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才生 | 村学记
总第125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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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前，镇里的朋友回本村当校长，除工资外，还有几百元补贴，守家在地，公私兼顾，实在惬意。
最近，听说他又回来了。原因是村民走空了，生源断了。一起吃饭时，我和他开玩笑：“你真是伟大的教育家，愣是把学生给教没了。”他苦笑着，直摇头。我将此事告诉同乡，他不以为然地说：“那算什么，咱村三千口人，现在只剩一个学生了，两个老师陪着。”我惊讶不已。
到底是怎么回事？道路通了，街灯亮了，公粮免了，政策宽了，人却悄然离开了。土地闲了，庭院荒了，学校废了，炊烟断了，连村头庙里的神灵，也好久不见香火了。
如果谁说，让孩子在村里上学吧，所有人都认为是笑话。但人们不知道，四十多年前，在我的家乡，不仅有小学、初中，还有高中呢！
我读小学时，在羊圈。羊圈是个地名，原先也确实是羊圈，后来迁出去了，改造成学堂。那地方在村北一条狭长的胡同里，周围全是民宅。沿着细细的巷道进去，会发现一个院落，比普通农家院大，东西宽，南北长，七八间教室，座西向东，屋檐下有几根木柱，撑起一道宽宽的长廊。上课的情景完全模糊了，只记得下学时要排成长队，经过一个很大的公厕，左弯右绕，大半天才能转出来。
在羊圈上课没多久，我们搬入东边不远的一座平房，四五间大小，西向，房前是片广场，对着一个生产队的仓库。上午的教室光线昏暗，我们常搬着凳子，在小广场上课。
最早教我们的老师，叫高秋萍，是初中老师苏保和的夫人。高老师姓高，个子也长得高，细溜溜的身材，高鼻梁，大眼睛，长长的辫子，十分漂亮。她是鹤壁人，说一口地道的普通话，大人说那是侉子话，但只要她一张嘴，就和小喇叭广播一样，甭管讲什么，就是耐听。每天，我们跟她学唱歌，学算术，学波泼模发，然后排队，报数，做体操……寒冷的冬季，大人们扛着铁锨、推着粪车从旁边经过，看到自己的孩子坐在暖阳下捧着书本摇头晃脑，读得满头冒热气，连看也不看他们一眼，会高兴地点点头，笑嘻嘻的赶忙离开。
大概是小学高年级时，我们到了村东的总校。这里地方很大，院子套着院子，应该有七八个班。多数教室在一个平面上，但也有几间位置奇高，光是门前就有五六级台阶。校门口临着高高的石岸，岸下是一片宽阔的菜地，地北紧靠东大池，那是全村人的吃水池，周长数百步，状如圆月，深不可测。菜地东边，是绕村而过的公路，北通县城，南去可达鹤壁。再往东就是卵石遍布杂草丛生的河滩了。每到雨季，母猪河涨大水，能听到哗啦哗啦的水声。
难忘那片菜地，由于临着池塘，取水方便，又挨着学校，不缺粪肥，夏天秋天，满眼的茄子大葱萝卜白菜，水灵灵的，葱绿一片，不时有彩色的蝴蝶和蜻蜓在上面轻盈飞过，若即若离，休闲自在。到了冬天，蔬菜收过，剩下一畦畦褐色的田垄，显得空旷而寥落。农民的秋天过去了，学校的秋天却来到了。经过一年的学习，是谷子是秕糠是骡子是马必须通过考试才见分晓。于是，这片闲置的菜地便成为天然的考场。各年级的老师们都会把学生拉到田里，均匀散开，蹲在垄上，就着凳子答题。有时天上飘起了小雪，细沙般的雪粒打在卷子上，沙沙作响。哈气融化了雪粒，卷子湿了；或者雪粒增多，看不清字了。因此需要不时地把卷子抖一抖，才能继续书写。常常题还没答完，手指已经伸不直了。
