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语权体系初见端倪，呼之欲出（七）

作者：水文化研究学者 王坚

西方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和其引领的西方生存范式，即“西方模式”在全世界范围的漫延伸展、开彊拓土和攻城掠地，无疑是在西方国家的坚船利炮开道，和武力血腥、残暴镇压前提条件下完成的，之后又再以高压的宗教洗脑、文化侵浊、经济控制，和科技大幅领先等手段“恩威”并施，加以巩固实现的。

人类世界，被西方人活脱脱地塑造成一个“动物”习性大肆张扬的竞技战场。在其中，依照各国家和民族的宗教信仰、生活习性、人种肤色、资源多寡和贫富程度，被区别归划成三、六、九不同等级。西方文明排在最优位置，信仰基督教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是“老大”。美国是“老大”。其他余下的则按照西方人“亲疏远近”依次排列。力量强弱和拳头大小，是座位排序的唯一、最高准则，通行“弱肉强食”游戏。

西方欧美文化，自两希文明：希腊罗马文明（文化）、希伯来基督教文明（文化）创始时，生产力水平低下，其在自然界寻找和锁定生存营养最多的，是各种动植物。采集果实和狩猎动物取得食物裹腹，以求取生存机会。西方人多习惯于享用“天然之成”，参学、模仿、欣赏的参照物，便是自然界中最具力量权势的动物群体。

缘由动物多以力量、速度和各种各样生存技巧见长，各方面都强大过植物，它们自然而然地成为了西方人参学和模仿的对象。西方人从动物界那里吸收知识启示，习惯用力量摆平一切，至今仍相信、迷恋不已。近现代西方海盗和海外殖民掠夺行径，无一不是追踪动物行为轨迹，行领地外侵的范例表现。久而久之，西方生存范式铸成文化习性，“动物性”品质特征的西方文化孕育、发展成型，至今难以更改和调整修正。

动物禽兽，野蛮血腥是西方文化形象中“非文明”的部分。因为动物之间从来不需要讲道德，讲人类的道德伦理，动物只凭力量强弱和大小决定事件正确与错误的归属、走向。虽然，人类物种也是动物大类中的一个分支属族，肉身也是动物一族。但是，人类毕竟是万事万物之灵，是生命体的最高物种，他们拥有一般普通动物并不具备的“精神世界”境界，故此，人类不可能简单等同于，或等视于低阶动物。

西方模式，或西方的生存范式存在着巨大误区和基因缺陷。达尔文的“进化论”与“社会达尔文主义”两者本身并无逻辑上的必然联系。达尔文一生研究自然界中生物现象，他描述和解释的，只是一个自然科学现象和理论，《物种起源》一书总结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观点，无疑是针对自然界一般普通的低阶动物生存和演进路径、过程而言。

竞争，生存和发展是一个客观事实，竞争有其积极意义和作用。地球上的生物，随着环境的变迁，有一个由低级生命形态向高级生命形态逐渐进化的必然趋势。生物分层和分级，低级的普通动植物，完全不同于高级的人类物种，它们各自有适合各自情形描述的合理说辞，两者混淆不得。因由智商层级的巨大差异，讲述一般低等动物“进化论”结果，并不完全适合用来讲解人类高级物种的所有。

然而，“社会达尔文主义”者滥用和误用达尔文“进化论”自然科学理论，不妥当地拿它来讨论人类社会科学问题。他们主张用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与自然选择的观点，来解释社会的发展规律和人类之间的复杂关系。认为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现象全面覆盖人类社会。由此得出结论：人类也与其他低级动植物一样，只有强者才能生存，弱者只能遭受灭亡的命运，和被无情淘汰。

之后，社会达尔文主义被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的拥护者用来为社会不平等、种族主义、人种优生优育、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和“人权高于主权”等歪论蛮理正名。19世纪末20世纪初北欧日耳曼人种，和如今的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族群被认为是适合统治世界的优等人种。“美国第一”、“美国优先”，和美国人永远不做第二，是一个常态现象。

显然，西方欧美资本主义制度的设计和运营实践，明显存在巨大的谬误和陷阱。虽然，它在人类历史上曾经起过某些积极作用，推动过人类进步事业，结束了欧洲封建贵族主义社会。但是，从今天的人类社会“全球化”实践来看，“西方模式”并不是一种理想的方案选择，西方话语权语境下，基本讲的都是动物性的语言说教，粗鲁无礼且低级无德，完全缺失人类自身本应该拥有的聪明和智慧。

“西方模式”，最大的失败之处是其的“不可持续性”，即缺乏自然宇宙要求的“生然生态”属性。无论大自然环境或人类组织社会，环节与环节相通，彼此互为条件，相互勾连和支撑。而在西方资本主义制度之下，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堆积堵死在渠道一头，而社会的绝大部分民众则沦为贫穷或赤贫阶层，丧失或完全丧失自主消费能力。

社会贫富两级严重对立，担负公平和正义功能的分配机制运转不灵或逐步衰竭，连相对公平和公正都未必做得到，生产、分配、消费链条断裂。分配环节，因私有资本的侵浊和掌控，一味倾斜资方，令劳方蒙受极不公正的待遇，最终令资方也不得收益。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治理体系的不可持续现状，需要深度的修正和变革。

相反，“中国模式”最大的成功之处，就在于其天生的“可持续性”和“自然生态”属性。中国文化，自从其初始孕育之时，就长期处于农耕文明阶段。中国的农耕文明主张享用“劳作之成”，而非西方的“天然之成”范式，人们从事生产和管理的全过程，以此获取生活和生产收成，养活、接济族群。

正是凭借人类劳动与天地自然物有效无误结合的方式，中国人形成了其独特的“天地人”主动有机契合的生存模式。那时，种植和收成稻谷主粮，主要靠老天爷的“风调雨顺”降水，和勤力修整人工河渠水沟，排水灌水，以确保有足量水供给，滋养稻米生长。中国人的生存繁衍方式，打小与水结下不解之缘。

中华民族亲近、贴近、依赖和欣赏水的程度，远远超过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想象。有时候，连中国人自己都未必会意识到，水是影响、塑造、铸造中国文化品质和本质特征的最主要原素之一，且排位前列。正是因中国的老子所言，“上善若水...故几于道”，“水”被中国人视作与自然规律“道”并列的重要因素，水的“至高无上”地位被牢牢确认。充分且深度诠释此知识要点，功用非同寻常。(第七章完，全文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