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明如何从传统经济地理高原到新兴产业创新高峰？
在前三个文明发育过程中，传统经济地理对一个国家或地区起到了关键的作用，要么是资源禀赋决定地理经济，如煤炭、钢铁等资源型城市；要么是区位条件决定地理经济，如港口、沿江、沿边等商贸型城市；要么是计划体制决定生产力布局，如东北老工业基地等；要么是行政权力配置资源，如省会城市等。进入新经济时代，昆明逆袭发展的核心是把握新经济地理发展规律，在全球创新版图和产业地图上异军突起。
某种意义上，很多地方的产业发展之所以发展得不好，在于混淆了“工业”、“制造业”与“工业化”之间的关系，进而在产业战略、产业政策、产业组织上出现了很多迷雾、迷失和迷途。“工业”包括重工业和轻工业,重工业偏重生产资料与工业消费品的生产供给，轻工业偏生活消费品的生产供给；“制造业”主要是指单纯从事各种生产行业的制造，是工业中的加工生产环节。“工业化”更是与制造业、加工业有较大的差异，并在不同历史时代具有不同内涵。这其中，“工业化”一般被定义为工业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上升，以及工业就业人数在总就业人数中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但工业化既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工业发展，也不能局限地理解为工业成为主导产业，更多地需要将“工业化”理解为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体系化的工业门类、工程化的技术构成、企业化的经营方式、资本化的经济体系的总和。其演进历程即体现为众所周知的历次工业革命，便是从1.0的电气化、2.0的机械化、3.0的自动化到4.0的智能化。
对于昆明而言，尽管世博会在较大程度上提升了城市形象，但由于对工业化认识上的误解，导致了城市发展思路的偏差。这种“误解”，就是将工业化单纯地看为发展制造业，及其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国民生产总值或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上升的过程；而没有将“工业化”理解为社会化的生产方式、体系化的工业门类、工程化的技术构成、企业化的经营方式、资本化的经济体系的总和。这种“偏差”，就是在认识上将工业与商业、工业与服务业的对立，将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的分离，进而在旅游业的带动下加快城市化、国际化发展，并没有发挥出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五化协同”的效应。所以，尽管1999年世博会前后昆明GDP比长沙还高、仅次于成都，但后来涨速很慢，错过了中国“入世”后产业转移带动制造布局、出口贸易带动加工制造的发展机遇。尽管2010年后力求向“工业强市”回归，但由于在一定程度上错过了中国“入世”后的产业发展窗口期，加上对高原经济综合成本高、产业体系不完整、产业基础能力薄弱、民营中小企业活力不足、营商环境不优等原因，基本形成“富生态、穷经济”的发展循环以及长达10年“不进则退”的徘徊发展期。
当前最大的变化是产业发展规律发生了变化。以往是产业的分解融合，现在到了产业跨界融合。在产业跨界融合下，不仅出现了制造业服务化、服务业制造化、产品即服务、制造即服务、软件即服务等新的商业形态，还出现了去中心化、再中心化、再去中心化等新的组织规律；不仅出现了新的技术构成突围了传统生产方式、经营方式，还出现了新的组织方式颠覆了传统的交易模式、盈利模式、分配方式。最终在新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条件下，为“工业化”赋予了新的内涵——社会化生产方式转变为社交化生产方式、体系化工业门类转变为生态化产业族群、工程化技术构成转化为场景式技术集成、企业化经营方式转变为平台化运营方式。这种新内涵，几乎可以称之为“立足工业，跳出工业”或者“立足工业，走出工业”，也便是“泛工业化”的到来。