山里的冬天特别寒冷，学校里没有煤火，许多人脸皴了，手上脚上长着冻疮。于是，家长们会烧起火锅，让孩子抱着上学。那火锅有洋漆桶做的，砂锅做的，铁锅做的，也有小号的陶盆做的，上课时，要统一放在教室后面，或大或小，或高或低，或薄或厚，或扁或圆，像是进行火锅展览。取暖的燃料因家境而异，条件差的，用锯末；稍好点的，用粗糠。这两样都容易冒烟，刺眼，还着的快。条件好的根本不用这个，他们用细糠，就是碾米时第二三遍之后的糠，不冒烟，还燃的慢。像我这样的，家里也有细糠，但那是口粮，不能动。我们知道糠窝窝，其中的成分就有细糠。冬天上学最快乐的是什么？就是围着火锅烤豆子吃，玉米豆，黄豆，没有花生豆，我们那儿不种花生；也没有黑豆，因为黑豆混在灰里不好辨认，等拨拉半天找到了，也烤糊了。每个人的嘴上都是黑乎乎的，像长了胡子一样。
在总校读书，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苏迷吉老师。苏老师当过兵，个子不高，方正魁梧，走路时慢腾腾的，像座铁塔在移动。他教的课早已忘了，但对他的弹弓却记忆犹新。那是用拇指粗的钢筋弯成的，汽车内胎制做的皮筋，牛皮做的弹夹，我们三四个人一起拉，吃奶的劲都使出来，还是拉不动。在他的影响下，班里的男生几乎都玩弹弓。他的最大魅力，就是能掂着弹弓和我们一起练射击。当然他射的最远，准头最好，成为我们的偶像。记得有段时间他剃了个光头，不数日，班里的男生全变成了和尚。步入教室，像进了寺庙的经堂，把他乐得嘿嘿直笑。
苏老师能和学生打成一片，但对纪律要求却十分严格。最难忘的是他罚学生“晒鳖盖”的情景。夏天的中午，学校严禁学生到河塘里游泳，可是酷热难耐，总有人犯禁。是啊，那时没有电扇，没有空调，谁不愿意从闷热的小屋里跑出来，跳到清凉的河塘里去享受一番呢！一个猛子扎下去，会从很远的浮萍下钻出来，头上沾着污泥和水草，嘴里呼哧呼哧喘着粗气，骄傲地回望着远处的伙伴。那是时间过得最快的时候。到下午上学时，必定会受到老师的检查，就是用指甲在你脊梁上划道子。道子不明显，通过；道子发白，你就自认倒霉吧。苏老师的处理办法很果断，不吵也不骂，让你光着脊梁，爬到水泥做的乒乓球台上，罚站，人称“晒鳖盖”。头上太阳像火炉一般烤着，脚下案板像鏊子一样煎着，烫得双脚不住地交替腾挪，像跳大神一样。那是时间过得最慢的时候。但那个年龄段的孩子又有几个长记性呢，隔不了三天，历史就会重演。
还有一位马德生老师，一米八几的个子，既高又帅，说话柔声细语，十分亲切。他走路时喜欢把手插在裤兜里，边走边哼歌谱，米馊烂米馊，米馊烂米馊，悠闲而又神气。他的板胡拉得很棒，能模仿各种声音，像邻居聊天夫妻吵架，社员开会牛羊上山，还有流水声、刹车声、鸡鸣狗吠声，那叫惟妙惟肖。冬闲时，村里搞文艺晚会，他是乐器组的重要成员。坐在台下，能望到他在幕布一侧拉胡的侧影。在汽灯的光照中，舞台上如同白昼。只见他身着中山装，肩披长围巾，随着演唱的节拍，抽动胡弓，前俯后仰，眼睛闭着，大分头摆着，凝神专注，如痴如醉，那才叫派头。
