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社英丨村东空房子里的秘密
我们村北边一排最东头有一个院子，它三间宽，也就是十米左右，大概有五十米深。它前面是一大片空地，后面盖着三间庵间房，庵间房是我们这里一种简易的大房，比大房的入深浅一些，往往盖在庄基地的后半部分，给前面留下盖厦子房的地方。如果暂时无力在前面盖房，就会先栽一些树。
这个院子没有盖门楼，临街的土墙上，挖了一个类似窑洞的拱形门，平时用一个栅栏挡住，算是给这个院子一个出于安全的交代。春天到来，院子里郁郁葱葱，树木比一般老庄基地要茂盛的多，但是，这个院子的树木很明显的疏于修剪照顾，树木的旁枝甚至比主干还要粗，一丛一丛的，树木想长成怎样，就长成怎样。秋冬之际，树木落叶，变得简洁了许多；地上盖满枯黄的落叶，很少见到打扫的痕迹。树叶积得多了，再遇上几天连绵的秋雨，枯黄的树叶变成了黑黑的腐烂的树叶的怪物，横七竖八躺了一地。
这个院子是我们村陈庚信给他弟弟申请的，按辈分我管他叫伯。他的弟弟原本在青海西宁工作，因为想到退休后落叶归根，回老家居住养老，就申请这块庄基地盖了房子。这块地原来在我们村子东头，低于村子地平面五六尺，下雨时，村东头的雨水汇聚到街道两旁，再排到这块地势低洼的地方，因而它平常总是长着近一人高的蒿草。
后来，庚信伯与弟弟拉来很多土，填平了这块地，盖了房栽了树，这个地方就成了一个真正的院子。他弟弟工作忙经常不回家，庚信伯家庄基地窄房子小，又生有三男三女六个孩子，所以就让他的小儿子陈年星晚上睡到这个房子里，一来为叔父看房子，二来也能解他家房子小，孩子没有地方可睡的燃眉之急。
陈年星生于1962年，小时候沉默寡言，做事不太声张，有时蔫捣乱。文革结束后，我们村西头乡政府供销社一带，通了37路公交车，私人开了饭馆、药房，还有台球厅等等。不知为什么，这个陈年星性情大变，他第一个穿起了橙黄色的大喇叭裤，裤腿下面几乎有一尺宽，大腿却裹的很紧；裤子很长，盖住了整个脚面和脚后跟，从村子西头往东头走，旁若无人，招摇过市，把村里人好奇的目光甩在脑后。村里人说在“咱们街道不用人扫了，年星的裤子都给咱把街道拖干净了。”
他不太与村里人搭话，好像一搭话，他的时髦里就会渗入村里人的土气，他兜里的钱仿佛永远也花不完，今天一件，明天又是一件，永远站在服装的最前沿。他的爸爸整日干活，一年除了夏季，三个季节都穿着老粗布黑棉袄；他的妈妈不太出来，似乎在做永远也做不完的针线活。和父母有怎样的争执，从他的脸上不太容易看出来，他衣着时髦，昂着特意烫出的让人不太容易理解的卷发头，流露着对村人不屑的表情，来来去去，从不拖泥带水。除了吃饭之外，他平时都在村东头叔父的空房子里；他从不给家里干活，又穿成那个样子，父母很生气，觉得很丢人，也不到他住的地方去。
晚上夜深人静时，村东头那座空房里，会有若隐若现的哭声，会有他与几个青壮男子斗酒嬉闹的声音，因为在村子的最东头，也没有人特别在意。
后来，村里就有谁家有狗半夜乱叫，谁家姑娘晚上睡觉有人爬在她窗户上，谁家半夜有人跳墙的事情和传言。还有谁家妈妈半夜醒来发现自己家姑娘不在自家房间，早上却好好地在自己床上睡觉的事。村里也有这个姑娘长得漂亮，与陈年星如何如何的传言。
1983年，“严打”开始，不断有人被抓，还听说消掉他们的户口，把他们押到新疆荒无人烟的地方劳动改造，不用人看守，想跑也跑不了。因为上千里路上没有人家，不被饿死，也会被渴死或是冻死。陈年星与我们邻近村子的其他三人没有被流放，一起被判死刑，枪毙在旷远荒凉的渭河滩。
听说他面前挖了一个沙子坑，枪一响，他就栽在沙子坑里，被草草掩埋；还听说他枪毙后随即被拉走，身体的重要器官都被挖走给病人移植；又听说她妈妈叫村里人去拉他的尸体，什么也没有找到，就在行刑的地方抓了一把土，葬在了自家的承包地里，他的魂灵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土堆。还听说，他们几个犯了强行轮奸妇女的罪，证据确凿，查无可赦缘由。
枪毙他的子弹，父母交了1.5元钱，这是法律的硬性规定；枪毙了他，他的父亲不太说话，母亲整日流泪，从此不出大门，这是人心的软性规定。
作 者 简 介
陈社英，1956年出生，陕西西安人，青少年时期生活在灞桥区新合街办陈家村。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1977年考入蒲城师范，后来考入陕西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系进修学习。长期担任中学语文教学工作，曾在《西安日报》《三秦都市报》《女友》等多种报刊杂志发表过散文作品。作品收入《青年散文一千家》等文集并受到著名作家的特别点评。曾担任《青少年文萃》编委；全国青少年作家作文大赛评委；《古都文萃》杂志副主编。2015年出版散文集《美丽而疼痛的村庄记忆》，始终认为文学与教育是自己放飞理想的双翼，是慰藉心灵救赎自我最初与最终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