尽管中国推行新型工业化发展之路，但从长远来看难以走出低成本、低技术、低价格、低利润、低端市场与高能耗、高物耗、高污染、高排放“五低四高”的传统工业化模式。以往的工业化，更多的是在一定技术构成、制度结构与组织方式基础上，如何“多快好省”地产生更高的效率与更大的效益，也就是人才、土地、资本、技术与企业家才能之间的关系。如今，相对于人才、土地、资本、技术等生产要素及其机械化的组合或结合，场景、智能、数字、平台、生态、流量更具动态感、活力感，更体现无限的想象力、爆发力。只有以场景拉动加快业态创新、以智能引领再造生产方式、以数字驱动加快互联融通、以平台带动创新产业组织、以生态赋能激发市场活力、以流量聚合优化资源配置，才能形成全新的增长方式、发展方式，才能产生全新的生产方式与产业结构，才能形成低成本、低物耗、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与高端、高效、高附加值、高价值链环节的新发展模式。
那么，后发地区在特定的、刚性的发展格局下，究竟是否、能否在“补位”的基础上“抢位”发展，从主体“跟跑”到局部“并跑”再逐步到个别“领跑”，进而换道超车？简而言之，关键在于抓住产业跨界融合的新机遇与新规律，重点抓住一个“泛”字。“泛”的核心，是通过经营创新超越时空的局限，通过技术创新锁定技术的门槛，通过产品创新重塑消费的形态，通过模式创新穿透商业的疆域，通过管理创新走出企业的边界，通过业态创新跨越产业的界限。只有“泛”，才能打破产业体系，进入产业生态；只有“泛”，才能打碎产业模块，培育产业族群；只有“泛”，才能打破线性增长，寻求爆发成长；只有“泛”，才能穿透产业价值链，重塑产业价值网；只有“泛”，才能打破高精尖，重塑新场景新产品新服务。
打破“一二三”产业界限，以产业绿色化为发展导向、以产业数字化为创新路径、以新经济创新为着力点，加快构建以大健康产业为先导、以高原绿色产业为主体、以首府型创新经济为支撑的“3+4+3”现代化经济体系，突出“数字装备、数字交通、数字环保、数字商贸、数字农业、数字科技、数字平台”八大数字化产业品牌，以创新驱动全面转向新经济。
一是建设世界级大健康产业集群。立足昆明市生物资源天然基因库优势，以及民族特色生物医药与高原农业等基础，围绕人的健康生活需求以及高水平绿色生活需要，打造“三个圈层”大健康产业集群，重点发展生命健康产业，积极布局康养医疗产业，拓展延伸泛大健康产业，构建“世界一流健康生活目的地”，力争形成万亿级收入规模的世界级产业集群和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健康产业集群。
图：昆明大健康产业生态族谱
二是壮大高原型绿色化产业基地。以绿色发展为指引，紧密围绕资源能源利用高效、清洁生产水平稳步提升这一目标，加快绿色材料、绿色能源、绿色装备、绿色烟草等绿色产业发展，以绿色科技创新为支撑，建立起工业绿色发展长效机制，走出一条清洁、低碳、循环的绿色“云路”。力争形成万亿级收入规模的高原绿色产业体系和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化、绿色化、现代化高原型产业集群。做强做大绿色材料产业。立足“有色金属王国”资源优势，强化有色金属产业升级，加快从挖掘开采、冶金冶炼向稀有金属材料方向发展；立足有色金属资源优势，强化合金材料研发创新及产业化推广应用；发挥绿色石化平台项目优势，促进精细化工加快向环境友好型的合成材料方向发展；积极培育前沿材料，抢占新材料产业制高点。积极发展绿色能源产业。放大“水电王国”优势，积极发展高原水电，促进水电产业资源转换与产业转化；加快石化产业绿色化、集约化发展，加快绿色石化优化提升；借助平台项目，大力发展与高原生态环境相匹配相适应的清洁能源；应需培育发展新能源汽车，提高新能源与移动出行有机结合。聚力发展绿色装备产业。加快将高端装备、智能装备与高原装备相结合，大力发展数字装备，为云南省提升产业基础能力提供强有力的物质保障与技术支撑；促进节能环保与绿色生态相结合，大力培育发展环保装备，支撑云南绿色发展；强化轨道交通、铁路养护等有机结合，大力发展交通装备。重点培育绿色烟草产业。加快建立覆盖新型烟草、数字卷烟、绿色烟叶、烟草商贸等绿色烟草产业体系。
三是培育首府新经济创新生态圈。紧跟新经济产业发展趋势，立足昆明优越的区位优势和创新资源集聚优势，率先布局创新经济、门户经济、流量经济等新经济形态，推动本地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加快培育城市发展新动能。力争形成万亿级收入规模的都市经济圈。首位推进创新经济。建立完善以智能科技、电子信息、科技服务、数字设施为代表的创新经济。聚力构建门户经济。建立完善以总部经济、平台经济、服务贸易、会议会展代表的创新经济。构筑特色流量经济。建立完善以现代物流、现代金融、都市消费、现代教育代表的创新经济。