我当时受他影响，也要学板胡。父亲不知从何处讨来一个，还弄了几张歌谱。于是，每天下学回家，坐在柵栏门外的捶布石上，学着马老师的样子，吱咕吱咕地抽拉一阵。半月后，拉出一首《东方红》，父亲验收，评价是“不着调”，母亲说她的鸡被吓得全跑到饭棚上去了。就这样兴奋了一阵子，最终也没拉成什么气候，板胡挂到了墙上，成了万年闲。
马老师教我们习字课，我练毛笔字就是从那时开始的。只记得买来大张的粉连纸，裁成小张，叠成暗格，描着柳公权，想着欧阳询，一张又一张，满教室充斥着劣质墨水的臭味。可惜心猿意马，没有恒心，毛笔一挥，蛤蟆成堆，至今在公众场合签名都羞于出手。但马老师的字写得实在是好，村里主街上有面白墙，十多米宽，一丈多高，用楷体书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全文，清秀端庄，洋洋洒洒，就是他的杰作。
好像是升初中时，我们搬到了老油坊。五间大小，在校门北边，东大池正西。
这里早年是榨油的地方，就是套上毛驴用石磙子挤压的那种，很原始，流行于五六十年代，只记得有花籽饼像高墙一样摞在屋里，后来有了电磨，就不再时兴，改建成学堂。刚入班时，还见过那石磙，靠在教室外的路旁，一人多高，像个巨大的车轮，中间有方孔，又像是一枚放大了千万倍的铜钱。常听人说，谁谁谁钻到钱眼里去了。瞧这个大方孔，还真能钻进去。
初中班主任是苏喜成老师，教语文。他三十岁左右，中等身材，清瘦而精明，冬天里脖子上总是围条宽宽的毛绒绒的花格围巾，像五四青年，洋气得很。他讲课时声音清脆，情绪激昂，很容易进入角色。当然，训起学生来也凌厉无比，会劈头盖脸地历数罪状，让你哑口无言，乖乖认错。
苏老师擅长拉小提琴，那乐器是外国货，之前我从未见过，像个大葫芦的切面，桔黄色，四根弦，演奏时要站着，把琴搭在肩上，挨着耳朵，好像生怕听不见似的。其实不然，那声音浑厚而圆润，轻柔而明快，比板胡低沉，比二胡高亢，有种既稳重又大气的感觉。我们在东大池岸边扑蜻蜓，常常听到他拉的曲子，“智斗”，“打虎上山”，“浑身是胆雄赳赳”，悠扬的琴声从他办公室的窗棂里飘出来，能掠过浩淼的池水，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
受苏老师影响，班里有许多戏迷。或样板戏，或豫剧，都唱得有模有样，有几位还参加了村里的宣传队。一个姓马的同学喜欢豫剧，能把《朝阳沟》八场全本背下，真是奇才。自习课上，看他唱念作打，手舞足蹈，一会儿栓保，一会儿银环，一会儿锣鼓梆子，一会儿板胡笛子，台词唱段只字不差，听者无不惊叹。这位同学毕业后去了建筑工地，后来承包工程，听说赚了不少钱，经常在祖国的大江南北飞机来飞机去，很是风光。
苏老师教课时，已经有了早读。春秋天的早读不冷也不热，非常舒服。夏天的清晨山风凉爽，也很享受。最难熬的是冬天。天不亮，全班同学必须赶到学校，眯着惺松的双眼，按照老师布置的作业，站在教室外的窗户下背课文。天地像个巨型的冰窖，池塘、街树、堤岸、田野，包括远方的山影、头顶的星光，似乎全都凝固了。每个人嘴里鼻子里喷着白气，像是沸腾的小蒸汽机，两手缩在袖筒里，捧着课本，一遍遍地朗读，耳朵眼里全是哇啦哇啦的读书声。有时碰巧老师来的晚，大家便趁机挤在墙根，站成一排往中间挤，边挤边喊：“挤尿床，挤尿床，挤出一个尿床王。”谁被挤出只好排到边上去，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身上热乎乎的也不觉得冷了。这时，突然有人喊老师来了，于是哄的一下散开，各自站在不同的位置，举着书本，装模作样。脑子灵便的同学往往背得快，验收过关后可以自由活动；最可怜那些开窍晚的，像小和尚念经，有口无心，到早饭时还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苏老师很干脆，饿着肚子继续背！常常是，上午的预备铃响了，还有人灰溜溜地站在墙角，眼巴巴地看着入班的人流，等候发落。
