏拉图创立判断论（或命题论，即关于种概念与属概念之间“是”与“不是”关系的理论），亚里士多德创立推理论（或三段论，即作为大前提的命题与作为小前提的命题之间的关系的理论），最终形成了知性逻辑的理论体系。

从否定的理性或辩证的逻辑角度看，辩证法就是“二律背反”。苏格拉底的对话术揭露的是感觉的自相矛盾，而不是思维中的自相矛盾，思维被认为是应当排除矛盾的，用概念代替感觉的目的正是为了在思维中排除矛盾，或者说，从感觉到概念是为了追求同一性，排除中间状态。由此必然形成知性与感性的对立。近代认识论就是围绕这一对立展开的。

欧洲大陆的唯理论本质上就是知性论，英国的经验论本质上就是感觉论，而康德却发现两者实际上是相互依赖的，只是唯理论者和经验论者缺乏自觉而已。在苏格拉底的概念辩证法中，“logos”不是事物向我们直接显现的样子，而是这些现象背后的那个本质。在这种思维方式中，表面的东西和本质的东西之间存在着一种张力，或者说，“是”与“不是”或“是”与“否”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康德发现，科学思维中的直观并不是感觉直观，而是本质直观，即通过先验感性形式表现出来、经过知性范畴规范的直观。因此，问题恰恰在于这种直观能否被应用到理性思维、应用到缺乏任何直观的纯粹形式推理中。

康德认为，不能因为这而导致“二律背反”。在康德的四个“二律背反”中，被形式逻辑排除掉的思维矛盾又出现了，其中“是”和“不是”同时能够成立。康德把这当作先验幻相，认为是理性消极功能的表现，并指出，把只适用于现象界的主观原则当作客观原则用于本体界，必然导致“二律背反”。康德本人正是在“二律背反”的意义上使用“辩证法”概念的。

从肯定的理性或思辨的逻辑角度看，辩证法是“扬弃”。康德从“二律背反”中只看到了对立，没有看到统一。这表明，他心目中的“理性”只是黑格尔的所谓“否定的理性”。矛盾恰恰就是对立面的统一。黑格尔就此批评了康德，指出从思维与存在统一的角度看，矛盾本来就是世界的本质，一切现实之物都包含相反的规定于自身，而且理性完全有能力认识自身的矛盾。正像感觉的自相矛盾要通过对话解决一样，思维的自相矛盾也要通过理性的自我对话加以解决。遗憾的是，从苏格拉底的概念辩证法到亚里士多德的形式逻辑，期间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双向度的对话变成了单向度的独白，“是”与“不是”或“是”与“否”的统一变成了二者的纯粹对立。从此，理论被设定为只能运行在独白的逻辑中。相反，在黑格尔的包含着抽象的或知性的方面、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的方面、思辨的或肯定理性的方面的思辨逻辑体系中，被形式逻辑抛弃的“对话”的根源得以恢复。只不过这一“对话”本质上是上帝（绝对精神）的自我对话。绝对精神由于自身的矛盾从而具有生命力和创造力，矛盾使它离开自身，展开为自然现象，再到精神现象，最后又凯旋回归自身。现实的自然界、人类历史、人类的精神现象都被视为绝对精神的创造物，它们是绝对精神在不同阶段上的表现，整个历史进程就是绝对精神有目的地实现自身逐渐生成的过程。这就是“理性的狡计”。

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中，马克思指出：“辩证法在黑格尔手中神秘化了，但这决没有妨碍他第一个全面地有意识地叙述了辩证法的一般运动形式。在他那里，辩证法是倒立着的。必须把它倒过来，以便发现神秘外壳中的合理内核。”［5］22

