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亦庄亦谐

  苏轼以人为本
　　苏轼曾先后两度在杭州为官，他办公有一个独特的习惯，就是将办公桌挪到西湖边上：“至冷泉亭，则据案判决，落笔如风雨，分争辩讼，谈笑而办。”（《梁溪漫志》）一边欣赏着西湖美景，一边判决审理辩讼案件，谈笑之间便完成了工作。这当然首先表现了苏轼高水平、高效率的为政才能、工作作风，但也许西湖的美景也赋予了苏轼落笔如风雨的灵气与智慧。
　　一次，两个人打上公堂来。原告是绸缎商，被告是制扇商。被告曾向原告赊了价值二万贯钱的绫绢，谁知逾期却分文未还，绸缎商于是将制扇商告上衙门。其实，这位被告也并非奸商，只因老父亲病故，办理丧事欠下不少债务；又因当年夏天多雨，扇子的销路很差，所以债上积债，一时无力偿还。
　　苏轼听罢二人的陈述，觉得各有各的难处，也各有各的道理。如果简单依法公判，虽然给绸缎商讨回了公道，但制扇商势必家破人亡；如果同情制扇商，又如何保护绸缎商的利益呢？看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法律问题，而是一个如何切实为百姓解决实际困难的问题。苏轼思考良久，终于有了个两全其美的好主意！他让被告取来二十把上好的团扇，然后挥洒笔墨，在团扇上点染竹石花木、题写诗词短文，而且署上自己的字号，转眼工夫，这二十把团扇就成了二十幅东坡字画。他告诉被告，将这二十把团扇拿到市场上，每把按一千文出售。消息传得很快，被告刚刚走出衙门，仰慕东坡字画的人们就纷纷闻讯而来，不一会儿就将团扇抢购一空，被告的债还清了，原告的利益也得以保护（事载《春渚纪闻》）。
　　我们细细考察就会发现，苏轼处理政务、判决案件、维护法律的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无论做什么官、办什么案、执行什么法律，必须以老百姓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而不能为办案而办案，为执行法律而执行法律。用现在的语言说，就是一切工作、生活的原则，都应当坚持以人为本。
　　“虏亦喜吾诗，可怪也”
　　宋哲宗元祐时期，苏轼作为当朝翰林学士，经常奉命接待外国使节。在很多重大的外交场合，他将自己杰出的文学艺术转化为高超的外交艺术，为大宋皇朝赢得了崇高的声誉，维护了皇朝天国的尊严。一次，苏轼陪同各国使节对月品茶，席间有位辽国使节想与苏轼比试对联，以较才艺高下。他出的上联是：“三光日月星”，扬言此联在辽国“遍国中无能属者”。苏轼听罢上联，应声答道：“四诗风雅颂。”（事载宋岳珂《桯史》）这个下联比起上联更加巧妙，本来诗有风、雅、颂三种，雅又分大雅、小雅，故而又称为四诗。这样敏捷的才思，只有以渊博的学识为基础，才有可能擦出灵感的火花来。
　　事实上，苏轼的诗文之名在辽、西夏、高丽等地早已广为传颂，其文学才华，对增进宋朝与周边各国的文化与情感交流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在一次外交宴会上，辽国使者刘霄举杯来到苏轼面前，高声朗诵苏轼《闻乔太博换左藏知钦州以诗招饮》中的诗句：“痛饮从今有几日，西轩月色夜来新。”热情地邀请苏轼满饮杯中之酒。苏轼不无惊异地写道：“虏亦喜吾诗，可怪也。”（《记虏使诵诗》）
　　“刘贡父读书多，这个皛饭必有出处”
　　苏轼一生酷爱交友，他曾说自己：“上可以陪玉皇大帝，下可以陪悲田院乞儿。”（《蓼花洲闲录》）苏轼在与朋友们的交游中，其博学多闻的修养、诙谐善谑的个性展露无遗。
　　有一次，苏轼与好朋友刘贡父闲聊，说他当初与弟弟苏辙准备制科考试时，每天享用“三白”饭，觉得味道美极了，从此不相信世间还有什么别的山珍海味。贡父好奇地问：“什么是三白饭？”苏轼回答说：“一撮盐、一碟生萝卜、一碗白米饭，所谓三白也。”贡父听后哈哈大笑。很久之后的一天，苏轼突然收到刘贡父送来的请柬，邀他同吃“皛（xiǎo）饭”。苏轼这时候早就不记得“三白饭”的事情了，他认为：“刘贡父读书多，这个皛饭必有出处。”可到了贡父家一看，发现饭桌上只有一碟盐、一碟萝卜、一碗白米饭，这才恍然大悟，知道自己中了圈套。但苏轼不动声色，将这顿“皛饭”吃了个一干二净。临走上马之前，他对刘贡父说：“明天咱们再聚会，我会准备毳（cuì）饭给你吃。”刘贡父明知苏轼要跟他开玩笑，“报复”他，但还是想弄清楚什么是“毳饭”，所以依然如期前往。两个人在客厅里高谈阔论，直到日已过午，苏轼始终不提吃饭的事。刘贡父饥肠辘辘，只得开口问：“毳饭准备好了吗？”如此反复再三，苏轼才将贡父引入餐厅，可是饭桌上空空如也。苏轼摊开手，笑着说：“盐也毛（即冇，音mǎo，意谓“没有”），萝卜也毛，饭也毛，不必客气，请！”贡父一听，不禁大笑起来：“早知道你要报一箭之仇，但万万没有想到是这一招！”这时候，仆人们才送上早已准备好的美酒佳肴，两位好朋友痛痛快快地大吃了一顿（事载《曲洧旧闻》）。
　　从苏轼与刘贡父的戏谑、戏弄中，我们感受到一种遮掩不住的俏皮与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