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土 │ 中国竟然也有武士道？ / 四六文摘

何谓武士道？

《现代汉语词典》：“日本幕府时代武士遵守的封建道德，内容是绝对效忠于封建主，甚至不惜葬送身家性命。”

《国语辞典》：“谓武士所当履行之道德，励忠节，轻生死，日人以为国民精神之精髓。”

1904年10月，流亡在日本的梁启超（1873～1929）著《中国之武士道》，很明显，作者在此所取之义应为后者。

杨度在该书的序言中引山冈铁舟之论武士道：

“武士道之要素有四：一报父母之恩；二报众生之恩；三报国家之恩；四报三宝之恩。三宝者，佛、法、僧也。而行此武士道无他义焉，一言以蔽之，至诚无我而已。”

武士道者，武士所具有之道德也。那么，中国有武士吗？

先生的答案是肯定的，“泰西日本人常言，中国之历史，不武之历史也，中国之民族，不武之民族也。呜呼，吾耻其言，吾愤其言，吾未能卒服也。我神祖黄帝，降自昆仑，四征八讨，削平异族，以武德贻我子孙。

自兹三千余年间，东方大陆，聚族而居者，盖亦百数，而莫武于我族。以故循优胜劣败之公理，我族遂为大陆主人。三代而往，书阙有间矣。即初有正史以来，四五百年间，而其人物之卓荦有价值者，既得此数。于戏，何其盛也。”（《自序》）

作者在此例举了自孔子至朱家、剧孟、郭解共七十六人，并从中归纳出了十六条美德，如以国家名誉为重，如先縠、栾书等；有损国家利益者，以死生争之，如曹沫、蔺相如、毛遂；有罪不逃刑，如庆郑、奋扬；尽忠职守，不惜以身相殉，如齐太史兄弟；受人之恩，以死报之，如北郭骚、豫让、聂政、荆轲……

作者总结其美德为，“国家重于生命，朋友重于生命，职守重于生命，然诺重于生命，恩仇重于生命，名誉重于生命，道义重于生命，是即我先民脑识中最高尚纯粹之理想，而当时社会上普遍之习性也”。

凡熟悉中国近代之屈辱历史者，应该不难理解先生当时之心情，及写作此书之动机了吧。

其实，在我国，凡受过中等教育者，应该对孔子事迹、程婴公孙杵臼之存赵氏孤儿、荆轲刺秦王、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完璧归赵、负荆请罪、毛遂自荐、田横五百士、鸿门宴等历史并不陌生。

然从《左传》《国语》《墨子》《史记》《战国策》《吕氏春秋》《越绝书》《说苑》《新序》《晏子春秋》《资治通鉴》等著作中，细心爬梳出上述人物，并对他们的事迹一一加以评述，冀国人发扬光大其精神以昌吾国家者，先生应是第一人。请看——

曹沫为鲁将，与齐战，三败北。当齐桓公与鲁庄公会盟，他持匕首劫齐桓公，令其归还所侵鲁地。先生评曰：

曹子一怒以安国家定社稷，伟哉，旷古之奇功也……若曹子者，其千古武士道之模范矣。

晋悼公的弟弟扬干，扰乱行伍，司马魏绛忠于职守杀了为他驾车的人以示惩戒。晋悼公十分生气，要杀了魏绛。没想到魏绛自己前来，交上奏疏，就要自杀，认为发生这一切，自己有罪过。先生为此评曰：

有罪不逃刑，是当时武士道最要之信条也，先轸、庆郑、魏绛皆守斯律也。

程婴、公孙杵臼舍身营救赵氏孤儿的事迹大家都是知道的。先生评曰：

程婴、杵臼之义，古今称之，吾赞盖赘焉。独婴大功既成，宜可不死。顾必死者，不负初志也。当时武士道之信条则然也，于戏，伟哉。

楚将军子囊因所将兵少于吴兵，如战必败，为保存实力，没请示国君，就率军而退。回来之后，即向国君请罪，伏剑而死，理由是“假如逃遁的人无罪的话，则今后会被人仿效的”。先生评曰：

