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6个祭祀坑正在开展前期考古发掘，更多的国宝重器将陆续出土。1986年，三星堆两个祭祀坑的出现吸引了全中国、全世界人的目光，由此也奠定了三星堆遗址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地位，确定了这是古蜀王国一个级别非常高的中心聚落，很可能是一个国都中心，在中国青铜文明中独具特色。三星堆文明发现后，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即便是西方学者站在西方文明的角度来看，也会认为三星堆的发现改变了大家对世界上古史，至少是对中国上古史的看法，一点不逊于发现尼尼微和特洛伊古城的意义。
*文章节选自《了不起的文明现场：跟着一线考古队长穿越历史》（三联书店2020-7）“第四讲 三星堆文明——拨开迷雾下的古蜀故都”，作者：高大伦。文章版权所有，转载请在文末留言
本次三星堆遗址祭祀区考古发掘中K3（3号坑）出土的铜尊局部。
文 | 高大伦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教授
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
三星堆遗址的发掘，一直由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负责，我们在那个地方有一个工作站。从1986年到现在，三星堆经过了几代人的辛勤工作，已经蜚声海内外。回头来看，我们院1986年到过现场且今天仍在工作的人，剩下得不多了。这三十多年来，我有幸从一个旁观者，变为参与者，到最后成为三星堆长期发掘计划的组织者。三星堆是怎么被发现的？这是一个比较有趣的问题。在我们看来，这当然跟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密切相关，但也是一个学术史的问题。大家常会说，兵马俑是某个农民发现的，马王堆是某部队修营房发现的，满城汉墓是盖工厂发现的。然而从学术史的角度、从科学的意义上来说，这都不能被称为“考古发现”，最多算是提供了考古发现的线索。科学家、专家学者的发现，才叫发现。1929年2月，一个叫燕道诚的农民为了安装水车，要排出水坑里面的淤泥，他往下掏，居然发现了一批玉器。他觉得这些玉器应该是古物，但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朝代的，也不知道主人是谁。真正发现三星堆，是在1934年，华西协和大学博物馆的美国专家葛维汉听说当地有玉器出土，于是过去发掘。但是葛维汉对这批东西也不了解。当时是中国考古学的初创阶段，西南地区基本上还没有人做过田野考古发掘，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挖出来东西，也不太认识。于是，他们找到当时国内很有影响力的川籍学者郭沫若来辨认这批东西；坦率地说，郭沫若也没从事过田野考古，但凭着丰富的知识积累和敏锐的学术直觉，他认定这批东西很重要，可能是周汉之间的遗存。如果是今天经过正规田野考古训练的人来发掘这批东西，肯定不会把它断代到周汉之间，因为周汉间有上千年的时代跨度，这样判定太粗略了。但是我们不能苛求前人，当年的专家能够定位到周汉之间，已经了不得了。然而1934年的发掘也仅是初步的，随着中国考古学的进步，学者们不断地发掘、不断地研究，人们对三星堆的认识也在不断地提高。1953年，四川省刚刚成立了文物管理机构——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但当时四川没怎么做过考古调查，人员也稀缺，工作从哪里下手呢？