二、马克思对黑格尔辩证法和逻辑学的批判

马克思指出：“将近30年以前，当黑格尔辩证法还很流行的时候，我就批判过黑格尔辩证法的神秘方面。”［5］22这句话是马克思在1873年写下的，他指的显然是在“巴黎手稿”即《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对黑格尔的批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专门列出了一节，即“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和整个哲学的批判”。这一批判针对的，主要是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和《逻辑学》，顺带批判了黑格尔的《哲学全书》。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只是为历史的运动找到抽象的、逻辑的、思辨的表达。”［6］201他的《精神现象学》把“自我意识”、“精神”、“宗教”和“绝对精神”作为自己展开的环节，但不是以“现实的个人”的生成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同样，他的《哲学全书》以逻辑学和纯粹的思辨的思想开始，而以绝对知识、自我意识和理解自身的哲学的或绝对的即超人的抽象精神结束。“所以整整一部《哲学全书》不过是哲学精神的展开的本质，是哲学精神的自我对象化；而哲学精神不过是在它的自我异化内部通过思维方式即通过抽象方式来理解自身的、异化的世界精神。”［6］202就此而言，“逻辑学是精神的货币，是人和自然界的思辨的、思想的价值。”［6］202“在这里，不是人的本质以非人的方式在同自身的对立中的对象化，而是人的本质以不同于抽象思维的方式在同抽象思维的对立中的对象化，被当做异化的被设定的和应该扬弃的本质。”［6］203马克思的主张则相反，他认为，应当肯定的是人的本质对象化，而不是抽象思维的对象化，因此人的本质的异化表现为现实生活中那些非人本质的对象化，而不是与抽象思维不同的那些东西，即感性的、现实的、实在的东西的对象化。

马克思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对黑格尔逻辑学的“否定之否定”或“扬弃”概念的神秘方面做出了鲜明的批判：“在黑格尔那里，否定的否定不是通过否定假本质来确证真本质，而是通过否定假本质来确证假本质或同自身相异化的本质，换句话说，否定的否定是否定作为在人之外的、不依赖于人的对象性本质的这种假本质，并使它转化为主体。”［6］214在马克思看来，抽象思维本身就是假本质，人自身才是真本质，黑格尔却把作为扬弃环节即“肯定的理性”环节的抽象思维视为真本质，而把处于知性环节和“否定的理性”环节的抽象思维视为假本质。“因此，把否定和保存结合起来的扬弃起着一种独特的作用。”［6］214“一方面，这种扬弃是对思想上的本质的扬弃，……这种思想上的扬弃，在现实中没有触动自己的对象，却以为实际上克服了自己的对象；另一方面，因为对象对于思维来说现在已成为一个思维环节，所以对象在自己的现实中也被思维看做本身的即自我意识的、抽象的自我确证。”［6］215，216这样，黑格尔就把思维中的“扬弃”同现实生活中的“否定”混淆起来，以为在思维中克服了对象就是在现实中克服了对象。

马克思指出，在黑格尔早期著作《精神现象学》中，“尽管已有一个完全否定的和批判的外表，……黑格尔晚期著作的那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和同样非批判的唯心主义……已经以一种潜在的方式，作为萌芽、潜能和秘密存在着了”。［6］204在黑格尔那里，“对于人的已成为对象而且是异己对象的本质力量的占有，首先不过是那种在意识中、在纯思维中即在抽象中实现的占有，是对这些作为思想和思想运动的对象的占有”。［6］203，204这就意味着，对于黑格尔来说，人类的历史不过是绝对精神的自我认识史的一个环节，因而人类历史应当与他的思辨逻辑保持一致，而不是像马克思认为的那样，逻辑应当与历史保持一致。

马克思不仅批判了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而且改造了他的逻辑学，抛弃了他的“非批判的实证主义”的保守性和“非批判的唯心主义”的反动性。首先，对辩证法，马克思不是从作为“否定之否定”的绝对肯定的方面理解为“扬弃”，而是理解为“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6］205，并在这一意义上吸收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其次，马克思以作为人的整个生命活动的“劳动”代替了黑格尔的“抽象的精神的劳动”。正是对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性”的强调，使得人们把马克思的逻辑称为“辩证逻辑”，而不是“思辨逻辑”。尤其是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马克思强调要从辩证的或否定的方面、而不是从实证的或肯定的方面去理解。以“劳动”为例，马克思认为，“黑格尔是站在现代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的。”［6］205也就是说，黑格尔同国民经济学家一样，只是从肯定的方面理解劳动，“他把劳动看做人的本质，看做人的自我确证的本质”［6］205，而没有从否定的方面理解劳动，没有把劳动看作人的自我异化的本质。黑格尔“只看到劳动的积极的方面，没有看到它的消极的方面”。［6］205马克思则相反。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出，国民经济学家眼中的劳动，对于工人来说，或对于人的本质的生成来说，只是“异化劳动”，也就是自我反对、自相矛盾的活动。马克思正是从这一角度出发，展开了异化劳动的四个“规定”。

