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旧沪语中，“朝”音近zao，与“早”同音同义。十月朔（初一）的节日讲作“十月朔”，近代著名学者王韬《瀛壖杂志》卷一中讲：沪俗于十月朔日，开炉煮饼，献于家祠，故亦称“炉节”。至于祭历坛，祀祖考，则各处所同也。从字里行间可以感语到，王韬认为上海人十月一日的祭历坛，祀祖宗活动与全国其他地方大同小异，而这一天要开炉煮饼，供奉于家祠的风俗比较特别。也许就是“十月朝”是一个比较特别的节日，上海竹枝词里留下的关于“十月朝”的诗句确实不少。如秦荣光《上海县竹枝词》：不过，也许，“十月朝”的节日风俗活动的消失得太早了，似乎并没有人对“十月朝”节日的起源作出过解释。
清 卞久《朱茂时祭祖先像轴》绢本设色，纵133厘米，横49.1厘米，故宫博物院藏。
十月朔日成为一个节日很早就出现了。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各国都定在十月初一那天颁布明年的年历，从十月初一到明年的正月初一有三个月的空隙，以便上情下达，把年历送到较偏远的地区。历法的使用影响到许多方面的事，所以在颁布历法的那天就要举行隆至的祭祀仪式，因为这一天是十月朔日，这种活动就叫作“告朔”。而到了战国时期，周王朝的统治力量已经衰弱，诸侯不卖中央政府的账，与周王朝分庭抗礼的事也经常发生。原来规定“告朔”必须採用“少牢”之礼，即祭祀的供品中必须用全羊，而鲁国的国君首先违反这一制度，决定不用全羊，他还提出了一个十分可笑的借口或理由，就是国家经济收入不足，而羊的价格很贵，由此而不再用全羊“告朔”，孔子知道这一情况后。在无可奈何之中发出“尔爱其平，吾爱其礼”的衰叹。“告朔”的制度在以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过，在每年十月朔日颁布明年历法的制度沿习了至少二千多年。直到前几年，农历的十月一到，品种繁多，形式各异的新日历也开始上市了。
《易径》中讲：“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这并不是讲是黄帝发明了衣裳，而是讲黄帝制定了穿衣裳的等级制度而使天下得到良好的秩序。古代官吏着不同级别的官服，并分冬装和夏装，犹如今天的制服有冬装与夏装之分一样，到了农历十月，也是大地换季的日期，于是十月朔也是官史换装的日子。王闢之《渑水燕谈录》中讲了这样一件事：升朝官每岁延辰，端午、初冬赐时服止于单袍。太祖讶方冬犹赐单衣，命易以夹服。自是士大夫公服，冬则用夹。十月一日，宰臣已下受衣著锦袄三日。士庶皆出城饗坟。禁中车马出道者院及西京朝陵，宗室车马亦如寒食节。有司进煖炉炭，民间皆置酒作煖炉会也。在十月朔日，皇帝会向在朝的大臣赐赠新衣服，而百姓们也带上祭品到郊外拜祭祖坟，宫廷里配置大量马车上皇陵拜祭。天气转冷了，宫里架起了取暖用的火炉，而民间更是借此机会围着火炉饮酒作乐，叫作“煖炉会”。旧俗，十月开炉向火，乃沃酒及炙輭脔肉于炉中，围坐饮唱，谓之“煖炉”。至今民家送亲党薪炭、酒肉、缣帛，新嫁女并送火炉。
烧包袱
北宋以前，中国的帝都大多建在北方的黄河流域，那里纬度偏高，冬天来得较早，冬日的气温寒冷，犹如今天我国以黄河为界，黄河以北地区的国家干部、企事业工作人员可以享受“取暖费”一样，古代的官吏也有赏赐，而赏赐的开始日期就是十月朔。当宋王朝南迁临安（今杭州市）后，北方十月朔“授衣”、“煖炉”的风俗一起被带到了南方，如记录南宋杭州风俗的《梦粱录》、《武林旧时》都有与《东京梦华录》相似的记录：十月孟冬，正小春之时，盖因无气融合，百花间有看一二多者，似乎初春之意思，故曰“小春”。月中雨，谓之“液雨”，百虫饮此水而藏蜇；至来春惊蛰，雷始发声之时，百虫方出蛰。朔日朝，廷赐宰执以下锦，名曰“授衣”。其赐锦花色，依品从给赐。百官入朝起居，衣锦袄三日。士庶以十月节出郊扫松，祭祀坟莹。内廷车马，差宗室南班往攒宫行朝陵礼。有司进煖炉炭。太庙享新，以告冬朔。诸大刹寺院，设开炉斋供贵家。新装暖阁，低垂绣幕。老穉团圆，浅斟低唱，亦应开炉之序。是日御前供进夹罗御服，臣僚服锦袄子夹公服，“授衣”之意也。自此御炉日设火，至明年二月朔止。皇后殿开炉节排当。是月遣使朝陵，如寒食仪。都人亦出郊拜墓，用锦球楮衣之类。由此可见，上海“十月朔”的风俗只是古代风俗的遗风，许多地方也有“十月朔”的节日和节日活动。京城的生活比较富裕，开炉那天可以打吃大喝，而地处边缘近海的上海地区生活艰辛，人们只能在开炉的那天烧一些饼吃，并以此来供祖宗。黄霆《松江竹枝词》中讲：作者还夹了一条注文：“修竹乡在府南。十月朝用麪裹菠菜为饼献祠堂。”弄了半天，上海人十月朝“家家菜饼献祠堂”的饼，只是一种菠菜馅心的菜饼。农历“十月朝”是农耕年代的传统节日，上海是大城市，较早地进入“资本时代”，十月初一吃饼的习俗早早地推出了。如今生活条件大大的改善了，吃一块饼又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至于是否需要重新恢复“十月朝”的习俗，任其自然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