大家首先想到了20世纪30年代广汉曾经有过考古发掘。于是专家就到广汉三星堆遗址附近去征集东西，收集了一批文物，但仍然没有进行正式发掘，这批东西后来就收藏在四川省博物馆。到了60年代，四川大学成立考古专业，要找实习的地方，又选中了广汉进行发掘。这个时候的认识就比以前要深入，更充分意识到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冯汉骥先生推测说，这里可能是古代蜀国的一个重要中心遗址。1986年，三星堆两个祭祀坑的出现吸引了全中国、全世界人的目光，由此也奠定了三星堆遗址在中国考古学史上的地位，确定了这是古蜀王国一个级别非常高的中心聚落，很可能是一个国都中心，在中国青铜文明中独具特色。循着这样一个定性，我们又开展了进一步工作。90年代初的考古工作又发现了东、西、南城墙，一个比较完整的古城呈现了出来，三星堆的定性也从此确定下来。更进一步的发现，还是进入2000年以后，我们找到了更多的遗址，确认了城墙的始筑与废弃年代，小城、大城当中错落的布局，以及城址周围的聚落——特别是确认了北城墙，这样三星堆古城的四面就都发现了城墙。所以，科学准确地定位、定性三星堆遗址，前后经历了八九十年。其实直到现在，我们也没有完全把这个遗址搞清楚，还有很多新的发现在等着我们，但三星堆是古蜀国早期的一个都城，是夏商时期长江上游的文明中心，这个结论应该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1986年，两处盛放大量青铜器、黄金、玉石、骨角器物的埋葬坑被发现，经碳14测定，学界普遍认为1号坑的掩埋时间在殷墟一期末到二期之间，2号坑掩埋时间在殷墟三、四期之间。这两处祭祀坑出土了上千件珍贵文物，引发海内外学术界对位于中国西南的古蜀文明的重视。随之而来的，是各种讨论和疑问。
为什么有两个坑呢？虽然它们属于早晚不同的时代，但埋葬物的种类、堆放方式和顺序方向都大致相同，两坑大部分器物都被打碎了，但最上一层都摆放着象牙。面对这个问题，现在仍然有不同的观点。有一种说法认为，是外敌入侵，把神庙、宗庙给捣毁了。这种说法很难讲通，如果是这样，里边的器物完全可以毁了或者乱放，没必要按一定秩序整齐摆放。如果是当地人被敌人打败，逃跑撤退前要把很多东西埋掉，就属于窖藏。我们在中原发现了很多窖藏文物，一埋就七八十到上百件，尤其是青铜器。比如西周末年，周幽王被灭，平王东迁，很多贵族想以后还要回来，就埋了器物，谁知到洛阳以后再也没回来。这种解释对于三星堆的两个坑来说也不成立，因为它们中的大多数器物是被打碎后才埋入的。我的看法是，这两个坑反映了当地固有的仪式和习俗，是为祭祀或者类似用途而设的。古蜀人经过一定的年限，或者在一种活动进行以后，就要做仪式，把自己多年积累的好东西拿来祭祀，之后埋在坑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就体现在这些考古遗存上。因此，我们姑且把这两个埋葬坑定名为祭祀坑，这是被大多数人所接受的，但为什么要祭祀？是怎样祭祀的？还要进一步研究。此外，我个人认为，两个埋葬坑器物的主要类型基本一样，但还是有细微不同，这种区别也许反映了更大的问题，说明器物的主人或其反映的文化发生了一些变化。另外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三星堆祭祀坑中的器物都很大。纵观中国历史的各个朝代，国力强盛、经济繁荣反映在物质文化上，通常是各种器物会做得很大。商代中晚期的器物就有大型化倾向，比如后母戊鼎是整个商代最大的，几百年后也没有器物从体量上超越它。商人庞大的墓葬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在殷墟可以看到，光殉人就有上百，墓道有几十米长。