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纬四十度的历史关切与凝视
原标题：关注文化、思想，呈现“旅行文学”的新向度（引题）
北纬四十度的历史关切与凝视（主题）
工人日报—中工网记者 陈俊宇
旅行写作长期不被看作是一个独立的门类。直到近几年，“走读书写”或称“旅行文学”才开始有了变化。先是三年前，历史学者罗新的《从大都到上都：在古道上重新发现中国》吸引了众多的眼球，再就是今年春天，前媒体人杨潇的《重走：在公路、河流和驿道上寻找西南联大》出版，而新近面世的一部“学术性散文集作品”《北纬四十度》引发人们的关注更凸显了这样的变化。
不是停留在旅行，为旅行而旅行，而是通过旅行文学作品表达自己对文化、思想的关注和对社会的关怀，甚至以这种方式来参与当代社会的历史进程，这使得“旅行文学”达到了新的高度。
文化散文集《北纬四十度》有所不一样的地方在于“参与”，这是作者陈福民的书写动机之一。以历史为经，以北纬40度地理带为纬，去展开和呈现出一幅“参与性”的千古江山图，这是他长久以来的意愿。书中所写的所有地点，“我”都用脚丈量过，但在具体行文时，“我”大多数时候都是隐身在实料考据、实地勘察以及解读感受的背后，警惕抒情，带着一双关切的双眼，凝视与思考历史。
思考与关切
G6高速公路从起点东经116度的北京，到东经107度的临河，一条直线刚好坐落在北纬40度这条地理带上，连缀着中国最早的长城之一——“战国北长城”。
这条直线陈福民自驾走过很多次，直线上的很多城市、定居点，以及左右两侧不甚知名的旗镇，他都停留甚至居住过。行驶抑或停顿，心中充塞已久无法释放的怀想如约而至。
北纬40度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概念。在它的南方，男耕女织；在它的北方，骏马驰骋。在那条地理带内外，不同的族群打量着对方，想象着对方，也融入了对方。
陈福民因此提出了“北纬四十度”这个跨界性文化历史概念。司马迁笔下的李牧，与“匈奴”有关的故事，再后来，鲜卑人、突厥人、契丹人、金人、蒙古人等等，故事发生的场域，基本上都在长城所在之北纬40度线上。
阅读与行走，疑惑一直都在：游牧民族不断向南突进，动机究竟是什么？在这个问题的启发下，陈福民选择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匈奴单于白登围困汉高祖，卫青、霍去病击退匈奴，安史之乱，燕云十六州民族融合，土木之变等等历史与人物，写下了他对于“民族冲突与融合”的思考与关切。
“硬知识”和柔软性
围绕着北纬40度，从公元前300年的赵武灵王直至17世纪的康熙皇帝，每一个具体的话题都牵涉到繁巨的历史。“我希望通过这次写作打开一种被遮蔽的历史面相，从而在不同民族互相学习、互相塑造的背景下，呈现出自己的历史。”陈福民寄望于通过这种写作，在历史领域为文学赢取应有的光荣与尊重。
事实上，写作的过程是在“束缚”与“自由”之间奔突。最大的“束缚”来自历史领域那双“看不见的眼睛”。占有的史料多少、各种同类史料间的比对与甄别，等等，花费了他巨大的精力，还常有力不从心之感。“自由”则来自浸淫文学几十年的感受和积累，这让他能比较自如地控制语言、词汇、叙述节奏和修辞表述。
而这正是文学与历史的关系。二者关系一言难尽，陈福民不赞成以“抒情”干扰历史表达。“文学在处理历史题材时，不仅要遵循一般的生活真实，尤需遵循另一种真实——即已经有确切结论和考古支持的历史真实。”历史真实的决定性元素，不能建立在人性和道德上。
陈福民希望能够让那些躺在典籍中冷寂的知识活跃起来。它有文学的品性，有知识的容貌，同时，它能自由出入两者之间，迎风矗立。
寻根与致敬
公元1690年，大清王朝与噶尔丹之间的乌兰布通之战，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北纬40度意义上的战争。火炮、滑膛枪等热兵器装备，意味着北方游牧民族永久性地告别了骑射优势。而战场所在的右北平，见证了旧世界的悲壮落幕。
右北平，始于公元前300年，燕昭王在燕长城内外设置的五郡之一，位置在北纬40~42度一线。这是中原定居文明首次将生存线向北推进了两个纬度并设立行政管辖区。其所含地区包括现在的河北承德、内蒙古赤峰、辽宁朝阳大部分区域。
陈福民生于北纬40度，这是他的故乡。“我的父亲是朝阳人，母亲是赤峰人，而我生长在承德。老热河的承赤朝三地都是我的家园。”这种“巧合”近于天意，于是书中最后一章即是《遥想右北平》。
文学批评家白烨说，“右北平”这章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读出文化寻根的意味。陈福民通过历史叙事的方式复现“精神还乡”，而且这还不仅是他个人的寻根，也可以是围绕民族做的一个文化寻根。
学者杨早也认为，《北纬四十度》的书写，对消失的故乡、印象中模糊的长城，作者完成了一次属于他个人历史记忆的招魂。这种个人的历史记忆，又呼应着宏大的集体记忆，呼应着两千年来文明的冲突与融合。
右北平消失在岁月的烟云中，陈福民遥想着燕昭王、李广、萧太后等一个又一个人从历史的苍茫中隐隐走来……他在序言中写下，“以'跨界’的姿态处理北纬40度问题，是我个人的一次文学历险，也是对历史学的致敬，更是对长城和中国北方的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