……既牺牲其名誉以捍国民目前之患，复牺牲其身命以为国家百年之计，非真爱国者能如是耶？孔子曰：好仁者无以尚之。子囊有焉。

蔺相如之完璧归赵与廉颇负荆请罪的故事大家都是知道的。先生对此评曰：

欲识权利思想之为物者，请视蔺相如矣。欲识权利思想与国家之关系者，请视蔺相如时代之赵国矣。太史公述相如事，字字飞跃纸上，吾重赞之，其蛇足也。顾吾读之而怦怦然，刻入于余心者，一言焉，则相如所谓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呜呼！此其所以豪杰欤！此其所以圣贤欤！彼亡国之时代，曷尝无人才，其奈皆先私仇而后国家之急也。往车屡折，来轸（车）方（正）遒（急），悲夫。

其录鲁仲连舌战魏客将军新垣衍而退秦军五十里，事后，不受平原君封赏，“所贵于天下之士者，为人排患释难解纷乱而无所取也。即有所取者，是商贾之事也，而仲连不忍为也”。遂辞而去，且终身不复见。后又一封书信而下燕将所守之聊城却不受爵，言：“吾与富贵而诎于人，宁贫贱而轻世肆志焉。”先生评曰：

鲁仲连踔跞一书生，未尝与闻诸侯之政，未尝预军事。然观其折梁使，存赵国，其词气之间，一何凛然其不可犯也！其权利思想，一何高尚而圆满也！秦将闻之而为退却，盖浩然之气，有以胜之矣。非天下大勇，其孰能与于斯？为人排难解纷而无取，此墨子所以存宋而宋莫之德也。鲁仲连先生，于齐于赵，两见之矣。先生真墨子之徒哉……

然则鲁仲连何为不可学而致也？岂惟鲁仲连，凡古来之豪杰，皆予我以可学之模范矣。

后面先生特附左太冲诗“吾慕鲁仲连，谈笑却秦军”“功成不受赏，高节卓不群”；李太白句“齐有倜傥生，鲁连特高妙”“吾亦澹荡人，拂衣可同调”。可见其对鲁仲连推崇之高也。

那么，既然先秦吾国民武士道精神如此之盛，为何泰西日本人却称我们为“不武之民族”呢？

先生认为，“中国之武士道，与霸国政治相始终。春秋时代，霸国初起，始形成武士道之一种风气。战国时代，霸国极盛，武士道亦极盛”。

到了秦汉，“呜呼，我民族武德之斲丧，则自统一专制政体之行始矣。统一专制政体，务在使天下皆弱，惟一人独强，然后志乃得逞，故曰，一人为刚，万夫为柔，此必至之符也，作俑者为秦始皇……此摧之者则汉高祖……次则景武之间，复大挫之”。

至武帝时，主父偃说上徙天下豪杰于茂陵，“至是，而尚武精神，澌灭以尽矣”。先生万分感慨道：“呜呼，千百年养之而不足，数十岁锄之而有余，不亦重可悲耶。”

先生追问，“自兹沉沉黑暗数十世纪，不复有此等人物闻于历史矣。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先民之元气斫丧如此其易也，谁之罪欤”。

先生在全书卒章剖白心迹：“呜呼，吾以白衣冠送中国之武士道！吾以锦绷葆迎中国之武士道！一灵未沫，轮回不谬。魂兮归来，重为祝曰：《中国之武士道》现，中国之武士道苏！”

先生之希望没有落空，看那五四时期之掀起新文化运动之诸贤如蔡元培、陈独秀、胡适、鲁迅等人，为追求民主、科学而上下求索；

看那抗战期间为国赴死之将士，为救国难而慷慨牺牲.

二零二一年二月廿八日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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