三星堆属商代晚期，跟中原的商文化同步，也有大型化倾向。除了青铜面具、青铜神树、青铜立人像，还有玉璋，也是一米多长。这都是文化强盛的体现。三星堆当然也有小型器物，比如牙璋，有将近一米长的，也有仅两三厘米长的。我们说三星堆时期是古蜀文明的巅峰，也是依据这些考古发现来推断的。现在来看，四川发掘了那么多古蜀文明的遗址，还是以三星堆为最，这里出土了蜀地最大的青铜器、最大的玉器、最重的金器。之后的古蜀文明再也没能达到三星堆时期的高度，这一点现在也基本可以确定。第一，根据几十年的考古发掘，证实三星堆遗址的年代距今大约有4800年至3000年，延续了近两千年。从距今4800年到3500年左右这一千多年，它还是属于新石器时代晚期，没有进入文明阶段。中原地区以公元前21世纪夏朝的建立为标志，进入国家文明。三星堆真正能够进入青铜文明的时间，现在看来不早于商代中期。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不是整个三星堆遗址都有将近5000年的文明历史。第二，从这两个祭祀坑出土的文物来看，三星堆文明在商代中晚期确实是达到了古蜀文明的最高峰。三星堆文明以神秘、奇妙而引人注目，但即使这样，整体来说，并不意味着它已经达到甚至超越了中原地区以商为代表的东亚文明的最高水平。第三，三星堆出土的这批东西，确实印证了古书上的记载。几千年来，我们研究四川地方史主要依仗两本书，一本是《蜀王本纪》，一本是《华阳国志》，但书中对古蜀的记载语焉不详，很多人觉得不可信。秦并蜀（公元前316）之前，为古蜀王国的传说时代。三星堆遗址以及其他遗址的考古发掘帮助我们填补了早期巴蜀文化的空白。
三星堆发现之前，已陆续有一些发现可证明四川的古代文明并不像史书记载的那么野蛮闭塞。1953年，我们在成都北边的凤凰山发掘了一个叫羊子山的土台，长宽几十米，初步已经断定为商周时期的大型礼仪建筑。礼仪建筑说明什么？当时因为没有更多的证据，大家没把话说穿，考古学者是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只能说这个地方生活的一群人，文明程度还比较高，已经有礼仪性的建筑了。50年代后期，我们在成都西北面靠近广汉彭县（现在叫彭州）一个叫竹瓦街的地方，发现了一窖青铜器。经专家研究判断，应该是西周时期的，非常精美，跟西安、宝鸡出土的一模一样，这让大家很吃惊。看来西周时期，四川和关中、周王朝的联系已经非常密切了。而此前，人们认为由于受到秦岭阻隔，一直要到战国时期，蜀王才派壮士修路，打通和中原的交通。李白说“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现在看来这种说法不正确，其实两地很早就已有联系了。1953年成都羊子山土台遗址复原图及结构图 土台为正方形三级台阶，高10米以上，面积约10万平方米，用土量在7万立方米以上祭祀坑出土了几件典型器物，有助于我们确定三星堆与古史记载的关系，特别值得研究。其中有一根金杖，长1.42米，重700多克，含金量大约有90%，非常纯。金杖上的图案刻得极为精美，鸟驮着一支箭，箭头射到鱼的身上。鸟的形象勾喙、蹼脚，这些都是水禽的特征。怎么解释这个鸟与鱼的组合图案？稍微对四川古代史、古蜀国历史了解的人，都会联想到文献记载中的蜀王之一“鱼凫”。鱼凫即鱼老鸹、鱼鹰，现在四川有些偏远地区，还能够看得到渔民养鱼鹰打鱼。这根金杖表明，三星堆是一个级别很高的遗存。当然，考古学讲究证据链，不能仅靠一件东西下判断。我们再继续挖，又在这个坑里发现了一块像盾牌一样的牌饰。它上面有五个鸟头，鸟头的喙部长得非常夸张，上面刻了东西。《华阳国志》里提到古蜀人有部落以白鹳为名，其王叫作白冠。鹳鸟也是水禽，也是打鱼吃鱼的，这不禁让人联想到古蜀国的另外一位王“柏灌”。三星堆遗址里，鸟形的器物和图案非常丰富，在全国无出其右。