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东”道“西”

说“东”道“西”

文/杨琼

東，《说文》中解释为:“東,动也。从木,从日,日在木中。”这也正好迎合了古代的神话传说——太阳被想象成了一只凌空飞行的乌鸟,栖息在叫“扶桑”的大树上。《山海经·海外东经》中说:“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日出东南隅行》也有:“扶桑升朝晖,照此高台端。”太阳也被称作“东君”，《广雅·释天》中言:“东君,日也。”

古人以东为尊。东是太阳升起的地方,和“东”相对的“西”是太阳落下的地方。所以汉民族以东向为尊,西向为卑。汉族人社庙中祖宗的牌位都是放在东侧,后人要向东而拜,都体现了东位之尊。东方主生,生为人们所向往,所以东西相对时往往以东为佳,为西为劣。《礼记·王制》中记载:

“夏后氏养国老于东序,养庶老于西序。”国老位尊,所以在大学，在国中，王宫之东；庶老位卑,所以在小学，在西郊。《史记索隐》:“列甲第在帝城东,故云东第。”甲第在帝城东,次第在帝城西,这是东尊西卑的观念的反映。《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位为通侯,居列东第。”“东第”一般指富贵显贵人家的住宅。

以东为尊的观念在古人的座次上也有反映。《礼记·曲礼上》:“主人就东阶,客就西阶。”后来因为“东’,作主人的代称。将房主称为“东家”或“房东”,将雇主称为“东家”或“东人”,将商行业主称为“行东”或“店东”，其中“东’,都是主要或主人的意思。到了先秦时，室内的席位,东西而言,以东向为尊,西向为卑，南北而言,以南向为尊,北向为卑。故有宾客至时,主人一般是将宾客安排在位西面东或位北面南的位置上,以示对宾客的尊敬，尊贵的客人也被礼貌地称作“西宾”，老师称为“西席”。主人自己则面西或面北以示谦卑。

比如，在《史记·南越列传》里，就有这样的原文：

“王、王太后亦恐嘉等先事发，乃置酒，介汉使者权，谋诛嘉等。使者皆东乡，太后南乡，王北乡，相嘉、大臣皆西乡，侍坐饮。”

为表达礼节，使者作为上国使臣，被安排在了最尊贵的位置，而太后作为大王的母亲，坐在次尊贵的位置，大王就只能坐在朝向北面的的位置上，而相国和其他的大臣们就只能坐在最卑的位置了。

那么，《史记·项羽本纪》中关于刘邦带着张良、樊哙等人去赴“鸿门宴”的座次安排就显得非常有意思了，可以说是暗藏玄机。

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

乍看，“鸿门宴”上的位次安排看起来是太不合礼节了！项羽并没有把尊贵的位置留给作为宾客的刘邦，连次尊贵的位置都是范增稳坐着，而刘邦所坐的位置是坐南朝北，从座次上来说，项羽很明显地给刘邦一个暗示：“你小子在我项爷的眼里，地位还不及我的谋臣。”而跟随刘邦一起赴宴的张良的座位是朝西，而且，原文中用了“侍”这个字，很明显，这是四个座位中最为低下的，也就是侍从的位置，可见，在我们威武的楚霸王的眼里，这位被后人称作汉初三杰之一的张良，不过是一侍从而已！

那么，猜想一下，司马迁作《史记》时，为什么要用重笔墨来描写这个位置的安排呢？况且这次宴会在楚汉战争中发生重要影响，被认为间接促成了羽败邦胜的因素之一。司马迁到底要表达什么？为什么《汉书》的这一章节里，完全没有了座位的描述，是作者忘记了吗？

我们先来看看《史记》作者司马迁和《汉书》作者班固两人写书背景，就不难理解情节的差异了。

司马迁，出生在西汉景武年间，司马谈之子，史官世家，任太史令。深知“秉笔直书”是史官的重要品德。又生逢“汉之得人，于兹为盛”的汉武盛世，得以结识汇聚于长安的贾谊之孙贾嘉，樊哙之孙樊他广，冯唐之子冯遂等天下贤能之士。再者他刚韧大胆的气魄也是《史记》成为史家绝唱的原因之一。他敢在武帝愤怒，群臣皆声讨李陵的罪过之时为李陵辩护，哪怕遭至“欲沮贰师，为陵游说”的诬罔之罪。在那个“臧获婢妾犹能引决”的严酷时代，司马迁能为作史而选择苟活，毅然选择了以腐刑赎身死，其目的，仅是为了成为一名正直的史官，能背负起父亲穷尽一生也未能完成的理想。可见，司马迁作史书，是在彰显一名优秀史官的职责、个性与气质，所以才能“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班固，出身儒学世家，自幼接受父伯教育和熏陶，被拜为“兰台令史”，《汉书》的性质是官方修史，班固性格温和，宽容待人，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在他的意识里，考虑比较多的是维护刘邦就是维护汉朝，维护自己的国家，况且又是受诏修订史书，其中必定有多方因素影响，因此删除掉这段有辱汉高祖刘邦身份的细节，也就不难理解其用心了。

杨琼，女，土家族，一个精神世界里的行者，试图用心拾取人生旅途中那些触及人内心的碎片，以清新、恬淡、悠远、旷达的笔调行走于文学道路，不负我心地创作，不负我心地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