后来，语文老师换成了苏保和，就是高秋萍老师的爱人。苏老师早年干活时腿上受伤，导致残疾，走路有点瘸，但课教得极好。他读过许多书，有讲不完的故事和笑话，许多人至今还记得他说的白字先生，本来要写“洗洗脸，刷刷牙，出门碰见个老伯伯”，结果写成了“洗洗剑，锯锯牙，出门碰见个老怕怕。”上课时，因为走动不便，一旦有学生开小差，他会将手中的粉笔头嗖的一声投过去，能准确无误地打在对方的脑门上或鼻子上，引起哄堂大笑。
苏保和老师性格温和，说话慢条斯理，除非特殊情况，很少发脾气。有次课间休息，一只麻雀飞进教室，在梁檩间窜来窜去，叽叽喳喳。最可气的是，它还朝下拉屎，刚巧拉到陈同学鼻尖上。陈同学是我本家哥，长得精瘦，但脾气急躁，像个麦秸堆，一点就着。此时，他恼羞成怒，关上屋门，挥起苕帚拼命驱鸟，边赶边喊：“看老子把你活剥了！”教室里尘土飞扬，一片狼藉。终于，麻雀落到窗棂上，他蹑手蹑脚去抓，结果鸟没逮着，窗户纸被掏了个洞。苏老师上课时，瞅了那窗户一眼，似乎什么都明白了，一瘸一拐地走到陈同学面前，盯着他。他自知闯了祸，赶忙站起，头上沾着的一绺蜘蛛网格外显眼。苏老师不动声色地说：“你出来。”他很不情愿地离开座位，晃到过道里。苏老师突然抬手猛地一掌，把他推出一丈多远，哐的一声，头撞在门框上，只见他捂着后脑勺，一声不吭地立在门后。老师若无其事，一瘸一拐地返回讲台，继续上课。
那节课，学的是《小英雄雨来》，课文里有“趔趄”一词，老师说：“趔趄是啥意思？像我刚才推陈××就是把他推了个趔趄。”大家马上记住了。
四十多年后，遇到本家哥，说起被推个“趔趄”的事，他记忆犹新，一本正经地说：“也算日怪了，那是我认识的字里笔划最多的俩字，但过了几十年，其它字全还给老师了，就这俩没忘。”我哈哈大笑：“你没记恨苏老师？”他说：“那是咱不懂事，咋能记恨老师！”
我上初中前后，正是文革后期，贫下中农管理学校，思想教育是重头戏。
记得有天下午，学校请本村一位残疾军人作报告，数百人的会场黑压压一片。老军人参加过抗美援朝，一条腿被打断了，是立过战功的英雄。他讲述打入敌人指挥部的情景最为精彩，说冲进地堡已空无一人，能看到一个长长的沙盘，上面插满了花花绿绿的小旗，墙角柜子旁文件堆得像山一样，这时，桌上的电话铃突然响了，他上去抓起话筒，里面呜哩哇拉在讲话，说的什么也听不懂，于是噔的一声就把它给薅了。说到这儿，他站起来，挺着腰身，双手作拉扯状，脖子朝后梗着，眼睛瞪得溜圆，斩钉截铁的气势引起潮水般的掌声。那是我听到过的最生动的一次演讲。
