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春“走”书市 | 变迁中的上海旧书摊与旧书店

福民商厦地下二层的旧书市场

变迁中的上海旧书摊与旧书店
从福佑路到聚奇城、犀牛书店

文 | 姚一鸣

自2020年初上海文庙旧书市场因装修关闭以后，文庙的大部分书摊搬至了福佑路上的两家商厦——福佑商厦与福民珍宝城。福佑商厦地下二层几百平方米的地方，书摊占了三分之一，其余是从原藏宝楼迁来的商户，以售卖古玩杂件为主；福民珍宝城四楼有二十几个书摊，大约占到四楼总摊位的三分之一。福民珍宝城虽然比福佑商厦晚开几周，但生意却是稍好一些。这两家商厦都是以小商品销售为主，有些楼层也卖古玩杂件。当初文庙书市关闭以后，争夺文庙商户的单位不少，除福民、福佑以外，灵石路的聚奇城也曾开过周六旧书集市，但未能形成规模——毕竟一个旧书市场的形成是需要时间沉淀的。

到福佑路淘书，一般先去福民珍宝城四楼，再去福佑商厦地下二层，往往每周都会有些收获，虽然不是什么珍本稀刊，总体上也还过得去。相比较而言，福民珍宝城的收获要比福佑商厦大一些。

新春佳节前的一个周日，由于天气寒冷，本不想去福民珍宝城逛旧书摊，但因为要帮书友带一本书去，也就赶早去了。那天的淘书者数量并没有因为天气严寒而减少，我到市场时才七点多钟，但里面早已人头攒动。在一书摊看到一堆从原上海电视台国际部祁鸣处流散出来的信件、照片等，其中有一封是华东师范大学教授陈子善写给祁鸣的，本想买下送给陈老师，无奈摊主“一枪打”，只得作罢。

福民珍宝城四楼的旧书市场

福民珍宝城四楼有个专卖民囯书的老陈书摊，要赶早才能有收获。那天没能赶上早趟，但也在书摊上挑到了几本民国书，有《阳春白雪》（商务印书馆1936年3月版）、《顾亭林先生年谱》（商务印书馆1941年8月版）、精装本《赫尔曼与陀罗特亚》（商务印书馆1937年2月版）、《外套》（开明书店1926年9月版），还有日本讲谈社1943年出版的日文版《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摊主老陈以前是个警察，退休以后开始出售自己的藏书，他常说，将书卖给有用的人，是他的福份。听之有些怆然，对于每一个爱书人而言，藏书都是暂时的保存，不可能永久的拥有，淘书就是一个书籍的传递过程。

今年1月底，疫情防控的形势再次紧张起来，不久就传来了福民珍宝城和福佑商厦旧书市场暂时关闭的消息，得知后未免有些失落。好在灵石路的聚奇城还正常开市，于是前往一逛。

临近春节，加之受疫情影响，摊位和淘书人都比平常少，不少柜台都没有营业。在聚奇城一阵闲逛，还是淘到了些旧书，还在二楼得一张1947年的《飞报》（四二九期），品相甚好；在小毛处高价得一张老照片，带照相板，照片是一对年轻夫妇，男的穿马褂带礼帽，女的身着旗袍，应该是民国中期的；在三楼地摊上买到了2本上世纪50年代的美术书：《门采儿素描选集》（人民美术出版社1958年版）和叶浅予《怎样画速写》（人民美术出版社1954年版）。灵石路聚奇城旧书市场多民国书刊资料，但价格并不便宜。

书友们在灵石路聚奇城旧书市场淘书

双休日趁着天气晴好，还去了次犀牛书店。这是一家沪上民营旧书店，以前开在复兴中路复兴坊的老洋房内，2020年10月搬至苏州河畔的南苏州路上，周围都是咖啡馆等休闲场所。犀牛书店店主小庄是福建人，是个喜欢旧书的80后，经营旧书已有十多年，以销售文史类旧书为主，赢得了一大批 “犀牛”的拥趸。一般每月都去次犀牛书店，时常可淘到意料之外的旧书，如这次就淘到一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9年8月版的《胡适研究资料》，很厚的一大本，才20元。另得《醉翁谈录》《明清曲谈》等，均为上世纪50年代古典文学出版社出版。此外，国华书局《小说新报》（第三年第十二期）尽管封面有残缺，但刊中所附的大幅照片“袁项城女家族全体合影”吸引了我，便收下了。

买完书和书友小庄在店门口聊了会儿天，谈到了上海的旧书业。上海现时的旧书市场或旧书店，已渐趋萎缩之势，远不及如雨后春笋般涌出的新书店，如茑屋书店、钟书阁、朵云书店等，专业特色明显的戏剧书店、诗歌书店等也各领风骚。上海曾是中国近代出版业的发源地，以前福州路、山东路、河南路周边书店林立，而豫园老城厢一带也开有各种书铺；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南京东路新华书店的学术书苑，中华路上的省版书店以及季风、鹿鸣等民营书店，均是声名远扬；在南京西路、淮海中路、四川北路等商业街，也都曾有上海旧书店。现在这种景象已不复存在，庞大的旧书收藏群体和萎缩的旧书店形成鲜明的对照，咎其原因，可能和网络旧书交易的兴起有关，也可能和旧书店开店的成本、货源和管理等有关。作为一个喜欢淘旧书的书虫，新春之际淘书时，还是盼望着旧书业的实体市场能迎来它的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