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国王族和吴国王族的来源地及民族背景
越王祖先从何而来？
越国虽地处长江三角洲的南部，那里自古就是农耕百越的原始分布区和传统聚居地，但越国仍然不是农耕民族建立的国家，越王祖先同样是从遥远的北方森林草原地区南侵而来的匈奴。何以为证？理由如下：
《史记·越王世家》曰：“越王句践，其先禹之苗裔……封于会稽，以奉守禹之祀，文身断发，披草莱而邑焉。”
越王祖先的“文身断发”与吴国祖先相同，乃是匈奴习俗。“句践”可能是“女直”的异写。他们南侵到这片水乡泽国建立奴隶制国家，时间可能是在4000年前的大禹时代。
“披草莱而邑”何解？由于南方气候炎热多雨，水草丰茂，由北而来的游牧民族到这样的环境中会抛弃祖先的蒙古包，改住泥筑草盖的房屋，并迅速降低原有的流动性，乃是适应自然环境的必然结果。
远古时代越王的传承脉胳已无处考查，可能是离中原太过遥远的缘故。直到周敬王之时，名叫“夫潭”的越王“拓土始大”，出现在中原王朝的记载中，此前越国很不起眼，没能进入中原人的视野。
“夫潭”是一个著名族名，就是“乌潭”或“兀谭”。《汉书·西域传》就记载了昆仑山一带有好几个“乌潭种”建立的国家，“于阗”（和田）就是其中之一。越王既然与之同名，他们应有共同的族背景。
绍兴最高山叫“会稽山”kuai ji，山名的来历众说纷纭，笔者怀疑是汉字注音，就是“高车”，也就是《汉书·西域传》中的“康居”，隋唐时代的“龟兹”，标准的读音当属古代阿拉伯人用拼音文字记录下来的读音ghuz。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主要篇幅记载的是战国晚期吴越争霸的历史。越国曾北上争霸，且有过一时风光：“会诸侯于徐州”，“横行江淮东”，但不久便发生宫廷内乱，最后被楚威王攻灭。
《庄子》有越国内乱的记载，曰：“越人三弑其君”，并记下了这三个被杀国君的姓名，他们是诸咎、无颛、无疆。
“诸咎”与“女直”读音相同，“无颛”与“兀颜”读音相同，“无疆”与“勿吉”读音相同，都是女直系著名族名，越王以这些族名为名，即是民族背景线索。
会稽山下有过越国都城，越虽亡于楚，但其王族仍保有闽地方国，一直到汉代，这个'闽越'之国还存在着，古越国余脉在福建山地顽强地延续了300年之久。
更令人吃惊的是，他们顽强地保持着祖先的传统，仍然以族名为人名。《汉书·东越列传》曰：“闽越王无诸及越东海王摇者（注曰：“繇王居股”），其先皆越王句践之后也……汉五年，复立无诸为闽越王，王闽中故地。”
《史记·越王句践世家》中就有“居股”这个王名，可能是《金史》中的女直著姓“夹谷”的异写。而“无诸”应是“兀者”（勿吉）的异写。
越王的“交木作椁”葬俗也在泄露他们的来源，古籍《括地志》关于东北鸟夷习俗，有言曰：
“靺鞨国，古肃慎也，东及北各抵大海……多勇力善射……青石为矢……葬则交木作椁。”
所谓“鸟夷”就是鸟图腾的女直先民，他们的丧葬方式是“交木作椁”。考古发现的越王大墓，不管是在绍兴地区，还是在闽中，确是“交木作椁”：巨大的树干在地下深处竖成“A”形墓椁。葬俗能与记载中的肃慎靺鞨葬俗对应起来。
地处绍兴市区西南的印山越王陵，距今约2500年。甲字形墓坑全长100余米，木椁通体长40米，横截面成三角状，由直径70厘米，长8米的巨木斜搭而成，如图：
绍兴印山越王陵