从80年代起，三星堆遗址还出土了大量陶器，当中有一种鸟头形的器柄，特别引人注目。古蜀国王的记载中，还有一位与鸟有关的王叫“杜宇”。根据史书和一些专家的研究，杜宇就是杜鹃鸟。杜鹃鸟及鱼凫、白鹳，蜀人的祖先与三种鸟都有关。记载中还有一位古蜀王叫蚕丛，是否也与鸟有关呢？蚕丛是古蜀国第一位王，文献描述他“衣青衣，劝农桑”，模样也很奇特，“椎髻左衽，其目纵”。但在祭祀坑发掘以前，所有人都不知道蚕丛具体是指什么？最流行的说法是可能与蚕有关。四川这个地方气候湿润，上古以来养蚕种桑传统非常发达，汉代的画像砖上还发现有采桑图，因此成都又被称为“锦城”。但是纵目又该怎么理解呢？三星堆祭祀坑里出土的器物中，有一种青铜面具特别引人注目，眼睛呈柱状突出，短的有一两厘米，长的有将近十厘米，是非常明显的一个特征。这个自然会引人猜想，是不是与蚕丛有关？如果这个是纵目的话，又怎么来理解蚕丛呢？
我们从最大的面具来看，它有几个明显的特征，有助于理解蚕丛的具体形象，分辨其中的真实含义。第一，这个面具的鼻子大而钩。最开始，有些人望形生义，说这是不是欧罗巴人？因为欧洲人的鼻子比中国人的鼻子更有棱有角。但我觉得不能往这个方向想，这事实上是我们中国人说的鹰钩鼻，鹰的鼻子就是这样，钩得非常厉害。第二，它的嘴非常大，嘴角都快到耳朵的位置了，瞳孔呈柱状突出。这样的一个面具，该怎么来理解？我认为它与鹰一类的猛禽有关。纵目是为了向大家显示，其眼睛非常敏锐，看得又远又精准。在鸟类当中鹰的眼睛看远是最突出的，在天上飞翔，却能看清地上的小动物，一扑一个准。第三，再来看耳朵。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它不是耳朵，应该是鸟的翅膀。其他出土的青铜器也有类似的，比如青铜人像的头上戴一个冠，冠上有两只翅膀，形状完全一样。这可以进一步确认，纵目面具展现的形象有人的面孔，也有鸟鹰的特征，但不是人，也不是鸟，是神。它是一个复合型的半人、半鸟、半神。文献说蜀人的祖先“始居岷山石室”，祖辈都居住在岷山上的石头房里。20世纪三四十年代有学者在岷江流域搞过调查，发现了战国秦汉时期的石棺葬，于是有一种看法认为岷山石室指这些石棺。但是，古蜀国蚕丛、鱼凫的时代比战国秦汉更早。鹰的巢在什么地方？就是在岩缝里边。这个岷山石室，可以理解为鹰生于此，葬于此。现在看来，蚕丛究竟指什么？我认为应该得到了破解。蜀人五位有名的先王，蚕丛、鱼凫、柏灌、杜宇、开明，开明之前的四位都与鸟有关，可见他们的鸟图腾信仰是连续的。三星堆祭祀坑里的东西，至少涉及三位蜀王的形象或图腾。至于里面有没有杜宇，还要进一步研究，这有助于确认祭祀坑的时代。祭祀坑出土器物的文化内涵丰富，对我们研究古蜀国历史非常重要。现在来看，《华阳国志》总体来说是可信的，虽然具体细节上有夸张、虚构、传说的成分，这些可以通过研究来澄清。因为三星堆，古蜀国的历史由传说变成了信史。
在祭祀坑里，也可以看到一些与古蜀人宇宙观、世界观有关的器物。比方说神树，人们常把它跟汉代的摇钱树联想到一起。但我个人认为，二者属于两个不同的文化系统，彼此之间是没有关系的。当然，学者们各有各的说法。就器物本身而言，三星堆神树体现了古人对天的看法。神树是一个流传了几千年的传说，可见于战国秦汉时的《山海经》和汉代的《淮南子》，指的是扶桑和若木这两种树。文献记载，古人认为大地两端有两棵树，东边的叫扶桑，西边的叫若木。它们长在山上，是所有树里最高大的。太阳升起之前在扶桑上休息，落下之后在若木上栖息。要理解这个故事很简单，站在古人的立场来看，离天最近的是山，山上最高的是树。人远远地看着太阳升起，就像从树上钻出来；远远地看见太阳落下，就像掉进树丛里。太阳要在天上移动，于是古人想象上边住了十只鸟，负责来回搬动太阳。三星堆出土的若木神树，只剩下九只鸟了，推测最顶上应该还有一只，但是残损了。现在这件青铜器的残存重量将近800公斤，如果它是完整的，其重量可能超过后母戊鼎。