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安顺》往事追忆 那些年,一中老院坝里的那些事(四) 2021年第52期(总649期)

那些年,一中老院坝里的那些事(四)

看书与借书

吕志放

今日是世界读书日,童年时候看书与借书的点滴记忆,会迅速清晰地映照在心中,有如微云,在脑海中泛散开来……

这是一些发生在一中老院坝里的故事,每当想起,总会从心底涌起轻轻的幸福感。

五、六十年代时,我家有八口人,包括照顾我们的老保姆——赵伯娘。父母都工作,工资加起来一百多,按道理日子不应该过得紧巴巴的,但每月除了开老保姆的工资外,还要给南宁二伯父家寄钱。二伯父国统时是旧军官,解放后坐牢。我父亲黄埔军校毕业,抗战时任职南迁到安顺的军医学校,他离开军医学校后到普通中学教书,故解放后在历次运动中虽受到冲击,仍能保住教书匠的饭碗。

抗战时期内迁到安顺的原陆军军医学校 图片来源《镜像安顺》

母亲祖上做绸缎生意,在南宁市中心有好几个绸缎铺,日本鬼子轰炸时,铺面全毁掉。由于母亲家较殷实,母亲不怎么会持家过日子。

儿时母亲尽量让我们穿得体面些。在订阅和购买书刊杂志上开销很大,给我们订阅了《连环画报》(中央美院刊物)、《富江春画报》(中国美院刊物,前身是浙江美院,更早时期是杭州美院)等等,还购买了一些富有童趣的绘本。这些插图出自名家之手,绘画风格非常大胆,充满了天马行空的想象。有的色彩明亮饱满,有极强的视觉冲击力。有的线条淡雅细腻,色彩复古平和,有梦幻般的气息。还有的色彩斑斓,动感十足,风格新颖别致……这些绘本文字简洁,以至高的文艺品味,把最深刻雅致的字句洗炼出来,往往一句话,一个字,就能把人内心那些用千言万语都很难讲清楚的感觉透露出来。

五、六十年代的《连环画册》 图片来源网络

我和大哥没有学过绘画,在这些画报和绘本的潜移默化下,大哥先后在所在单位——农场、农科所、农业局,——手绘毛主席巨幅画像和布置单位宣传专栏。我在农村、鸡场中学、实验学校也曾展示过画技。

二哥志强则是对体育感兴趣,家里订阅的体育刊物,二哥受益匪浅,他对体育知识和体育趣闻如数家珍。他是一中田径队骨干,短跑是校前几名,他们班的胡来坤,短跑百米平全国记录,为此被抽调省体委,后当过贵州省体委主任。二哥还是校跳远记录的保持者,校乒乓球队主力,曾被抽去担任安顺少年乒乓球队教练。“大串联”时,我和二哥志强到北京,被安排在北京育才中学食宿。育才中学在先农坛内,校内古建筑群金碧辉煌,苍松翠柏高大挺拔。第二天,我们逛天安门,看到一辆卡车停住,车厢上贴有《地坛体育馆》的字样。二哥叫我跟他爬上车去。于是我们放弃了环境优雅的育才中学,重新安置在体育馆。果然如二哥所料,在这里我们见到了我们崇拜的体育明星:女子乒乓球世界冠军邱钟惠等等,还有名教练付其芳……我们还见到了女子跳高运动员吴浮山,“文革”前她国内比赛时曾打破郑凤荣1957年创造的1米77的女子跳高世界记录,可惜是在国内比赛,世界不予承认,“文革”开始后就没有机会参赛,此后销声敛迹。在体育馆,我们欣赏了《运动员团结友谊日》的节目,看了男子吊环新秀高健的出色表演,他后来成为国家体操总教练。这次节目表演的运动员虽然日后成为我国体育运动的中坚力量,但我们渴望想见的乒乓球名将庄则栋、李富荣等都没有露面,好像他们那时被打成“走白专道路分子”,没有资格参加。

六十年代一中校景

那些年,母亲为我们在订阅书刊杂志上花了很多钱,而父母们自己却只订阅很少的报刊杂志,为省钱,他们甚至基本不买书。即便这样,有时不到月底,家里就没钱了,只得向学校储金会借。我家几兄弟有分工:大哥每月到邮局给二伯父寄钱,他已是轻车熟路,自不必多说。去学校储金会借钱,是二哥志强的任务。这个任务很艰巨,每次去学校总务主任卢志祥家,卢主任的脸都拉得很长,脸色很难看,他老是念叨:每个月的工资加起来有一百多,还不够用,个个月都来借。二哥一借到钱出卢主任家大门,为倾诉心中的怨气,要大喝一声,大骂几句。

那个年头,生活艰难,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学校总务主任的官不好做。父母体谅卢主任的难处,于是尽量节省开支,后来很少打发二哥去打扰卢主任。

分配给我的任务是给父母借书。吴晓耕老师家的藏书甚多,多是珍藏的古籍善本,老先生取书时小心翼翼,很是爱惜,老父亲知道后,也不好意思叫我去借了。

安顺一中百年古槐 吴传双 作

刘洪万老师留学过日本,在德国大使馆工作过。留洋的人喜欢欧美文学,老父亲常让我去他家借书。

邹武城老师家我也去过。某日,老父叫我去他家借书,告诉我书名我就上路了。我一边走一边玩,到了邹老师家的大门口,已记不清书名了。想了一下,忽然记起书名的叫法好像是“紧吃汤圆”,没错,我一路上还念叨过。我高兴起来,大声舞气的喊到:“邹老师,我家爸爸叫我来跟你借紧吃汤圆。”邹老师一脸茫然:“紧吃汤圆是什么东西?”我说:“不是什么东西,是本书”。邹老师沉思了一会,说:“嗯,我知道了。你说得真有味道。”我说:“老是吃汤圆才没有味道。”邹老师说:“你爸爸要借的书不是紧吃汤圆,是《警世通言》。”我听了脸红了起来,拿了书就跑回家去了。