四是培育八大数字化产业新场景。以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为核心，强化技术革新推动和应用场景拉动双向动力，打造符合区域资源禀赋和产业特色的数字化产业体系，促进数字产业技术创新和规模化发展。在数字旅游、数字文创、数字医疗、数字装备、数字交通、数字环保、数字贸易、数字农业八大数字化产业品牌带动下，将新经济在昆明现代化经济体系中的比重快速提升到50%、70%。
从传统经济地理高原到新兴产业创新高峰
在工作逻辑与工作体系上，产业深入研究、产业战略厘定、产业布局引导、产业组织生成、产业跨界融合、多边产业治理、产业政策创新，是产业创新管理的“七步成诗法”：
一是基于产业研究有所为有所不为。很多后发地区产业发展不好，但往往怨天尤人，甚至觉得难以发展起来。事实上，任何地方的产业发展、经济发展，都有“天赋”的资源禀赋、“他赋”的位势条件以及“自赋”的人择优势。很多时候，没有研究明白产业便没有新的产业发展逻辑，没有新的产业发展逻辑便没有产业组织的行动力。只有强化产业研究，才能量己力、衡外情，才能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全球城市分工与产业格局上占有一席之地。
二是产业战略上补位与抢位相结合。对于很多未经工业化发育的城市而言，在城市产业战略上自然是两个方面，一方面是“补位”，通过跟随追赶型产业战略进行补课，不断提升工业化发展阶段、产业变革层级，也就是用成功的经验、模式、方法走别人走过的路；另一方面是“抢位”，在局部范围内的优势特色领域，加快抢占产业发展制高点、主动权和先机，逐步走向换道超车型产业战略，也就是“用新办法做新事”。
三是产业布局上立足集群走向族群。产业布局引导的核心是到底围绕一个什么“局”做引导。这个“局”，就是从1.0的产业集聚（原生态）、2.0的产业集群（推拉并举型）到3.0的产业生态（生态赋能型）。而这个引导，就强调集合产业功能、城市功能、创新功能的“科产城融合”，以及经济发展模式、城市发展模式、创新发展模式的“三螺旋”协同演进发展模式。
四是产业生成上拿来与根植相结合。在产业生成与产业组织上，最重要的不是存量提升与增量培育的关系，还包括拿来主义与根植发展的关系。在产业发展面前，最典型的拿来主义就是通过招商引资承接产业梯度转移，迅速实现生产力布局与产业生成；如果没有嵌入全球产业价值网络而土生土上，那么仅仅是封闭的小农经济。根植发展的核心是将商业文化、实业根基、创新文化与企业家精神相结合，通过创业创新与产业化，将专利技术、创业资本、经验知识与商业模式相结合，转化为生产力和财富。
五是产业跨界上数字化转化价值流。产业跨界不仅仅是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新一代通讯、移动互联网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与先进制造、原创材料等方面的技术跨界融合，更需要的是将人流、物流、商品流、信息流、资金流转化为数据流、价值流的跨界融合。只要有人流，就能带来不同程度的物流、商品流、信息流、资金流、数据流、价值流，就具有较大的产业跨界融合空间。比如，桂林的文创可以与数字内容相结合产生数字文创，旅游可以和跨境贸易相结合产生新的业态等等。
六是产业治理上走向第三方第四方。原来的产业治理结构是政府引导、企业主体、高校院所支撑、机构促进等，尽管具有开放式创新的形式，但更多的仍是一种松散的产业治理方式。但如今出现了越来越多具有平台感、资本化、股权化、生态化的产业组织者与产业组织方式，促使产业治理从第二方产业管理到第三方产业组织，再到第四方产业治理。这其中，政府成为具有新兴产业组织、创新服务集成等功能的创新生态建设者。
七是产业政策上放水养鱼成着力点。以东南沿海地区促进民营经济发展为例，其地方最有效的产业政策是以“放水养鱼”为核心的，也就是要发展某项事业，就得有投入，给其创造发展的有利环境，才可以实现个人利益、集体利益、国家利益的多方共赢。后发地区要发展，为了得到鱼，就要先养起来，使其成长繁殖，就要加强创业、企业、产业的休养生息与市场培育。
作者简介：
徐苏涛，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高级合伙人、副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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