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唱戏”与“演戏”之区别：唱实在是更难

　本刊一则上海通讯，略谓李金鸿在上海大红，见器重于赵桐珊（芙蓉草），赵许其为可造之材，并谓李目下只可谓达到“演戏”的地步，尚未达到“唱戏”的地步云云。赵君为内行通人，所言“演戏”与“唱戏”当自有其含义，究竟如何未便臆测，但因此却引起我对于“演”和“唱”两词的思考。

芙蓉草（赵桐珊）与夫人合影

　按一般的解释，则“演”包括“唱”，“唱”只是“演”的一部分。话剧自不必言，即以旧剧而论，苟其他条件具备，没有“唱”也不妨成为一出戏，仍然能收到戏剧整个的效果。若是没有“演”，则观众最多只能读读剧本，不能收到戏整个的效果（习惯上，“演戏”与“唱戏”用得无别，正如“上学”与“念书”用得无别一样。也又当别论）。以此言之，“演”的意义重于“唱”。假若把“演”解作“唱”、“念”、“做”、“打”四项中“唱”以外的三部分，则又是“演”难于“唱”。通常一个人乍学戏，总是先学会了唱，然后再会其余的。这正是因为“唱”有尺寸可凭，比较着易于入手之故。至于“做”直有“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之感了。

　以上只是极浅近的说法，试进一步，将“唱戏”解作“用唱工把剧情充分地表现出来”的话，那么，“唱实在是更难，难得很”。上述“唱戏”之意义，不但非随便一个演员所能做到，便是已经成大名的演员，也很难以都做到好处，乃至有的人于此不甚注意。

　其缘故是要想做好，必须具备许多条件，略言之：

　其一，剧本情节好，有强烈动人的剧情。例如《探母》、《杀家》等剧，容易讨好即在于此。

　其二，唱词选择得好，“意义”与“声音”都“适合”于剧情。例如：《探母见娘》“千拜”二字，能使四郎一腔热情由双唇间磅礴而出，《杀家》“年迈苍苍”四字能描绘出一个暮年烈士叹息等等都是选字选得好。

谭鑫培之《四郎探母》

　其三，腔调安排得好，“适合”于用那个“词”，表那个“词”，表那个“情”。例如：上述“拜”字必须翻高、着重，否则失去效力。“苍苍”必须平出，二字中间只能垫字不能夹腔，否则点金成铁（词与腔关系至密，二者必须“和谐”）。

　其四，演员的本钱好，有充分发挥之能力。所谓本钱好，也不见得对于各路戏全都相宜，例如谭宜于衰派戏，汪宜于王帽戏之类。

　其五，演员的本钱“运用”得好。唱者不卖气力，固使听者失望；而卖得不得其方，也是徒然的努力。昔听某伶唱《朱砂痣》，“暗地里”三字运用丹田气力唱得剑拔弩张，虽也相当好听，但未恰剧情，所以未能感人。又有一次，听他唱《浣纱记》“未曾开言泪难忍”一句，唱出以后彩声绝不相同，当时他实在是“感动”了听者。仿佛是他把伍子胥无处发泄的悲愤，用这几个字团成了一颗炸弹，在听众心里爆炸开来，是那样的“沉重”而又那样的“响亮”。当时不但觉得台上的是伍子胥（不是演员了），并且觉得自己是伍子胥（不是听者了）了。但，这幸运也只有一次，前后听他《浣纱记》至少十余次，往往毫无印象而过，遑论余子。可见唱者即使肯卖，本钱也在家，而临时“运用”的结果，自己却未必就有把握。

　其六，演员有相当的修养。例如能够了解剧情及其故事的背景，以及懂得文字声韵之类。昔某伶演《空城计》，唱至“武乡侯”“武”字时，伸出五个手指，观众大笑。此可谓“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孟小冬之《空城计》

　其七，听众的欣赏，不肯忽略这一方面，对于演员的“电波”能够尽量地“感受”。听众若是忽略了这一方面，结果必使苦心孤诣的好演员感到寂寞之苦，因而退步。

　这七条中，有三条要求于编剧者，一条要求于听众，要求于演员的只有三条。所以说要做到好处是很难，且不能完全诿责于演员也。有一篇题作《虫声》的小品文云：“一到夜半，照例就醒，醒了不觉就悄然。窗外有虫叫着，低低地颤动地叫着。仔细一听，就是每夜叫的那个虫。——我不知于什么时候哭了，低低地颤动地哭了。忽而知道，这哭的不是我，仍是那个虫。”寥寥数语，曲尽声音感人之至理，真乃绝纱好词！

　善哉！善哉！演戏者善体斯旨！听戏者善体斯旨！

　（《立言画刊》1943年第25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