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的视角，应放诸“日常”
■白颐
2200多年前基层法官“喜”和以他为代表的基层官吏的生平，在传统的史书叙述框架下，是被忽略的对象。但是，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发掘出的1100余件秦简，使得墓主人“喜”的生平，跃入今人视野。无独有偶，1993年，师饶墓的发现与发掘，其中的简牍和器物，开启了一扇通向西汉基层官吏（师饶生前最后的官职为功曹）的大门。
拂去历史的烟尘，后世之人如何看待前代历史演进的“日常”？前代学人依据浩如烟海历史典籍做出的研究成果，今人该如何以之为鉴？在传统的国家视野、帝王将相叙事、成王败寇逻辑主宰的政治史、事件史之外，庞大帝国的基层运行机理究竟是何面目？三联书店新近出版的“乐道文库”之《什么是日常统治史》致力于解决上述疑问。本书作者侯旭东新近专攻早期国家的运行机制与国家形态，该书是他阶段性研究成果的结晶。
从上述领域出发，《什么是日常统治史》再思历史、史学、日常、事、事件、制度与人，复建其历史内涵。侯旭东提出立足关系思维，围绕历史上的“日常统治”开展研究，重返人与事关系的历史世界。
隐没的“日常”
翻开《什么是日常统治史》这本精巧的小书，注意力自然而然落在了“日常统治”之上。在探讨“日常统治”之前，“日常的意味”的价值凸显。
陈寅恪认为：“凡解释一字即是作一部文化史。”全书近一半篇幅在阐述“日常的意味”。侯旭东指出：“搜检史料，‘日常’连用，6世纪的南朝已经出现，当是源于佛教经典，在宋代以后的官方表述中开始流行。”
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佛法“日日常行”的要求，为的是让信众们获得最终的解脱，死后去往极乐世界。借助讲经、说法、唱导、僧人的引领等，作为信众行为的日常修行和“日日常”“日常”等表达，逐渐从停留在纸面的佛经文本开始步入世间。宋代以后，“日常”开始更多地为人所用，使用的场合多以官方为主。比如《宋会要辑稿中》出现的宋哲宗、宋徽宗朝的一些记载。结合语境，“日常有之”等表述中的“日常”，多指的是经常，表示频繁出现之意。
明代大儒王阳明有诗云：“不离日用常行内，直造先天未画前。”依据《什么是日常统治史》的观点，这句诗强调了良知需要落实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代表了明清儒学的“人伦日用化”，没有将此思想延伸到对过去的认识与研究中。
除了源于佛教经典，“日常”的另一源头是来自唐朝前期并为后代承袭的“常参官”。宋代神宗朝元丰改制后逐渐落实为“每日常朝”，有时亦是隔日朝参。这类官吏即“每日常参官”。明清亦有此类。比如朱元璋时期的“每日常朝”，清代前期天天进行的御门听政。
《春秋》以来“常事不书”的传统，让帝王将相和重大事件成了史书记载的对象。后世为前朝修史，“成王败寇”的后见之明和对正统地位的执迷充斥史书字里行间。除了个人生活中对“日常”的遗忘，上述历史记述的逻辑亦是日常隐没的重要缘由。
事件背后的不同史观
什么能成为事件，无法脱离时人、后人看待过去的立场与角度。不同的事件观背后耸立的是不同的史观：英雄社会与英雄史观/平民社会与平民史观。翻开中学历史课本和市面上常见的以近代史为主要叙述重心的社科类书籍，“鸦片战争”都是连篇累牍、浓墨重彩的存在。
《什么是日常统治史》指出：后人所谓的鸦片战争，不过是将与鸦片贸易、销烟、东南沿海发生的多次战事，以及此前朝廷中关于弛禁与严禁的讨论，战后双方议和、达成协议，并具体落实等等，从按照时序发生的无数事件、事务中抽取出来，聚拢在一个名为“鸦片战争”的巨伞之下，并进一步从后代历史演进中发现（“发明”）其意义，探究与此相关的方方面面，构成近代史叙述链条中的重要一环。