史载吴越争霸越王先败，越王为求和乞降，向吴王献上美女“西施”。西施不可能像演义故事所说的那样是普通民间女子，她必有高贵的王族身份，当此之时，句践连吴王的粪便也愿意尝，谅他不敢送一低贱的民间女子去糊弄吴王。“西施故里”在浙江诸暨。“诸暨”这个地名从何而来？笔者推测就是从“女直”而来，用当地方言读“诸暨”两字，那才是“女直”最标准的读音呢！
古越国可能还有“无余”这样一个国号，汉代赵晔《吴越春秋》曰：“禹以下六世而得帝少康，少康恐禹祭之绝祀，乃封其庶子于越，号曰无余。”
“无余”显然是“夫余”的异写，乃是肃慎靺鞨的又一种称呼，这也是越王祖先来自北方白桦林中的佐证。既然如此，越王祖先“文身断发”就不奇怪了，他们原本是匈奴的一种！
吴国祖先为何纹身断发
《史记》共为十二个周代诸侯国作“世家”传记，其中吴国被列在众诸侯国之首。这是因为孔子曾推崇过吴国：“孔子言，（吴）太伯可谓至德矣，三以天下让，民无所得而称焉。”
司马迁所处的汉武帝时期，开始独尊儒术，孔子学说上升为国家政治学说，司马迁作为儒家一员，为朝廷编撰国史，当然要贯彻这个国家意志。就是因为孔子有言，吴国便跻身世家之首，从此吴国先祖先成了儒家学说中的道德模范。
周武王伐纣后得封号的诸侯国有八百之多，“而同姓五十五”，属于周武王同族或同宗，以血缘关系得封的诸侯国有五十五个，吴国就是其中之一。但吴国不是武王伐纣后才立国的，吴国早已有之，周武王不过是“因而封之”，因为存在血缘关系，为了拉拢吴国，就顺水推舟地送了一个封号。
吴国祖先与周天子有共同的远祖“太王亶父”（太王单于），并有一个“让贤”的故事流传下来。
说是太王单于欲立名叫“季历”的小儿子为储君，季历有二个哥哥，一曰“太伯”，二曰“仲雍”。这两人知天意顺天命，看到小弟弟季历有天子之命，将大发达，季历儿子更是贵不可言，为避让季历，又不使父亲为难，这两个哥哥就偷偷地远徙到了南方“荆蛮”之地，并创立了吴国。
对此《史记·吴太伯世家第一》是这样说的：“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季历的儿子），于是太伯、仲雍二人乃犇荆蛮，文身断发，示不可用，以避让季历。季历果立，是为王季，而昌为文王。太伯之犇荆蛮，自号勾吴。”
原来季历的儿子“昌”就是周文王！乃是周王朝的开创者，儒家理论中的圣人，周文王的儿子周武王更是大圣人，“周礼”即从其而出。
两个哥哥为了周王朝的顺利诞生，自动为真命天子让路。孔子之所以力荐吴国祖先，显然基于周文王周武王是圣人，是真命天子这一前提。但吴国的血缘地位非同一般确是事实，因为创立吴国的吴太伯是周文王的伯父，周武王则是吴太伯的堂孙。
吴太伯让贤的故事，离司马迁时代已过去了一千多年，可以想见，其间经过吴国历代君王的粉饰，本来面目已隐去不见，加以500年前就被孔子称道过，又被司马迁写进了《史记》，这个故事成为不容置疑的历史真实，已经被儒家津津乐道了数千年。
其实，“太王单于”立最小的儿子承袭家业，只是游牧民族的传统习俗，所谓“幼子守灶”是也！游牧民族认为，大儿子们成年之后应当被打发到远离父亲的地方去自行创业，去独立发展，而小儿子年幼，自力能力差，父亲就要特别关照。蒙古语小儿子称“斡赤斤”，意为“灶人”，只有斡赤斤才有承袭父业的资格。这与汉民族长子继位的观念相反。
许慎《说文》言：“见仓颉篇中'幼子承诏’，因号古帝之所作也。”意思是说，我听说幼子继位是远古帝王所定的制度。这是远古时代有过“斡赤斤”习俗的确切文字记载。
我们看到成吉思汗死后他的“大斡尔朵”和“中军”也是由小儿子拖雷来继承的，次子窝阔台虽得到了大汗之位，但成吉思汗位于斡难河一带的个人属地并不归窝阔台所有。大儿了术赤早早就被成吉思汗打发到最远的南俄草原去自行发展了，三儿子察合台打发得稍近一点，领地在伊犁河流域。