除了听报告，就是作宣传。当时，全国号召“农业学大寨”，东方拐头山的明石板处，用石头摆成的这条语录十分显眼，每个字都有一间屋大小，从村里任何角度都能望到。改河垫地是农闲时社员们的主要活动，就是把荒芜的河道填土整修，改造成农田。我们曾提着铜锣，到村北的龙王庙工地说“三句半”。但见河沿内彩旗飘飘，号子声声，人流如织，推车的，挑担的，挖土的，运石的，正忙得热火朝天。看我们到来，社员们会高兴地拍拍手，停止手中的活计，围上来，形成一个扇形，我们站在前面，环顾左右，人群中有我们的父母，有我们的叔婶姑姑，即使不沾亲带故，也是经常见面的街坊，心里不免有几分激动和紧张。台词都是老师编好的，大家已排练过多遍，但表演时还是有人忘词。观众却不着急，一个个微笑着耐心等待，直到旁边的同学提醒，演出继续。现在想想，在几十年来我见过的所有演出中，大概没有比他们更有耐心更虔诚的观众了。
我们也参加义务劳动，积肥、搬砖、拾麦子等等。有一次，到五六里外的母猪河谷挑土垫地。挖土时，高岸突然坍塌，把两位同学埋在了下面。工地上顿时乱成一锅粥，只见周围的社员纷纷涌了上去，拼命地用手刨，有的双手磨破了，血流不止，仍然坚持着，直到把满脸是土的同学抬出来。亏得抢救及时，二人生命无碍，但其中一位腿部骨折，留下了终身残疾。
在初中阶段，还经历过两次大批判运动。一次是批林批孔，一次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所谓大批判，其实只是按照报纸的调子编稿子，大多都是快板和短文，用毛笔抄在大白纸上，然后贴到墙报中去。真应了那句话：“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至于批的是什么东西，像“克己复礼”“右倾翻案”之类，我们大都不懂。上面有要求，学校就布置，学生只是应景凑热闹，营造一种“轰轰烈烈”的气势。但大批判给我也带来了好处，就是养成了作读书笔记的习惯。为了写批判稿，常找报纸上的好词好句好文章，或摘抄、或剪贴，不久就收集一大本。母亲裱墙用报纸，也会先喊我过目，看有无能用的内容。看的多了，写作能力自然提高。有段时间，我的作文被老师当范文宣读，深受鼓舞，甚至还有人喊我 “小鲁迅”，心里得意得很，现在想来，真是愧死我也。
在老油坊时代，课本比较简单，学习任务也不重，大家有许多精力搞活动。记得有段时间，中国乒乓球队在世界比赛中连连夺冠，像庄则栋、梁戈亮等乒坛名将，通过小喇叭的广播宣传，可谓家喻户晓，乒乓球热也随之风靡全国。山里的孩子买不起球拍，便找来三合板，模仿球拍的样子锯一个，磨平边棱的毛刺，照打不误。学校有三四张水泥球案，每天课后，都会围上一大圈学生，轮番上阵。没有球网，便摆上破砖头或小石板，有时连这些也不要，照样打得热闹。因为人多，大家五球一局，三球一局，甚至一球一局，败者下，胜者守，走马灯一般，兴致勃勃。有个男生，个子不高，但扣起球来又准又狠，可以说打遍全校无敌手，后来被推荐到县里参加比赛，获得了少年组亚军。
我上学的时代，村里多数家庭都不富裕。吃饭难得温饱，穿衣更成问题。因为买布需要布证，学生中间，能一年四季穿上洋布做的衣服，已经相当可以了。
班里有位同学姓苏，父亲在公社工作，家庭条件算是比较好的。他在夏天能穿上“抖米嗖”，让无数人眼热。所谓“抖米嗖”，就是日本尿素袋子做的裤子，风一吹像绸子一样抖动，凉嗖嗖的。别看只是肥料袋，那可不是一般人能弄到的。当时有个顺口溜，“干部见干部，比比高级裤，前边‘日本产’，后边是‘尿素’，弯腰撅屁股，‘含氮量75%’。有黑的，有蓝的，就是没有社员的。”说的就是尿素袋上的文字，做衣服时用料多，上面的字迹漂洗不净，便显露出来了。记得母亲还问我：“小日本个头低，咋尿脬就那么大，提炼出恁多尿素来，还用恁好的布料包着？”