侯旭东认为：“相关（鸦片战争）研究虽多，但未见有人将这一概念的来历与时人的经历放在一起并观的研究，也就没人关注其间的差别，这种差别恰好可成为推进这段历史研究的一个可能增长点。”
钱穆也认为：所谓的历史，并不是只有动、变和乱，才算是事。在安定常态之下，更有历史大事。借撰写《什么是日常统治史》之机，侯旭东以清代道光朝为例，从最接近日常的《起居注》入手，对照各种资料，梳理一下当时道光帝的生活与工作，并考察“鸦片战争”这种表述的来历，相互对照，看看产生这一概念之前的状态如何，以及这一概念流行后如何切割史料，制约了我们对那段往事的认识，对于反思“事件史”的研究，或不无裨益。
“不断爆发的沿海战事的确带来不少变动：与军务相关的奏章、谕旨比平时陡增，相应的官员奖惩、调遣与安排急剧增多。”但道光帝依旧有不少日常安排雷打不动，比如隔几天去绮春园向皇太后请安。对此，《什么是日常统治史》中的看法颇具启发：即使发生了后人与今人眼中划时代的大事，在道光的生活与理政中，不过是投入平静池水的几块碎石，一时激起浪花，随着石头的下沉，很快也就风平浪静、岁月如常了。
由关注“变”转向关注“常”
事实上，对鸦片战争爆发前后数年的《起居注》的研究，是侯旭东“意外的收获”。研究日常统治，他更多的是围绕秦汉时代展开的。
20世纪后半叶以来，得益于现代考古学的发展和经济建设的狂飙突进，一大批深藏于地下的历史遗迹、珍贵文物得以重见天日——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出土了1100多枚战国晚期到秦始皇时期的竹简；2002年偏僻的湘西龙山县里耶镇古井中发现了37000多枚秦代的行政文书；2013年湖南益阳兔子山多口古井中出土了15300余枚战国到六朝的行政文书；2014年，湖南湘乡三眼井又有近万枚战国时期的官府文书露出了真容。还有长沙市内古井中出土的西汉、东汉简牍……史书记载被忽略的普通官吏，得以部分重现。“要想让资料吐露更多的信息，功夫在诗外。”《什么是日常统治史》认为：研究者的眼光与思考最为要紧，需要在反思既有的史学后再出发。
正如钱穆所说：历史不能只管突发事项，只载动与乱，不载安与定，使我们只知道有“变”，而不知有“常”。在数十年的历史研究历程中，侯旭东在秦汉魏晋南北朝史、两汉孙吴出土文书简牍研究等领域颇有建树。近年来转攻早期国家的运行机制与国家形态，文书行政、官场运作、郡县统治与君臣关系，是他研究统治的日常运作的重要方面。通过师饶墓发掘出的器物和简牍，可以发现他的日常工作包含维持治安、处理文书、为自己和家族编织关系网……汉代郡级官吏的履职情况、与上级同僚周旋，是楚汉之争、萧规曹随、文景之治、张骞出使西域等大事件、大背景之外，庞大帝国得以运行的根基。
又比如针对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编年记》的研究，《什么是日常统治史》指出：《编年记》记录了墓主人——秦国基层法官“喜”家中的大事，与秦国的大事相对比，个中差异，值得玩味。
根据学界对比研究，“国之大事”的性质与来历，可能是《秦记》。字迹上看，从昭王元年到秦王政十一年的大事，大概是一次写成的，不是墓主人“喜”或其家人自行收集整理的，乃是从官方编撰的编年类简帛文献中分两次抄录的。侯旭东认为：直到“喜”去世，秦朝尚未覆灭，故这种抄录的编年记呈现的是秦朝官方心目中的“大事”，洋溢着成功者的乐观，攻城略地，凯歌行进，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的记录。那些偶见的败仗，都不见收入其中，如秦昭王五十年，白起被杀，魏公子无忌救赵，大败秦军，就全没了踪影，只记录了“攻邯郸”。还有不少预示了秦不得人心的“事迹”亦被排除在外，如秦始皇二十年发生的荆轲刺秦王，以及二十九年东巡中张良遣人刺杀秦始皇。