拉施特《史集》有言：“自古以来蒙古人与突厥人有一样的习俗，在还活着的时候，就把自己年长的儿子们分出去，给予他们一定的财产，牲畜和羊群，其余的财产则归幼子所有，并且他被称为'斡惕赤斤’，即与火及灶有关的儿子，以表示他是家屋的根本，这个词语来源于突厥语'斡惕’，意为火。”拉施特的话是对这种游牧习俗最为详细的描述。
《满洲实录》记载，努尔哈赤十九岁时即被父亲从家中撵出去了，父亲要他去自立门户，并且分家析产时“家产所予独薄”。父亲的家产大多留给了他的幼弟“舒尔哈齐”。我们看到努尔哈赤死后，其生前所拥有的15个牛录也是由他最小的儿子多铎继承了，多铎于是成了实力最强的旗主贝勒。
所有这些都告诉我们，太伯的行为不是“让贤”的结果，而是游牧民族古老的风俗习惯所致。
继承习俗与生存方式有关，这种幼子继位能保证了血缘氏族生存空间不断扩大，也是理性选择的结果。农耕社会相对静止，人口基数又大，自然倾向于稳定，希望稳中求胜，定居民族认为混乱之害莫大焉，于是倾向以自然序例为继承方式，如此更有利于止纷定争。但游牧民族并不这样认为。
历史上儒家总是对长子继承予以褒扬，认为那才是正统，在儒家学说里“长子”总是“正义”的代名词。正是基于这样的观念，儒家才会对吴国的历史进行了重新解读，最后幼子继承这种戎狄习俗被儒家改编成了孝道和避贤故事，但这不是历史的真实。
吴太伯“犇荆蛮”不是为了让贤，而是古老习俗使然，反映出吴国祖先是游牧民族背景。太王单于把大儿子和二儿子打发到遥远的黄淮平原，即“荆蛮”之地去了，离“周原”已有千里之遥。太伯和仲雍当然不是孤单而去，按照游牧民族习俗，他们可以带去属于他们的氏族和财产，就像成吉思汗的大儿子术赤带走了四千人一样。
殷商时期，黄淮平原可能还是一片沼泽遍布之地，因为海退陆成不久。其时土地的盐碱度会很高，只会长一些耐碱性强的野草，很难长树木，也不适宜耕种。那里先会是鸟类的乐园，最先来到的应是游牧民族，追逐野兽很容易把他们引到那里去，游牧民族会是黄淮平原上最早的主人。
可以想见，太伯和仲雍会依照他们古老的生存方式四出掠抢，不断把长江流域农耕土著民族驱赶到这一带为奴，这片平原上的人口会很快多起来。至于孔子所说“民无所得而称焉”的情况不会发生。因为这些耕奴是被掳掠捆绑而来，不是自愿的，作奴隶又有什么可称道的呢？
吴国的国名不叫“吴”，而是叫做“勾吴”，正是一个奇怪的名号！当时司马迁可能是通过访问“缙绅”遗老得到了这个读音。笔者怀疑这是阿尔泰语猪的读音“嘎哈”gahai的汉字注音。
周人有明确的女直属性，女直则有猪崇拜习俗。这个“吴”字又像“昊”（读gao，意思是天），古代帝王也称“后”（读gao），太伯以“嘎哈”作为自己的国号和帝王称号是完全可能的。换言之，司马迁的“勾吴”可能是一个音译与意译的结合体。
游牧民族自古以族名为姓，族名为名，“吴”也不是太伯后人的姓氏。史书记载的吴王之名有：“阖闾”、“夫差”、“去齐”、“季札”等等，都是游牧民族著名族名的异写，阖闾即斛律，夫差即兀者，去齐、季札都是女直的异写。
吴国王族还有更奇怪的姓名，如：“疆鸠夷”、“余桥疑吾”等等，怪味由汉字注音产生，原本都是阿尔泰语词汇，本义与汉字本义无关。吴王中没有一个是姓吴的，他们始终以族名为名，顽强地保持着阿尔泰游牧民族的文化传统。
吴国祖先“文（纹）身断发”又作何解？真是“让贤”之举吗？关于吴太伯们的纹身断发，古人有注曰：“常在水中，故断其发，文其身，以象龙子，故不见伤害。”
古人是从孔子“让贤”二字出发去演绎诠释的，意思是说太伯兄弟俩为了让贤，装疯卖傻了，以“示不可用”，不让太王单于再去打自己的主意，坚决拒绝太王单于把王冠扣到他们头上。就这样古人顺着孔子所指的方向又走了一步。吴太伯从此成了儒家学说中品德极高的“准圣人”。
