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代的书法艺术成就及其影响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书法艺术开始大放光彩的的时期，由于文字书写方法的演变，这一时期出现了更便于书写和进行艺术创作的字体，东汉以后纸的普遍应用，是书法练习和传播的便利条件，以及玄学、道学、佛学替代汉朝经学而流行，为艺术创作提供了多样化的文化背景，使得当时出现许多有名的书法家。他们的书法，为历代学书者所推崇，对书法的发展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
汉字的字体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商周时期有甲骨文、大篆（金文），秦朝时期有小篆，到了汉代则用隶书。名学者蔡邕善篆、隶，他以隶书所写《论语》等儒家经典刻石碑立于太学，“其观视及摹写者，填塞街陌”，其流行程度可见一斑。弘农郡张芝善草书，传闻他“临池学书，池水尽墨”，因他创立今草（东汉盛行章草，书写时各字独立，今草前后字相连），时人称他为“草圣”，对魏晋书影响很大。西晋书法家陆机的平复帖，是目前我国现存最早的墨迹字帖，从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到章草过渡到今草的影子。魏初钟繇（yáo）工书，因官至太傅，世称钟太傅，钟繇兼善各体，尤精楷书。唐人评钟繇“真书绝世，刚柔备焉”，“秦汉以来，一个而已”。王羲之云，“顷寻诸名书，钟张信为绝伦，其余不足观”，可见张芝和钟繇的地位。研究中国书法史，学者普遍认为，钟繇创秦汉以来所未有的楷法，对于汉字的定型有很大贡献。
与钟繇同时代的胡昭，书法亦精，时人习字，以钟、胡为法。东吴有皇象，最工章草，曾被称为一代绝手，章草名帖《急就章》据传是皇象所书。敦煌人索靖，为张芝姐姐的孙子，尤善草书。卫瓘，官至晋司空，亦善草书，乃魏书法家、尚书郎卫觊之子。索、卫二人并称“二妙”。
西晋到灭亡后，北方士族源源不断地到了南方，中原流行的书法也被带至江南，并在南方地区得以发展。东晋、南朝士族文人工书者甚多，而以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成就最大。王羲之、王献之琅邪临沂人，琅邪王氏是东晋最有权势的士族之一，王羲之叔父王导，行草兼妙，其楷法师钟繇、卫瓘。北方大乱时，王氏匆忙南行，仍没有忘记将钟繇的《宣示表》随身携带过江，王导弟王廙，亦工书。自幼生长在这种环境熏陶，显然对王羲之的书法影响很大。王羲之年少时随卫夫人学笔法，卫夫人名铄，是卫瓘族孙女，工书，尤善钟繇笔法。相传王羲之学得此笔法后，又精研李斯《峄山碑》、蔡邕《石经》、张昶（张芝弟）《华岳碑》以及其叔父王导珍藏的钟繇的《宣示表》，遂改变初学，创造出风格独特的新字体，谓之行书。行书介于楷书、草书之间，是形体多变的字体，容易发挥和创造。传闻行书乃汉末刘德升创造，但无墨迹存世，甚为遗憾。
王羲之303-361
王羲之《兰亭序》是我们能见到的最早也是最典型的行书。该序书于东晋永和九年（353年），当时王羲之与谢安等风流名士在山阴兰亭集会，诸人流觞饮酒，赋诗唱和成诗集，王羲之为诗集书序—《兰亭序》。《兰亭序》书法，笔到之处起伏流走，畅快淋漓，如游龙带云，气贯神通，因笔法极度完美，因此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唐太宗李世民痴迷于《兰亭序》，竟在临终前下令将此书帖放入昭陵（唐太宗李世民与文德皇后长孙氏的合葬陵墓）作为陪葬品，故世上只有摹刻本的《兰亭序》流行，而其中以唐代书法家冯承素临摹本最为著名和普遍认可最接近原帖。除行书外，王羲之还精于隶书、楷书、草书各种书体。他的书法为后世学者尊崇倍至，同时也对后世影响极大，是中国书法艺术无法逾越的高峰，故王羲之有“书圣”之称。王羲之诸子亦工书法，尤以王献之最为出名，献之后又师法张芝，兼精诸体，尤工行、草和隶书，王献之的字骨力不及王羲之，但妙趣横生，动感更足，后人称之为“小圣”，与其父并称“二王”。孙过庭云：“夫自古之善书者，汉魏有钟张之绝，晋末称二王之妙”盛赞程度可知。
王献之 （鸭头丸帖）
南朝时也涌现了许多书法家，但多受二王影响，刘宋时的羊欣最得王体精髓。羊欣年轻时王献之曾在他的绢裙上书字，他便以此为帖，朝夕临摹，书法大进，被时人称为“子敬（王献之）之后，可以独步”。梁朝肖子云，先学王献之，后又全学钟繇，其笔力劲健，号称可以与钟繇并驾齐驱。肖子云书名远播海外，一次百济国（现朝鲜半岛南部）使臣来建康求书，恰逢子云将出仕东阳太守，使臣追至江边，子云“乃为停船三日，书三十纸与之”，现在所谓的追星热，溯本探源，大约、或许就起于南朝梁之肖子云吧！南朝陈与隋朝之际的僧人智永，是王羲之的七世孙，据称“学书用秃笔有几十瓮，每瓮百枝，终于有成”，每日求书题字者人流如市，竟将门槛踏坏。智永僧存名帖《千字文》。
王羲之《兰亭序》
南朝书法受二王影响，而北朝的书法则依然沿袭钟繇、卫瓘的书体。西晋末年，北方士族范阳、卢谌效法钟繇，清河崔悦师卫瓘，皆为当时有名的书法家。崔、卢子孙传其法 ，北魏初年，工书者称崔、卢二门，他们的书法在北方影响最大。由于北魏时期佛教流行，一时间，庙宇、造像、摩崖、碑刻、墓志、幢柱刻经处处皆是，而多用一种书体书写，故称魏碑体。北魏书家崔浩，清河人，曾为太武诸帝所亲任，后因国史之案被杀，其父崔宏善草、隶，曾为一时三楷模，好工书，体势及其先人。郑道昭，荥阳人，其为光州刺史时在云峰山摩崖刻石，字体为魏碑之代表作。文物出土碑刻著名的有《张猛龙碑》《张黑女碑》《冯迎男碑》等等。魏碑体便于大字的书写，现存的一些北魏摩崖刻石及泰山经石峪的《金刚经》，都是大字盈尺，而榜书之始者，当北魏也。
北朝末年，南朝书法风格深深影响到北方，西魏时平江陵，江陵人口被掳入关，其中有不少南方文士。王褒书法“得羲之之体”，在南方“见重于世”，他入关中后，“贵游等翕然并学褒书”，一时成为风气。
在南北朝两种不同风格的书法交融下，才有了隋唐时期书法风格的创新与发展，更造就了唐朝书法大气磅礴，气象万千的繁荣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