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北大三杰”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的《青年杂志》出版，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1917年初，陈独秀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居住在箭杆胡同20号（原箭杆胡同9号），《新青年》杂志编辑部也从上海迁到这里。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以进化论观点和个性解放思想为主要武器，猛烈抨击以孔子为代表的“往圣先贤”，大力提倡新道德、反对旧道德，提倡新文学，反对文言文。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唤醒了一代青年，使中国的知识分子尤其是广大青年受到一次西方民主和科学思想的洗礼，从而打开了遏制新思想涌流的闸门，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一股生气勃勃的思想解放的潮流。

特别是在蔡元培当校长的北大，似乎是因为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存在，渐渐成为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阵地，成为新文化熏陶下的青年聚集地。受到洗礼的广大青年在这里进一步接受五四新思潮的影响，思想得到了迅速的升华，其中又以“北大三杰”的表现特别突出。这三杰指的是刘仁静，张国焘和邓中夏。

据茅盾回忆，刘仁静比张、邓分别年轻5岁和8岁，颇显大器早成。1918年，刘仁静考入北大物理系。在经过一年的嘘唏和亲眼目睹了北京新文化运动与旧文化间的激烈对抗。刘仁静的心境开始发生变化，开始倾向利用斗争救国。

1919年的五四运动，刘全程参与，并因此被捕入狱。出狱后的刘仁静更加积极参加活动，加入了李大钊创立的少年中国学会。

刘仁静在学会中认识了李大钊和邓中夏等人，开始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熏陶，并在1920年间加入了李大钊创办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成为半个马克思主义者。

1921年7月刘仁静出席了党的一大，成为13个代表中最年轻的一位。

张国焘在刘仁静入学时，已经是北大的风云人物。1916年，他考入了北大理科预科。在学期间，他受到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赞同陈独秀科学与民主救中国的主张，接着又受李大钊的影响，对社会主义产生兴趣。

1918年10月，国民杂志社成立，他担任首届总务股干事。第二年3月，他同邓中夏、罗章龙等人北京大学平民教育讲演团，对民众进行思想的启蒙。他创作的《知识与快乐》，《欧洲和会与世界和平》、《自卫》、《解放》等作品都很受民众的欢迎。

五四运动中，张国焘是其中最活跃分子之一。他不仅是5月3日晚参加千人演讲的北大四人之一，还在第二天成为示威游行的组织者之一。5月5日，北大学生干事会和北京学生联合会成立，张国焘当选为讲演部长。

7月，为了营救陈独秀，担任北京学生联合会主席的张国焘主持了大量的会议，指导内部工作，对外通讯联络，沟通各校教职员和学生间的意见。9月16日，在各界的努力下，陈独秀最终获释。

之后，他又带领北大学生迎回被段祺瑞政府逼迫出走的蔡元培校长。

1920年3月，他参加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逐渐成为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积极分子。半年后，他成为北京共产党组织的第三名党员，与李大钊、张申府等人成立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一年后，他出席中共一大并在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局担任组织工作。

邓中夏，湖南省宜章县人，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国文门。在北大任教的李大钊的引导和十月革命的鼓舞影响下，邓中夏开始研究马列主义，并积极投入当时的反帝爱国斗争，成为学校中的积极分子。

1919年1月，邓中夏在北京创办《国民》杂志。在该刊上，他先后发表了《欧洲和议吾国委员之派遣》、《国防军之成立》等八篇文章，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北洋政府，以图控制我国的军政的罪行。

“五四”后，马克思主义已经在我国广泛传播。为了扩大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范围，邓中夏先后担任李大钊创立的少年中国学会学术执行部庶务股主任和执行部主任。

1920年3月，在李大钊的指导下，邓中夏、何梦雄等人组织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组织革命青年学习马克思主义，为马克思主义在群众中的散播起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