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方名家学术经验——黎庇留
民国时期的广州医林，有不少因专研伤寒经方而闻名者，他们中的四位佼佼者被誉为伤寒“四大金刚”，黎庇留便是其中之一。
黎庇留字茂才，又名天佑，号乐三，广东顺德人，近代岭南伤寒名家之一，其著作流传于世者有《伤寒论崇正编》八卷及《黎庇留医案》一卷。《伤寒论崇正编》最早刊行于1925年，该书以六经为纲，经方为目，对仲景条文进行了详尽的注释，多引陈修园氏及唐容川氏之注而有所发挥，自谓此书为“尊崇先圣，辩证前贤”而作，书末还附黎氏毕生研究运用仲景学术救治急危重症之感悟。黎庇留一生勤勉，擅长仲景学术，在《伤寒论崇正编·序》中，左公海称其“尊师仲景，读逾万遍，背诵如流……方药时有加减，必据乎经方证脉，互相权衡”。
《黎庇留医案》最早刊行于1958年，为其子黎少庇响应政府的号召，受广东省中医药研究委员会支持，将黎氏遗下大量医案经“遴选其精英，而增其美辞，复加以评述”而成，共收入追忆式经方验案50例，多为病情危重者。著名中医学者何绍奇先生评价黎氏医案，认为此书与曹颖甫先生《经方实验录》相媲美，为同时代人的比肩之作。
纵观两书，不难发现黎氏对仲景学术和经方运用有如下几个特点：
尊崇经典，不落俗套
从黎氏著作看，其处方理法方药都源于仲景原文，剂量也多循古法，不落俗套。如岭南地区民俗认为桂枝辛温易耗散人体真阴，用药只可用2-3分，而黎氏认为用方剂量应根据方剂配伍及病情虚实而定，其使用甘草附子汤治年老人腰痛，桂枝即用至4钱。而用小柴胡汤治新产妇产后发热，柴胡亦用至8钱，自谓：“柴胡非八钱，则转枢力薄”，可见黎氏处方之胆识。
黎氏尊崇六经治法，但不认同伤寒气化学说，认为临床实际“从本、从标、从中取舍，应按之伤寒论六经中。有然有不然，当于论中逐节审察，逐句研求，则仲圣之秘旨自得真谛”，而对时医推崇的伤寒论传经之说，他认为“更不必拘，按病治病，勿差一黍则得矣！”故其用方灵活多变，常处方寒热，前后不同，是有连用姜附，忽转芩连等等。
对于传统中医“三因制宜”法则，黎氏最看重因人制宜之法，黎氏认为时地同、年龄同，而虚实异，处方则截然不同。如一对老年夫妇同患形神疲倦，黎氏处方，虚者用真武汤、附子汤调治月余，实者用小陷胸汤仅调养数日即愈。
方证相应，每多发挥
黎氏用方，遵循有是证用是方的仲景用方思路，如用三黄泻心汤治大咯血，用真武汤治水肿，大承气汤治痉，栀子豉汤治不寐，小建中汤治虚劳，四逆汤治霍乱证等。然而黎氏每每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发挥，如三黄泻心汤外用治热毒，真武汤加味外敷治阴疽、胁痛，胶艾汤治小儿尿血等。
经方中黎氏最常用者莫过真武汤，他在《伤寒论崇正编》中谈及此方，认为其病机为元阳不足，汗出不解而虚象现，心阳不宣，下焦水气得以凌心而悸，水气上冲，头为诸阳之首，阳虚不能御水，故眩……不必因表未解而不敢用真武汤，里和表自和，往往服三五剂，元阳渐复而热因之而退。故而其治疗阳虚水泛之证，必用真武。
此外，黎氏使用温热方药常用“渐退”之法，即在用四逆汤得效之后，即改用附子理中汤、真武汤。其四逆汤用生附子，附子理中、真武用熟附子，用量也减少，附子理中有人参、白术，真武有茯苓、白术、生姜，扶助元阳之方针不动，而理中有健脾助运之功，真武有暖土制水之长，就变四逆之峻烈而为温和调理之方了。
对于临床危难重症的治疗，黎氏见解独特，在《伤寒论崇正编》书末，附有《读仲圣书有悟五大险证治法》，他认为人生之大险证有五，霍乱、中风中痰、中血、瘟疫。霍乱证毙命最速，初起即以大剂四逆、白通，如若误用参芪苓术后即难救矣。中风中痰急救可将两手擦热按其眼尾，频频按之，人事自省，即以四逆、白通即能生，否则死即在此刻。中血（猝然吐血连吐不止）者，初起当以大剂四逆加蕲艾一两，一剂不止至再至三，务以止血、手足暖为度则生矣。
光绪甲午年即1894年广州、香港流行之鼠疫（瘟疫），死人以十余万计，黎氏认定此证为金匮阴阳毒，予升麻鳖甲汤，重用升麻至一两或二、三两，见下利谵语者加犀角一、二、三钱，兼食赤小豆粥，后活人无算，名声大噪。
脉证相参，以证为主
黎氏诊病，四诊可不必面面俱到，遇脉证不应时，往往舍脉从证，他认为“认证的，不必拘脉”，黎氏用小柴胡汤即遵循仲景“但见一证便是，不必悉具”之旨，曾见一新婚妇人发热、胸满、口干苦，虽六脉全无，亦径投小柴胡汤加减，一剂则热退。对待脉诊，黎氏认为人之体质各有不同，脉亦有不能一概而论。黎氏这种重证轻脉的观点与同时代之陈伯坛（亦为“四大金刚”之一）颇有几分相似，据黄仕沛先生描述，陈氏诊病多注重望诊，先凝视病者，目不转睛，但问诊却简单扼要，切脉更如“以手探汤”。但同时需要注意的是，黎氏用四逆、真武、白通诸方必胸有定见，患者必兼脉沉微、无脉等状况。
黎氏一生研究仲景学术、临床运用经方，其学术观点新颖独特及用方有胆有识，他的这些学术观点和临床经验十分值得当代岭南仲景学术与经方临床研究者学习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