从逻辑学来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同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最大区别，在于后者的那种“非批判的实证主义”，也就是黑格尔意义上的“知性逻辑”，而马克思则坚持从“辩证的或否定的理性”出发，强调“对每一种既成的形式都是从不断的运动中，因而也是从它的暂时性方面去理解”［5］22。《资本论》的逻辑，恰恰是从“是”与“否”或“是”与“不是”的对立统一中来把握包括“劳动”在内的所有范畴的。在马克思看来，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劳动分化为具体劳动（使用价值）和抽象劳动（价值）的对立，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准备了前提条件；然后，抽象劳动又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发展为剩余抽象劳动（剩余价值），剩余抽象劳动的分割则奠定了工人阶级之外的各个阶级和阶层的存在利益基础。

显然，只有从这样的逻辑出发，我们才能理解马克思为什么把黑格尔的辩证法称为辩证法的“神秘形式”，而把他自己的辩证法称为辩证法的“合理形态”。马克思所说的“合理”（合乎理性），指的是合乎作为推动原则和创造原则的否定的理性，而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思辨理性，用马克思的话说，“辩证法在对现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同时包含对现存事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对现存事物的必然灭亡的理解。”［5］22

三、辩证的逻辑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

由于不了解黑格尔和马克思的逻辑，很多人是从知性甚至诡辩的角度理解辩证法的。从诡辩的角度理解辩证法，就是从感觉主义出发，把辩证法理解为既“是”又“不是”或既“是”又“否”；从知性的角度理解辩证法，就是区分好的方面（精华）和坏的方面（糟粕），然后试图发扬好的方面，抛弃坏的方面。如果说苏格拉底超越了诡辩，那么，黑格尔就超越了知性和否定的理性，达到了肯定的理性即思辨理性的高度。马克思赞同黑格尔对立统一的逻辑，但不赞同黑格尔对“肯定的理性”的思辨解释。在马克思看来，作为否定之否定的肯定并不是“是”与“否”或“是”与“不是”的绝对和解，而是新的对立统一、从而是新的否定的产生。

马克思是第一个把黑格尔的方法应用于经济学研究的人。受他感染的蒲鲁东，同样试图运用黑格尔的方法解决经济学问题，但由于不懂黑格尔的逻辑，蒲鲁东陷入了“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蒲鲁东对辩证法的理解恰恰是一种知性的理解。通过考察马克思对蒲鲁东的批判，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只有从辩证的逻辑角度，才能理解马克思的辩证法，从而才能理解马克思创立的为什么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不是“政治经济学的形而上学”。

马克思指出，“经济学家们都把分工、信用、货币等资产阶级生产关系说成是固定的、不变的、永恒的范畴”［6］598，他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6］598。“蒲鲁东先生有了这些完全形成的范畴，他想给我们说明所有这些范畴、原理、规律、观念、思想的形成情况和来历。”［6］598既然如此，蒲鲁东需要做的，当然是探究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可是蒲鲁东没有这样做。他没有看到，经济范畴只是生产关系在理论上的表现，相反，他只想把这些范畴看做是观念、不依赖现实关系而自生的思想，因此只能到纯粹理性的运动中去寻找这些思想的来历。这就陷入了彻底的唯心主义，即与辩证法无关的唯心主义。