《什么是日常统治史》认为：一连串的“攻”与“陷”彰显了秦国所向披靡的辉煌，同时，也将个人（喜）的生命史与秦国的开拓进程编织在一起。
在接受采访时，侯旭东表示：出土简牍，对我而言，一方面是研究对象，因而围绕它们开展了不少研究，另一方面，基于简牍所揭示的世界，又成为观察朝廷与国家的一种视角，从朝廷以外的郡县、边塞的障塞的人与事务中观察王朝，观察官员如何与官府打交道，获得超越传世文献之外的新立足点。这亦是当时实存的状态与视角，能帮助我们突破传世文献的束缚，看到更丰富的世界。传世文献提供了很多“事实”，但局限性亦颇大，小书（《什么是日常统治史》）中略有涉及，仔细分析，还可以发现更多。
日常统治研究从事件、事件序列、制度转向关注小事件、事务，关注人与事务的关系，同时亦由关注“变”转向关注“常”，以及“常”中如何产生“变”。侯旭东认为：随着未来湖北松柏汉墓简牍、山东青岛黄岛土山屯汉墓简牍的公布，以及湖南长沙各批次简牍的整理出版，更多的故事等待我们发掘。
由事观人，由人观事
荷兰动物学家、心理学家弗朗斯·德瓦尔在《黑猩猩的政治——猿类社会中的权力与性》中指出：政治的根比人类更古老。基于此书和对其他灵长类动物的研究，学者福山也认为：人类从没作为隔离的个体而存在，现代人类出现之前，社交和融入亲戚团队已成为人类行为的一部分。人类的社交性，不是因历史或文化而取得的，而是人类天生的。换言之，鲁滨孙只可能存在于小说里。
眼下研究国家的历史，同前辈学人们的视角已有大不同。20世纪现代考古学引入中国，当时的学人们依据考古发现，提出了不少关于早期国家的创见。最近40年考古发掘不断出土的资料，从青铜器、简牍，到石刻、文书，提供了对照史部著述的机会。可以在相互对照中发现更多的秘密。
在侯旭东看来，“日常统治研究关注的是国家产生之后，围绕具体时空中的人，透过反复发生的事务，从人与事（制度）的角度探讨秩序是如何构成、展开与维持，并遭遇抵抗的，这些不同方向的力量如何汇聚成历史，从悠远的古代一步步走到今天。与以往有别的，主要是观察过去的视角”。
据此，《什么是日常统治史》将关系思维引入日常统治研究。书中提出：国家产生之后，围绕统治秩序的建立，更主要的是维持而展开的事务，由这些事务所牵连的各色人等的活动与思考。由事见人，由人观事，会拓宽视野，发现被遮蔽的过去。
梁启超曾说:“史者何？记述人类社会赓续活动之体相，校其总成绩，求得其因果关系，以为现代一般人活动之资鉴者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环视当下，侯旭东认为：对业已消逝的“过去”，我们只是个有立场的观察者和转述者，对生活其中的当下现实世界，我们又都是生活与历史的直接创造者。三位一体的身份，赋予我们更多的“权力”与“责任”，但常不自知，我们往往会沉溺于前者而忘却后者，甘当摇手椅上挥斥方遒、激扬文字的学究；还有更多的人，只能算是盲目的创造者。
基于此，《什么是日常统治史》提出的看法颇具意义：将三者统一于自己的日常生活实践，才有可能在知行合一中让“读史使人明智”的古老格言落到实处，让人类的惨痛教训、宝贵经验不再流于纸面空谈。这恐怕也是在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之后，又能将自己从中加以解放的途径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