为了解决学杂费问题，学校开始搞创收，发动大家勤工俭学。秋天里是去遛红薯，就是在收过的地里再收一遍，也叫复收。
要在收过一遍的地里找到遗漏的红薯并不容易。有些生产队收过一遍的地还不让进，只有犁过的地才能涉足，那就是收第三遍了，无异于大海捞针。有时候蹶着屁股刨一天，累死累活也找不到几块。有的同学半天就能把箩头填平，那真叫本事。有经验的人传授诀窍：“大块地，小片荒，遛岸根，找跑秧。”并且说，大的地块收秋时人多，往往齐头并进，有人怕掉队就难免拖泥带水收不干净，小块的山地往往有杂草，割过薯秧后看不清楚，容易整棵整棵地漏收，岸根的土地潮湿，红薯根扎的深刨起来费力也不易收走。多数学生都没怎么下过地，哪懂得这个，所以尽出憨力。
你知道遛红薯最幸福的是什么？不是翻了一上午地弄到半箩筐“毛尾巴”，也不是从地底下挖出个“老母蛋”，而是在地头岸角突然发现几本漏收的红薯。你去想吧，那红薯个头又大又齐整，片刻之间就能填满箩筐，超过你一天的收获，那该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
实不相瞒，这样的好事我也遇到过，那真是欣喜若狂，连抡镢头的手都兴奋得颤抖。一边刨还一边想，那些暴发户的心情也不过如此吧。但仅此一回。要知道，好运并不总是光顾在某一个人头上。
就是这样，三斤五斤十斤八斤，大家把各自收来的红薯集中在一起，卖给生产队的粉房，一年的笔墨书本费全有了。
夏天里的活动是掀蝎子。蝎子是一种中药，据说能治半身不遂口歪眼斜之类的怪病，所以医药部门每年都会收购。把捉来的蝎子卖给供销社，小的卖二分钱，大的能卖到一毛，也是一笔很可观的收入。
抓蝎子的夹子是用竹筷制做的，就是把筷子从中间劈开，夹个细棒，然后用绳子缠住，十分好用。掀蝎子其实也有窍门，那东西喜潮不喜湿，多藏在石头堆里或废旧的渠岸上，夜间用紫光灯一照，它们身上会发出萤光，特别好找。
所谓渠岸，是指村西山腰的毛渠，有十多里长，因为红旗渠水下不来，没用几年就废了。村东山上没渠，那边的学生都去茶叶岭，就是横亘于村北的那道山梁。山腰小庙西边有片荆扑棱，几十亩大，蝎子最多。许多人夜里去，拿灯一照，明浆浆的满坡都是。有时一块石头下会有三四个，看到它们拖着大肚子惊慌失措地乱跑，用力吹气还会蜷起身子，连那扬起的毒钩也会放下，真是又惊喜又刺激。如果是老手，一晚上能抓半汽油桶。
当然，抓蝎子要格外当心，除了防止被蜇，冷不丁还会从石头下窜出一条蛇来，那发光的小眼瞪着你，随时要发起攻击。此时此刻，唯一的办法就是撒腿快跑。这两种情况我都遇到过。手指被蜇后，肿得像萝卜头，火辣辣的疼，要赶快将蝎子草揉烂涂上去，一两天就见好。至于遇到蛇，并不可怕，我跑惯了山路，那东西根本追不上我。
进入初中高年级时，农村的改革开放已拉开序幕，报纸上广播里已经有了“万元户”的说法。有一天，那个穿“抖米嗖”的同学因为考试考砸了，遭到老爹痛骂，他顶嘴说：“你看那些万元户，学习不好照样发财。”他爹就说：“你去种圪针吧，一斤圪针能卖四十块钱，保准也能发财。”他听不出是在挖苦他，认为老爹吃公家饭消息灵通，就当真了，兴奋得夜不能寐。这么好的致富门道可不能让别人知道了，必须抢先一步。于是找到两个要好的伙伴，躲到背地旮旯，专门研究过好几次。他给伙伴们算了一笔账；可以偷到生产队的化肥，先让圪针长成树，每棵树能剪三十斤圪针，一斤能卖四十块钱，这样一棵树至少能收入一千块，种十几棵一年就能收入一万多块，三年下来，不需要任何本钱，我们就都是万元户了。就在三人背着镢头扛着铁锨付诸行动时，才知道是老爹诳他们的。