几十年后,有一天我去一中父母家看望父母。在回单位宿舍的路上,碰到邹武城老师。老先生八九十岁还喜欢走路锻炼身体。看到他走在旱马桥上,我上了桥,叫了声:“邹老师!”邹老师跟我儿时去他家借书一样,神情茫然。我家兄弟多,一中学校的一些老师,有些都分不清我们兄弟谁是谁。加之我十多岁上山下乡,读书后分配到鸡场中学,后才调到实验学校。我去一中只是看望一下父母,故很少见到邹老师。我告诉他我叫吕志放,曾去过邹老师借书。邹老师看了我一眼,沉思起来,忽然大声说:“紧吃汤圆!”我也大声说:“紧吃汤圆。”我俩说得好像地下工作者的暗语一样,两人会心一笑,便离开了。邹老师不愧是教历史的,记忆力非凡。

五十年代末,二伯父家的几个堂兄,为减轻家庭负担,早早参加了工作。他们写信告之不要再给他们家寄钱了。我大哥吕志敏,丁武光家大哥丁崇恩(丁德华老师的远房亲戚,从小由丁老师抚养),他们两人决定初中毕业不上高中了,一起离开安顺,奔赴兴仁落水冲农场谋生路。大哥工作后不仅能养活自己,还时不时给家里寄钱。

七十年代一中校景

家里经济情况改善后,母亲给我们买了更多的书。在众多的童话书中,最能给我们带来无穷乐趣的是《安徒生童话》,译者是叶君健。叶译本不是从英文转译。叶君健认为,每个作者在写作过程中,会注入自己的情感,有着个人的痕迹,这些痕迹是谁就是谁的,别人代替不了。翻译要接近创作者的本体,最好是了解作者的母语。于是叶君健不辞辛苦亲赴丹麦,苦学丹麦语。今人还批评那个年代的翻译有翻译腔。本人认为,翻译时必要处点染一点舶来文,隐隐淡淡的气息,却又能和母语语境无间融合,应是最佳的境界。

后来丁武光家搬进一中老院坝,在他家看到《安徒生童话》的另一个版本,是任溶溶翻译的。任是上海人,翻译很雅典又不避俚俗的海派味道;语言平实而口语化。任溶溶可谓是再度创作,跟叶君健不同,又是另一番味道。

叶与任没有高下之分,风格各异,各擅其长。

那个年代的翻译大家多,不像现今的一些翻译,把创作者本身重要的东西,细微的个性化的东西,也就是作者本身的气质,以及最为宝贵的特质,经拙劣的翻译家的手,消失殆尽。

在那个年代,几乎家家都会订阅《大众电影》,但丁德华老师订阅的是《电影文学》和《电影创作》。从创刊号即订起,无论家中缺钱少米,从未间断。当我把电影文学剧本借回家时,兄弟姊妹都瞪大了惊异的目光,狂喜不已。其中陈立德的系列文学剧本最引人注目:有《北伐先锋》《吉鸿昌》《黄英姑》《长空雄鹰》……。这些英雄史诗般的故事,有一种莫名的吸引力,直击心灵。后来陈立德把《北伐先锋》改为长篇小说,老母亲知道我们的喜好,去书店把陈立德的长篇小说《前驱》给我们买了回来。

八十年代一中校景

我们小孩看电影文学剧本只是消遣,看个热闹,丁德华老师订阅这些杂志则是为了文学创作。那个年月,丁老师写了小说、剧本等,但还未拿去发表,“文革”来临,大规模的抄家行动开始,压在箱底的辛勤笔耕的东西只能付之一炬。

因抄家怕被抄走,无奈之下,丁老师把《电影文学》和《电影创作》每期中的剧本完整拆下,加上封皮重新装订,结果抄走的仅是一本本空壳,打捆后总算蒙混过去。这些刊物对丁武光后来的写作有影响,如文字讲究画面感,注重多角度多场景的组合等。

儿时接触的外国文学多是前苏联的,中苏友好嘛,还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五十年代高尔基的地位最高,他的书几乎人人都看过。还有克雷洛夫的寓言集,是畅销书。

那个时候,契科夫的长相引起了我的关注。他面容清癯,戴的眼镜是金丝带链的,透着书卷气,英气逼人。契科夫的《凡卡》《伊凡洛夫》《带阁楼的房子》《草原》《海鸥》《樱桃园》……,每一部作品的名字,都带有契科夫才会有的味道而让人遐思悠悠。依当时的年龄,我也没有真正读懂,只是喜欢他的那种调调:淡淡的忧郁,对一切美好不可得的惆怅,和对生活中沉重的一切的无奈,轻轻叹息。其实,正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年龄,对契科夫的一知半解,而生出一点“小资”情愫,由此渐渐对阅读外国文学产生了兴趣。

(文稿选自《记忆安顺》,有删节)

(完)

· 作者简介

吕志放:安顺实验学校退休教师。善书法。近期从事纪实文学方面的撰写,发表作品《1968年……》《山旗堡的马和路》等。

2021年6月


值班编辑:柴其斌

电子排版:王敏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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