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文科状元—徐启华

这几天看报纸,大家都在回忆1977年参加高考的经历,这让我想起了表哥。我的表哥徐启华也和成千上万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一样,参加了这年的高考，写出了著名的高考作文《路》，并以浙江省文科狀元的身份考入了北京大學中文系。

时隔三十年,与启华同床共枕,一起生活、劳动和学习的情景，历历在目。表哥刻苦学习、顽强拼搏的精神一直鼓舞着我不断奋进……

1969年4月6日,在上海市格致中学读了一年初中的徐启华，以初中毕业生的身份随下乡知青的大军，从上海到祖藉老家浙江省諸暨市化泉公社大成坞大队一个偏僻的山村插隊落户,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那个时候，“读书无用”论还是很有市场的，没有文化的人不要看书，有文化的人没有书看。徐启华在这个读书无用的年代，心里却坚信“务农也要有文化”。除了反复阅读从上海带来的书和“毛选”、报刊外，还千方百计向人借书读。在白天，他同公社社员一起劳动，到了中午歇晌和劳动收工的时候，徐启华又拿起书用功。他还向同村的在校高中生学习英语国际音标。他有一句话让我影响深刻： “有文化，种的蕃茹特别大。”

插队期间，写报道、出墙报、搞创作、向报社投稿，成了他业余活动的主要内容。当时的诸暨县文化馆也经常召他参加工农兵业余创作会议。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我的大学》、《红楼梦》等小说是他的最爱，《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更是他随身喜带的书籍。1977年时，徐启华出工劳动一天收入5角钱，靠自己挣工分度日。晚上读书买不起煤油点灯，他就选择大字本字帖，就着窗外的月光读帖练字。一本毛主席诗词的隶书字帖，成了他插队时的书法老师。冬天寒冷农闲在家，他就用两个火炉取暖读书，照他对妈妈的话说是“头里一个火炉，脚里一个火炉”。他从城市到乡下，水土不服，皮肤适应不了小虫的叮咬。每当进入夏季，他的身上到处都是疙瘩，碘酒便涂遍了他的身上。夏天的夜晚，除了天热外，蚊子的侵袭，成了徐启华读书时最感头疼的事。那时根本没有蚊香，农民驱蚊的办法，就是用秕谷点火，用烟驱蚊。可徐启华居住的是木结构的老屋，不能用烟火。为了安心读书，徐启华终于想出了他认为行之有效的读书办法：右手翻书，左手用扇子驱赶蚊子，把双脚插到到白天装稻谷的麻袋中不让蚊子叮咬，美其名曰：“麻袋避蚊”，还说是自己的发明 ……

在诸暨插队的近十年间，徐启华从来没有放弃过对知识的追求。他自学初高中课业，常常天不亮就起床研读。有时晚上走30多里路，去邻村的一个中学老师家请教难题。他还常常辅导村里的孩子，不停地写作投稿，先后在《东海》、《浙江日报》、《杭州日报》等报刊上发表诗歌、散文、小说等。

近十年的农村生活，使徐华养成了吃苦耐劳和朴实节省的习惯，他曾说，一个曾在农村干十几个小时才赚几毛钱的人，这一生是不会浪费的。

正因为一直有准备，所以一听说高考恢复了，他几乎是想也没想就去报了名。当时徐启华报考的是杭州师范大学。北京大学来浙江招生的老师，看到了徐启华的优异成绩，报名单上虽无填写报考北京大学的志愿，但招生老师还是把他录取了，他也由此进入北京大学，攻读中国文学专业。他的作文《路》被多位教授共同点评，刊登在《浙江日报》上，一举获得了浙江省文科状元称号，由此而声名远播。

收到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时，他正被抽调到街亭供销社搞政宣工作。晚上回家时，一进门他就告诉我说“煌，我被北大录取了，总算寻到了归宿，你也要好好努力。”听到这个消息我高兴得跳了起来，可表哥却和往常一样没有露出异样的兴奋，也没有发出回乡务农的抱怨，唯一流露出来的好象只是证实了一个必然结果的同时，又在为另一个结果求证而思索似的表情。接着他又对身边的祖母说：“嬷嬷，我已请了假，明朝到上海去，把消息告诉妈妈他们，过两天再回来” ，语气中除了平静就是自信。这就是徐启华！一个勤奋好学的徐启华、一个沉着老练的徐启华、一个憨厚可爱的徐启华……

就这样，徐启华开始了他不平凡的人生。

生命不息，笔耕不止！到2003年止，徐啟華發表了七十萬字的理論和評論作品，三十萬字的小說、詩歌、報告文學、新聞報導。這些文章和作品發表在《人民日報》、《文藝報》、《文匯報》、《文藝理論研究》、《社會科學》、《魯迅研究》、《北京大學學報》、《電影藝術》、《北京文學》、《小說界》、《當代》、《環球文學》、《中國比較文學》等報刊雜誌上，成为一个很有学问的美籍著名资深报人。

世事沧桑，岁月匆匆。记下上述文字，一来以弘扬徐启华刻苦好学的精神，二来仅以此文纪念国家恢复高考升学制度三十周年。



（马启煌撰稿 原载《诸暨日报》，今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