不过，这个苏同学后来在城里作生意，靠着头脑灵活，还是发了财。
初中毕业时，国家已实行高考。也许是镇中学容量有限，也许是为了方便山里的学生，这一年，学校招收了高中班。。
大概是教室不够用了，村里开始建设新校。校址选在村南愚公桥上方的石岗上，东依高耸的东山，南临宽阔的母猪河，向西北眺望，是长达三四里的村庄，以及翠柏覆盖的西寨。我们是个大村，当时有两千多口人，学校建设的投工备料全靠村里完成，很不简单。记得同学们到十多里外的洹河边运沙的情景，有肩挑的，背驮的，也有几人合推一辆独轮车的，涉水爬坡，汗流浃背，在高山峡谷间，排成一条长龙，源源不断地把河沙运上山岗。没过多久，两排宽敞明亮的红砖瓦房竣工，我们搬进了自己建造的教室。
在东山岗读高中，应该是家乡办学最鼎盛的时期。周围的洞上、老里沟、早阳岗、梨园、桃园、缷甲坪等村，都有学生来走读。班里的老师全是原来的初中老师，有些高中课本他们自己也没摸过，但个个像打了鸡血似的铆足了劲，决心要干出些名堂来。马立老师是班主任，讲数学和物理，苏保和老师讲语文，马法锁老师讲化学和地理，马旺生老师讲英语，马玉林老师讲历史和政治，高招要考的文理课程他们全包了。不熟悉的内容他们先自学，再教给学生，每天忙得不亦乐乎。
每天，拐头山上刚出现鱼肚白，就有人从东边的山梁翻过来了，那是早阳岗的五六位同学，索书生、邓广生、索云宵……早阳岗，据说是最早见到太阳的地方。问书生，他笑笑，说反正我们过来时，太阳已经老高了。有人从西寨南边的垭口翻过来了，那是梨园村的六七位同学，张记昌、张广生、张先梅……梨园村就在西寨后边，三里路，比索书生他们要近许多。还有老李沟的李国生、郝用昌，洞上村的李保林、郝红英，等等。冬天的山岗上，白雪覆盖，寒气袭人，但丝毫也不能减退学子们的热情。草坪里，土丘旁，山崖边，石堆上，到处都有他们的身影。面向高山，面向峡谷，面向田野，面向村庄，背单词，背公式，背历史，背诗文，像是在对天地宣誓，对父老乡亲宣誓，河湾里，沟谷中，到处回荡着朗朗的书声。
班里有几个学霸，十分厉害。那时叫学习尖子，是大家公认的希望之星。像张记昌、索书生、李文玉等等，都是老师经常点名上台给大家解题的角色。有位姓苏的男生，能把一本政治复习资料从头背到尾，也十分了得。
同学李全生，本村人，因儿时生过一场大病，双腿残疾，只能靠轮椅代步。可以说，他是班里上学最艰难的一个。经常看到，在通往山岗的弯道上，几个同学推着他，缓缓前行。队伍中有个中年人，个子不高，一瘸一拐地跟着，边走边给他们讲故事。讲者有兴，听者入神，有时会停下来喘口气，等他讲完一段，再继续攀登。那个中年人，就是语文老师苏保和。
虽然学校在山上，要走很远的路，但除了外村的走读生，本村学生都上晚自习。那时学校还没有电灯，每人自备照明工具。于是，在墨水瓶里装上煤油，瓶盖上钻个眼，用绵纸捻成细细的灯芯，一个煤油灯就做成了。由于山高风大，尤其是冬天，门窗再严实，也有寒风侵入。大家只好在油灯上安个纸做的罩子。这样会减弱灯光的亮度，灯的位置自然放得很近，许多人的脑门上被熏得黑糊糊一片，也有人把眉毛、头发给烤焦了，更有甚者，不小心引燃了灯罩，头发燎去一大片。