在良渚文化的玉琮上，就发现过鸟驮太阳的图案；更早的河姆渡文化时期的牙雕上，也能看到“双鸟负阳”的图案。从六七千年前（说不定还有更早的）的河姆渡文化，到四五千年前的良渚文化，再到三四千年前的三星堆文化，中国传统的宇宙观就这样传承了下来。所以，三星堆祭祀坑要研究的东西非常多，不要仅盯着那几件看起来很奇怪的面具，我们还要关注文物本身的深度解读，以及文物背后所反映出的历史文化与科学技术的流传。三星堆的名称可能会让大家感到很神秘，好像和天上的星宿、星象有关。在我们看来，不是那么回事。现在考古已经证实，原来三星堆的三个堆是连在一起的，是古城墙的一段，后来因人们随意取土，被挖成了三个堆。明清时期的《广汉县志》里写“广汉八景”，就把三星堆和它旁边的月亮湾称为“三星伴月”。关于三星堆文明的来龙去脉，以前大家认为，这里是蛮荒之地，突然冒出这些东西，不可思议。确实，三星堆文明有它不得了的一方面，展现了古蜀人非凡的艺术想象力，但是从考古学上讲，它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有一个交融吸收、发展积淀，同时也往外传播的过程。任何一个文明都必须要交流，才能够有活力，才能够生存发展。三星堆文明是怎么来的？我们应该把它放到整个中国大地上来看。成都平原目前发现最早的人类活动痕迹，是什邡市桂圆桥新石器时代遗址，距三星堆直线距离约15公里。从它出土的器物来看，虽然比三星堆的最下层器物要原始，但和三星堆第一期有承继关系，年代测定大约是距今5000年。而此时的中原地区，仰韶文化早已成熟。仰韶文化之前的老官台文化、裴李岗文化，距今都有七八千年。长江下游地区，河姆渡文化距今也有六七千年。北方地区，内蒙古的兴隆洼遗址距今有8000年。而成都平原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遗址距今才5000多年，因此我们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通过考古调查，在成都平原找到更早的人类遗存，还是有希望的。那么距今5000年左右进入成都平原的这支文化又来自哪里？通过几十年的考古工作来看，它很可能是沿着成都西北部的龙门山脉边缘地带下来的。我们在川西北的汶川、茂县、理县、金川，发现了更早的跟什邡桂圆桥文化遗存比较一致的遗存。很可能是仰韶马家窑文化的晚期，甘青地区有一群人从西北方向翻越龙门山脉，进入成都平原的边沿地带定居下来。我们找到了两个比较确凿的证据。第一，在汶川、茂县以及金川，发现了仰韶马家窑文化的彩陶，还发现了尖底瓶这一类器物。第二，经过植物考古证实，龙门山脚下靠近成都平原居住的这个文化群，他们的主食是小米。当时西北地方是种小米的，随着人群的迁徙，生产方式也带过来了。三星堆出土的青铜器，跨度只有几百年的时间。大家可能会有疑问，那么神奇发达的一个文明怎么就突然消失了？三星堆文明不是突然出现，也不是突然消失，它之前有人类活动，之后也有，这在考古学家看来是清楚的，但是得有更重要的发现来证明它没消失。功夫不负有心人，2001年发现了距今3000年的金沙遗址。从遗址规模、文物堆放方式，以及器物的种类、形制来看，金沙遗址跟三星堆祭祀坑时期的器物是一脉相承的，三星堆文明的发展有了去向。只不过，我认为三星堆与金沙遗址之间的衔接不是紧紧相连，当中可能有间断，但文化上有传承。考古工作者还在继续寻找这些中间的缺环，同时也在寻找比金沙遗址更晚的遗存。因为古蜀直到公元前316年才被秦灭掉，金沙遗址不可能是古蜀文明辉煌阶段的结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乐观地预测古蜀文明还有很多个重要遗址，有待考古专家去发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