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南路205弄邹韬奋纪念馆
重庆南路万宜坊54号住宅，为中国新闻出版家邹韬奋先生的故居。他于民国19年(1930年)迁居这里，一直住到民国25年。该房底层为会客室；二楼后部约7平方米左右的亭子间，是书房，室内存放着笔砚及手稿，展示他身居斗室，胸怀大志的笔墨生涯。前楼是他的卧室，内有壁橱和阳台；三楼2间住房是他的小女与母亲的卧室。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邹韬奋在上海全身心投入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12月，他与沈钧儒、厉麟似等人组织成立了上海文化界救国会。1936年11月，国民党为了扑灭国内的抗日烈火，逮捕了正在领导抗日救亡运动的救国会领导人沈钧儒、邹韬奋等七人，酿成七君子事件，遭到全国人民，包括宋庆龄、何香凝等社会名流的强烈反对。邹韬奋出狱后辗转重庆、汉口、香港继续开展爱国救亡工作。
这是一幢三层楼的新式里弄房子。底层是会客室，陈设简朴，一张圆桌，四把靠椅与几张沙发，东墙挂着近代企业家张謇诗作的刺绣，为沈粹缜女士精心制作。西墙挂着邹先生先母画像。二楼是卧室，卫生间内摆放着白瓷的浴缸。一、二楼间的亭子间是邹韬奋的书房。三楼一度是韬奋的小女儿与她奶奶的住房，后转租给了生活书店的员工。邹韬奋喜欢看电影，有段时间还迷上了跳舞。据语言学家周有光后来回忆，他们四五家人，每逢星期六晚上，便相约到上海百乐门舞厅去跳舞。“这一快乐记忆，至今不忘。教育背景相同的亲友们，相约同乐，其乐融融。”
1921年，邹韬奋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文科，此前他曾就读南洋公学的机电专业。毕业后他曾担任过纱布交易所的秘书与翻译，职业教育社的编辑，《时事新报》的秘书以及兼职的英文教师。做新闻记者是邹韬奋长期以来的理想，直到接手《生活》周刊，他才有了真正实践理想的机会。
万宜坊54号住宅，为中国新闻出版家邹韬奋先生的故居。他于民国19年(1930年)迁居这里，一直住到民国25年。该房底层为会客室；二楼后部约7平方米左右的亭子间，是书房，室内存放着笔砚及手稿，展示他身居斗室，胸怀大志的笔墨生涯。前楼是他的卧室，内有壁橱和阳台；三楼2间住房是他的小女与母亲的卧室。
该房1956年经市人民委员会修复并命名为邹韬奋纪念馆，1958年11月5日对外开放。1959年5月由市人民委员会公布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
邹韬奋1931年创办的《生活周刊》深受读者欢迎，发行量很快达到十万份。邹韬奋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后来又加入了救国联合会，战斗在民主救国第一线，被国民党当局列入了“黑民单”。1936年11月23日，他和沈钧儒等七名爱国民主人士被逮捕，激起了全国人民声援“七君子”的浪潮。邹韬奋故居的隔壁53号是邹韬奋纪念馆，也是上海市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邹韬奋（1895年11月5日—1944年7月24日），男，汉族，本名恩润，乳名荫书，曾用名李晋卿。祖籍江西省鹰潭市余江区潢溪镇渡口村委会沙塘村，1895年出生于福建永安。近代中国记者和出版家。1943年因患耳癌秘密返沪就医。1944年7月24日不幸逝世于上海医院（今上海市第二人民医院），终年48岁。
1943年2月，韬奋先生为了治疗耳病，从苏北抗日根据地秘密回到上海看病。一年前他在广东隐蔽时，耳病就已发作，常伴有脓水和血流出。在上海，邹韬奋首先找到了生活书店的老同事陈其襄。陈其襄当时在上海负责生活书店的工作，在法租界辣斐德路东升里（现复兴中路407弄）1号开设了一个地下经济机构“正泰商行”，并以德和企业公司经理的公开身份作掩护。陈其襄和张锡荣、张又新等都是生活书店的同事，他们根据党的指示，做了周密的考虑和布置。当时韬奋夫人沈粹缜与三个孩子还在桂林，他们就联系到了韬奋的二妹邹恩俊。邹恩俊是一位医药化验师，认识一些医生。他们先请生活书店在上海时期的医药顾问曾耀仲医生为韬奋检查。曾耀仲约请了医务界的几个朋友会诊，一致认为是耳癌，必须手术治疗。张锡荣花钱在杭州搞到一张“良民证”，韬奋化名“李晋卿”住进中国红十字会第一医院（现华山医院）的特等病房，请著名耳鼻喉科专家穆瑞芬医师主持手术。