“文身断发”其实是农耕汉民族先民看到的主子们的原来模样。太伯们本来就是匈奴，北方游牧民族，不管是蒙古人、女真人，西夏人，契丹人，还是突厥人，自古以来就有“断发”的习俗，就是把头发剃掉一大块，留下一部份头发编成一个或者数个小辫子垂下了。区别只是剃掉的部位有所不同，不同的式样是不同部族的标识。
这种“断发”习俗应与生存方式有关，游牧民族流动性很强，可以想见，征战和游牧时突发袭击的情况会很多，部族间的遭遇战会时常发生，人头上有标志有利于分清敌我，战斗中协同一致。此外，特殊的剃发式样可能还表达着某种基于远古历史的民族自豪感。但农耕汉民族先民没有这种剃发习俗，他们“皆椎结”，就是把头发扼成一个结，用簪绾住，顶在头上，女人则下垂之脑后，就像今天我们在道观里看到的道士道姑模样。
古代阿尔泰游牧民族还普遍有纹身习惯，吴国祖先既然是匈奴背景就可能有匈奴的纹身习俗，那么汉民族先民看到主子们有“纹身”就不奇怪了。
匈奴有纹身习俗已经在考古中得到印证，1924年前苏联考古学家在阿尔泰山北部的巴泽雷克，发掘出一个匈奴（西方习惯称之为斯基泰人）积石墓，该墓葬年代约在公元前5世纪。由于那个地区气候寒冷，流入墓中的积水常年冰冻不化，墓主人的尸体以及随葬品得以完好保下来。留在墓主人身上的纹身遗迹告诉人们，匈奴确有纹身习俗。
墓主人头颅被砍破，头皮也被剥去，可能死于战斗，墓主人肩背上留有大面积纹身。
2003年我国考古学家对新疆鄯善县洋海古墓群进行了发掘，年代约为公元前8世纪，该墓地中地位较高的男尸大多带有纹身痕迹。这“鄯善”本是“柔然”的异写。
吴国祖先“纹身断发”非让贤所致，而是匈奴传统。据《史记》记载，越国祖先也“纹身断发”，越王没有遇到“让贤”考验也如此模样，已经说明了问题。
司马迁在列传中记载了吴国历史上一次凶险政变，时在吴楚交战之际。吴王“僚”被畜谋已久的公子“光”弑杀了。公子光早就豢养了一个名叫“专诸”的死士，行刺蓄谋已久，曰：
“四月丙子，光伏甲士于窟室，而竭王僚饮。王僚使兵陈于道。自王宫至光之家，门阶户席，皆王僚之亲也，人夹持铍……公子光详为足疾，入于窟室，使专诸置匕首于炙鱼中以进食。手匕首刺王僚，铍交于胸，遂杀王僚……公子光竟代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
吴王僚对公子光早存戒心，已经是处处防范。他赴宴时的防护措施可谓已经“到家”了：“兵陈于道，自王宫至光之家。”难道刺客会从天上掉下来？
但他怎么也想不到地下已凿出地道，杀手正潜伏在地道里。吴王僚处心积虑防止刺客，仍然丢了性命。吴王卫士的“铍”反应不能说不快，在危急关头已挺到了吴王僚胸前，仍然没能挡住飞刺而来的匕首。专诸的匕首比吴王卫士的铍快了那么一点点。反之这个公子光必将被满门抄斩。这吴王僚岂会手软？
这才是真实可信的权力更替故事！那些“让贤”的故事都是儒家编造出来的，连统治者自己都不会相信。
吴王阖闾到底是说什么语言的呢？史书没有明确记载。但《左传》有言：“吴王阖闾弟夫溉奔楚，为棠谿氏”。这个“棠谿”是党项的异写，就是说阖闾的弟弟以党项为姓。那么他们应当与后世西夏人说同一种语言。
作者为绍兴独立学者，居绍兴。出版有《血色黄昏——华夏文明与汉字起源》《寻找另外一种起源：华夏文明猜想》等三部学术著作，在《社会科学论坛》、《杭州学刊》等刊物发表有多篇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