晚自习结束时，已是深夜。多数人没有手电，只能摸黑下山。途中要经过一片坟地，如果是白天，周围有社员，并不觉得可怕。到了晚上，月黑风高，山回路转，这里就成为最恐怖的一段。尤其是夏天，那坟地常有鬼火游荡，幽幽的蓝光悬浮着，忽高忽低，忽明忽灭，加上周围老树上不时传来咕咕面（猫头鹰）的叫声，令人汗毛倒竖。如果谁喊一声“鬼来了”，几乎所有的人都会嗷嗷大叫，没命地朝山下狂奔。书丢了，鞋掉了，笔呀墨的全不要了。只要能跑下山，什么也顾不得了。
马立老师当时正值中年，身材又高又瘦，无论何时看他，都精神抖擞，充满了活力。每天天不亮他已到校，晚自习后才下班回家，是老师中的顶梁柱。不知托哪里的关系，他用自家小米从北京换来几套高考模拟题，用蜡版印在粗糙的黄纸上，让我们赶明搭黑地演练。并说：“只要功夫深，铁梁磨绣针。别人能坐小汽车，我们也能。别人能住高楼，我们也能。如果不下苦功夫，只有去戳牛屁股。”就是凭着一股冲劲，那年高考，张记昌上了水利学校，李文玉进了师范，索书生在考前应聘做了教师。总之，对山里的孩子来说，铁饭碗拿到了，就意味着成功。遗憾的是，在他们之外，有三四人都是几分之差没有上线。我就是那遗憾者中的一个。
高中班虽然只办了一届，但为地方培养出不少人才，有人经商，有人从政，有人在工地当监理，作施工员，有人在中学、大学当老师，还有人做了工程老板、县局级领导……包括坐轮椅的李全生，也在村里开了诊所，盖起了小楼，娶了位广西女孩作媳妇，如今，两个孩子，一个已参加工作，另一个又考上了大学……
转眼之间，四十多年过去了，人生之书已翻过大半，当年的同学一个个步入老年。回首往事，恍然如昨，但记忆中的学校呢？
羊圈没了，小广场没了，老油坊不见了，或荒废，或傾圮，或改作它用，包括供全村饮水的东大池也填为平地，取而代之的是一家超市。那片绿茵茵的菜地，早被一排高大的民房覆盖了。
原来的总校年久失修，迁入了村南新建的小楼，近几年，学生大都跑进了城里，小楼也空了。
东山岗上的中学，自我们毕业后，很快就停办了。没过几年，门窗坏了，屋顶塌了，不知何时，那两排红色的砖房全倒了。平坦些的地方有人点种了庄稼，或者建了鸡场，大片的校园荒草没膝，连一块残砖断瓦都寻不到了。
老师呢？那些活跃在青春记忆中的老师们呢？
马立老师退休后，听说又到县城教书，现在年过八旬，早该不干了吧。
苏喜成老师喜欢小提琴，马旺生老师喜欢吹笙，还有马法锁老师，听说退休后都参加了器乐班，那活动倒是热闹，但毕竟岁数不饶人，也该回家享受天伦之乐了。
还有苏迷吉老师、苏保和老师、马德生老师，听说许多年前就不在了。
一日回乡，到全生诊所闲逛，见他和马玉林老师正在下棋。两人目不转睛地盯着棋盘，杀得难解难分。或横马跳卒，或车攻炮轰，或眉头紧锁，或面无表情，一个呼对方老弟，“想好啊！”一个喊对方小名，“交枪吧！”昔日的师徒二人，真的像是兄弟了。
作者简介
陈才生，林州人，安阳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中国阅读学研究会副会长，河南省作家协会会员。主要著作有《女性作者写作的奥秘》《李敖这个人》《李敖思想研究》《李敖评传》《才女之路》《用生命种诗的人——王学忠评传》《地摊上的诗行——王学忠诗歌研究》《红粉三千，我只爱一点点——李敖情爱纪》《我的江湖越来越小——李敖师友纪》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