马克思认为，范畴无非是对事物的抽象，“在最后的抽象（因为是抽象，而不是分析）中，一切事物都成为逻辑范畴，……在最后的抽象中，作为实体的将只是一些逻辑范畴”，“所以形而上学者也就有理由说，世界上的事物是逻辑范畴这块底布上的花卉”。［6］599，600同样，一切存在都“只是由于某种运动才得以存在、生活”，“我们只要抽去各种各样的运动的一切特征，就可得到抽象形态的运动，纯粹形式上的运动，运动的纯粹逻辑公式”。［6］600“如果我们把逻辑范畴看做一切事物的实体，那么我们也就可以设想把运动的逻辑公式看做是一种绝对的方法，它不仅说明每一个事物，而且本身就包含每个事物的运动。”［6］600所谓“运动的逻辑公式”，正是黑格尔所谓“肯定的理性”或“思辨的理性”各环节的展开。既然把逻辑范畴看做是事物的实体，由这种理性所形成的绝对方法只能是唯心辩证法。马克思引用黑格尔的话说明了这种唯心辩证法的特征。黑格尔认为，“方法是任何事物所不能抗拒的一种绝对的、唯一的、最高的、无限的力量；这是理性企图在每一个事物中发现和认识自己的意向。”［6］600马克思接着发出一连串追问：那么，这种绝对方法到底是什么呢？是纯粹理性的运动。纯粹理性的运动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设定自己，自相对立，自相合成，就是把自身规定为正题、反题、合题，或者就是它自我肯定、自我否定和否定自我否定。但是理性一旦把自己设定为正题，这个正题，这个与自己相对立的思想就会分为两个互相矛盾的思想，即肯定和否定，“是”和“否”。这两个包含在反题中的对抗因素的斗争，形成辩证运动。“是”转化为“否”，“否”转化为“是”。“是”同时成为“是”和“否”，“否”同时成为“否”和“是”，对立面互相均衡，互相中和，互相抵消。这两个彼此矛盾的思想的融合，就形成一个新的思想，即它们的合题。从这种生育过程中产生出思想群，同简单的范畴一样，思想群也遵循这个辩证运动，它也有一个矛盾的群作为反题。从这两个思想群中产生出新的思想群，即它们的合题。“正如从简单范畴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群一样，从群的辩证运动中产生出系列，从系列的辩证运动中又产生出整个体系。”［6］601唯心辩证法的戏法终于变成了。

马克思指出，把这个方法运用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上面，就会得出政治经济学的逻辑学和形而上学。“黑格尔为宗教、法等做过的事情，蒲鲁东也想在政治经济学上如法炮制。”［6］601可惜，由于蒲鲁东缺乏对知性、否定的理性、肯定的理性诸环节的了解，尽管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想爬上矛盾体系的顶峰”［6］602，却没有取得任何成果。他分享了黑格尔的幻想，“认为现实关系只是一些原理和范畴的化身”［6］602，却没有了解：原理和范畴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种任意的关系，而是一种有机的关系。辩证法实际上是这种有机性的表现。“蒲鲁东先生认为，好的方面和坏的方面，益处和害处加在一起就构成每个经济范畴所固有的矛盾。”［6］604他认为，“应当解决的问题是：保存好的方面，消除坏的方面。”［6］604但是，“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谁要给自己提出消除坏的方面的问题，就是立即切断了辩证运动。”［6］605马克思评论说：“蒲鲁东先生从黑格尔的辩证法那里只借用了用语。而蒲鲁东先生自己的辩证运动只不过是机械地划分出好、坏两面而已。”［6］605

马克思的话可谓振聋发聩。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全部智慧就是排除矛盾、否认矛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假定为一种和谐的生产方式。空想社会主义者认识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却试图保留好的方面、消灭坏的方面。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缺点都是试图像苏格拉底那样，对经济生活做无矛盾的思考，只不过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由此否认现实生活的矛盾，而空想社会主义者试图通过知性逻辑去解决现实矛盾。马克思的看法恰恰相反。他赞同黑格尔的看法：范畴是“自发运动”的，它的“内在的生命”即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体现的恰恰是这种自发的运动。因此，对于绝对理性的运动来说，“好”和“坏”的道德划分是没有意义的。［6］607，608同封建的生产方式一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就是一种自相矛盾的生产方式，因而只能用自相矛盾的方法即辩证法来把握。

马克思指出：“为了正确地判断封建的生产，必须把它当做以对抗为基础的生产方式来考察。必须指出，财富怎样在这种对抗中间形成，生产力怎样和阶级对抗同时发展，这些阶级中一个代表着社会上坏的、有害方面的阶级怎样不断地成长，直到它求得解放的物质条件最后成熟。”［6］613资产阶级本来是被视为封建社会中的“坏的方面”，然而恰恰是它成为新社会的统治力量。试图消除“坏的方面”，等于切断了历史发展的动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是一样。“资产阶级从一开始就有一个本身是封建时期无产阶级残存物的无产阶级相伴随。资产阶级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发展它的对抗性质，……随着资产阶级的发展，在它的内部发展着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即现代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展开了斗争，……这种利益上的对立是由他们的资产阶级生活的经济条件产生的。资产阶级借以在其中活动的那些生产关系的性质决不是单一的、单纯的，而是两重的；在产生财富的那些关系中也产生贫困；在发展生产力的那些关系中也发展一种产生压迫的力量；这些关系只有不断消灭资产阶级单个成员的财富和产生出不断壮大的无产阶级，才能产生资产者的财富，即资产阶级的财富。”［6］614