“先生的病是癌症，1942年八九月间，病症初起，患部在右耳后部至右颊，右耳内有脓水流出，1943年一二月间，病痛加重，患部剧痛如刺，日不能安生，夜不能安眠，但仍忍痛工作，写文说话或演讲。”韬奋先生的老搭档徐伯昕后来回忆说。癌症手术后的放射治疗，对人的损伤很大。邹韬奋每做一次，即呕吐不止。由于手术中损伤了颌面部的神经，他的半边脸歪了。邹韬奋经常照着镜子，自嘲说：“这倒好，使别人更不容易认出我来了。”这时韬奋的长子邹家华（原名邹嘉骅）、夫人沈粹缜先后来到上海。邹家华住在蒲石路二姑家里（现长乐路786号），他一面到医院照顾父亲，一面在附近的大成中学继续上高中。
至1943年9月，邹韬奋在红十字会医院已经住了半年多，为了避免引起敌伪注意，便转移到格罗希路上的格罗疗养院（后改名剑桥医院，现延庆路18弄10号）继续治疗。这是戴笠亲信丁伯雄开的一家私人小医院，只有20张病床。这时邹韬奋的病情又有了变化，癌细胞已转移到脑部，并向下扩散，每天头痛不止，只能靠注射杜冷丁度日。陈其襄负责采购杜冷丁，他差不多把当时上海能买到的杜冷丁都买光了。起初，一支杜冷丁能维持两三天，到最后药效缩短，每天都需要注射。夫人沈粹缜也学会了打针。
在病床上，邹韬奋仍在考虑国家前途。1943年10月，他把自己反复思考的一些问题，口述出来，请在场的同事帮他记录。这就是他生前最后一次《对国事的呼吁》。邹韬奋希望，“国民党必须诚意取消一党专政，诚意接受各抗日党派共同抗日，共同建国的原则，否则一切都是空话”。他最后说：“我个人的安危早置度外，但我心怀祖国，眷恋同胞，苦思焦虑，中夜彷徨，心所谓危，不敢不告。”11月间，敌伪已风闻邹韬奋在上海治病，照料他的曾耀仲医生也被三番两次传讯。他不得不连续转换医院，先是从格罗疗养院搬到海格路与善钟路口的瞿直甫医院（现华山路第五小学），不久又从瞿直甫医院搬到静安寺附近的德济医院（现延安西路地段医院，和平路15号）。
1944年，是韬奋生命的最后一年。年初，他就开始撰写自传性质的《患难余生记》。他简要回顾了《生活》周刊与生活书店的发展历程，用更多的笔墨控诉国民政府对新闻的钳制、打压，对文化事业的迫害、摧残。这本书只完成了三章五万多字，写到生活书店的“八种精神”，未及展开便无法坚持下去了。按计划，他还要写《苏北观感录》和《各国民主运动史》。此时的邹韬奋对于国民政府已经彻底绝望了，他曾在1942年去苏北根据地时说：“我毕生办刊物、做记者、开书店，简直是'题残稿纸百万张，写秃毛锥十万管’了，但政权、军权还在蒋介石手里，他一声令下，就可以使千万个人头落地！千万本书籍杂志焚毁！连我这样的文弱书生、空谈爱国者，他都一再使我流离失所，家散人亡呢！”
由于日伪情报机构已经获悉邹韬奋在上海治病，医院更加不安全。邹韬奋不得不转移到了沁园村毕青的哥哥家暂住。此时他已无力写作，剧痛次数增加，从局部扩展到全身，坐卧不安。有时痛得两只手捧着头，一面流泪，一面发抖，从床上爬到地上，又从地上爬到床上，杜冷丁的作用也越来越小。为了便于抢救，曾耀仲医生不惜冒生命危险，把韬奋接进了他自己在祁齐路开设不久的上海医院（现岳阳路190号，徐汇区结核病防治所）。为安全起见，韬奋的假“良民证”上的“李晋卿”改为“季晋卿”，沈粹缜也改称“季太太”。
1944年7月24日，一代出版家韬奋先生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享年49岁。临终前，他给夫人沈粹缜写下三个字——“不要怕”。为了不被敌人发现，韬奋先生的遗体仍用“季晋卿”的名字暂时存于上海殡仪馆，两年后才以真名落葬在上海虹桥公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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