黑格尔认为，知性排除矛盾，理性则揭露矛盾、克服矛盾。突出矛盾，强调否定，这正是辩证法的“合理的方面”。马克思认为，理性中的矛盾无非是现实的矛盾在思维中的反映。经济学家是资产阶级的学术代表，他们的突出特点就是忽略对抗，强调和谐。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是无产阶级的理论家，“当他们的斗争才开始的时候，他们认为贫困不过是贫困，他们看不出它能够推翻旧社会的革命的破坏的一面。但是一旦看到这一面，这个由历史运动产生并且充分自觉地参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就不再是空论，而是革命的科学了。”［6］616贫困当然是“坏的方面”，但是正是无产阶级的贫困使它成为现存社会的否定方面，因而能够代表人类的未来。

四、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与《资本论》的逻辑

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绝不是出于纯粹的学术兴趣。他首先是一个革命家，毕生投身于推翻资本主义的革命实践。就此而言，无论是唯物史观，还是剩余价值理论，都从属于他的共产主义革命的实践。例如，马克思在1857～1858年加紧研究政治经济学，一个重要的现实原因就是当时的经济危机②。正是在这一时期，马克思对恩格斯谈到黑格尔的《逻辑学》“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3］143。马克思在专为1857～1858年手稿撰写的《导言》中，专门阐发了他的研究方法。在《资本论》第二版的跋中，他承认自己受到黑格尔的影响，认为自己吸取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

《资本论》的副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由于马克思对《资本论》的方法谈得非常简略，而在1857～1858年手稿的《导言》中对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方法讲得较为详细。马克思在《导言》中提出了“研究的两条道路”：第一条道路从“关于整体的一个混沌的表象”开始，“通过更切近的规定”“在分析中达到越来越简单的概念”，马克思把这概括为“从表象中的具体达到越来越稀薄的抽象，直到我达到一些最简单的规定”；第二条道路是“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7］24“具体之所以是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7］25马克思总结说：“在第一条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发为抽象的规定；在第二条道路上，抽象的规定在思维行程中导致具体的再现。”［7］25

在马克思看来，特别需要强调第一条道路上的“具体”和第二条道路上的“具体”之间的差别。前一个具体是“表象中的具体”，后一个具体是“精神上的具体”，主要是“思想具体”。为此，马克思强调说：“具体总体作为思想总体、作为思想具体，事实上是思维的、理解的产物；但是，决不是处于直观和表象之外或驾于其上而思维着的、自我产生着的概念的产物，而是把直观和表象加工成概念这一过程的产物。……实在主体仍然是在头脑之外保持着它的独立性；只要这个头脑还仅仅是思辨地、理论地活动着。”［7］25，26

可是这样一来就产生了一个问题：“表象具体”与“思维具体”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黑格尔在这个问题上犯了错误，他贬斥“表象具体”，抬高“思维具体”，并把“思维具体”直接混同于具体本身。在马克思看来，思维具体是表象具体的再现，但两者都是具体本身的不同表现方式，因此不能以思维具体的产生过程代替“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马克思后来在《资本论》德文第二版的“跋”中明确地把他的研究方法与黑格的研究方法尔作了区分：

“我的辩证方法，从根本上来说，不仅和黑格尔的辩证方法不同，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尔看来，思维过程，即甚至被他在观念这一名称下转化为独立主体的思维过程，是现实事物的创造主，而现实事物只是思维过程的外部表现。我的看法则相反，观念的东西不外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而已。”［5］22

如果说，思维具体的产生过程是一个理论的过程，那么，具体本身的产生过程就是一个实践的过程。人们通常所说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实际上是理论与实践的一致，或辩证逻辑与人类历史的一致。两者之间存在的不是线性的对应关系，而是辩证的对应关系。一方面，如果就货币与资本这样的范畴的关系来看，“比较简单的范畴可以表现一个比较不发展的整体的处于支配地位的关系或者一个比较发展的整体的从属关系，这些关系在整体向着以一个比较具体的范畴表现出来的方面发展之前，在历史上已经存在。在这个限度内，从最简单上升到复杂这个抽象思维的进程符合现实的历史过程”。［7］26另一方面，就分工、协作和货币这样的范畴的关系来看，“比较简单的范畴，虽然在历史上可以在比较具体的范畴之前存在，但是，它在深度和广度上的充分发展恰恰只能属于一个复杂的社会形式，而比较具体的范畴在一个比较不发展的社会形式中有过比较充分的发展”。［7］26，27因此，“逻辑与历史的一致”，只有就同一系列的范畴来说，才是正确的。

马克思特别分析了抽象劳动与具体劳动的关系。在马克思看来，决不可把“抽象劳动”混同于“对劳动的抽象”。抽象劳动与“劳动一般的表象”并不是一回事。劳动一般的表象是古老的，但是经济学上的抽象劳动范畴，“和产生这个简单抽象的那些关系一样”，却是现代的范畴。［7］27马克思考察了经济学家完成第一条道路的艰难过程，指出：对劳动的抽象不仅是一个思维过程，更是一个历史过程，因而，它最为生动地体现了逻辑与历史的一致。马克思创造了“实际上真实”这样一个术语，来说明抽象劳动不仅是一种主观范畴，因而在逻辑上真实；而且是一种客观现实，因而在历史上真实：

“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在资产阶级社会的最现代的存在形式——美国，这种情况最为发达。所以，在这里，'劳动’、'劳动一般’、直截了当的劳动这个范畴的抽象，这个现代经济学的起点，才成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所以，这个被现代经济学提到首位的、表现出一种古老而适用于一切社会形式的关系的最简单的抽象，只有作为最现代的社会的范畴，才在这种抽象中表现为实际上真实的东西。”［7］28，29

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人们对《资本论》中应用的方法理解得很差”［5］19。例如，法国的评论认为《资本论》的方法是“整个英国学派的演绎法”，德国的评论家“大叫什么黑格尔的诡辩”，俄国的评论家则认为马克思的“研究方法是严格的实在论的，而叙述方法不幸是德国辩证法的”。［5］19，20实际上，马克思的方法既不是传统形式逻辑的演绎法，也不是传统逻辑的归纳法。马克思不仅强调研究的“两条道路”的统一，从而超越了传统逻辑把演绎和归纳对立起来的观点，而且特别指出形式逻辑的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不同于辩证逻辑的抽象与具体的关系。显然，从表象中的具体到抽象的过程，正是知性辩证法发挥作用的过程；而从抽象到思维中的具体的过程，则正是理性辩证法发挥作用的过程。两者统一的历史前提，则在于存在“实际上真实”的研究对象。

马克思引用了俄国评论家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评论，赞同关于“经济生活呈现出的现象和生物学的其他领域的发展史颇相类似”的观点，并借机对“旧经济学家不懂得经济规律的性质”，“把经济规律同物理学定律和化学定律相比拟”的做法进行了批评。这决不是偶然的。作为历史科学，《资本论》遵循的是同自然科学完全不同的逻辑。因此，自然科学的方法虽然可以作为手段使用，但自然科学（包括数学）的知性逻辑却是远远不够的。相反，由于社会总是在自相矛盾中前进的，因此只有对自相矛盾进行阐明的逻辑——辩证逻辑，才能提供对社会进行研究的工具。

与《资本论》出版时相比，当今时代的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并没有改变，整个世界的纷繁复杂的斗争和冲突并没有改变。包括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已经到了必须正视一切矛盾、而不是掩盖和调和矛盾的阶段。由此决定了，《资本论》的逻辑仍然是我们洞穿令人眼花缭乱的表面现象、解决重大现实问题的有力武器。

注 释

①Dialectic（s）来自于希腊文，意思就是对话术，dia的意思是在两个人之间、互相，lectic就是logos，指说话、表述，或规律、道。

②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41页，马克思1857年12月18日致恩格斯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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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列宁.哲学笔记［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295.

［3］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143.

［4］黑格尔.小逻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72.

［5］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6］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