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藏文写本Pt.1283号新释

森安孝夫（Moriyasu Takao，1948— ）大阪大学文学博士，历任金泽大学副教授、大阪大学教授、近畿大学教授。主要著书有：《回鹘摩尼教史研究》（大阪大学刊，1991年）、《丝绸之路与唐帝国》（2007年，2020年汉译本）。主要论文有《关于回鹘和吐蕃的北庭争夺战以及此后的西域形势》（1973）、《藏语史料中出现的北方民族——DRU-GUY与HOR》（1977）、《吐蕃在中亚的活动》（1984）、《中亚史中的西藏——吐蕃在世界史中的位置》（1987）等。森安孝夫教授个人论文集《东西回鹘与中央欧亚(東西ウイグルと中央ユーラシア)》一书于2015年由名古屋大学出版会出版发行，共收19篇论文。

敦煌古藏文文献Pel. tib.1283 号《北方王统记述》

1977年，我于《亚非研究杂志》第14卷，第1-48页中，发表了一篇文章，叫做《论藏文史料中的西域部族回鹘和霍尔》。由于该文系由日文所撰，所以大部分关心这一问题的研究者们均无法看懂。因此，我想利用这一机会再来阐述在该文中所得出的结果。

众所周知，作为本论文研究基础的Pt.1283号敦煌藏文写本是研究唐代西域和北亚地理历史的重要藏文史料之一。1956年，巴科首次研究了这卷写本，并且发表了法文译注文。从此之后，克劳松(Clau-son)、塞格莱迪(Czeglédy)、韩百诗(Hambis)、古米列夫(Gumilev)、李盖提(Legeti)和特兹坎(Tezcan)等人，都各自对这一文献的研究作出过贡献。最重要和新资料最丰富的论文，应该算是李盖提的大作，也正是该文才激励我从另一角度来探索这卷写本。据李盖提认为，该文书开篇处以红字所写的部分，应作如下解读[1]：“这是一部有关全部北方国王的著作。该报告是由霍尔族的5位使节所上呈，这些使节是从前根据霍尔国王的命令而派出的，其目的是为了考察北方的王统世系。本文摘引自档案中的一卷写本。”

巴科先生毫不犹豫地就把霍尔人考证为回鹘人[2]。所以他以《8世纪5位回鹘使节对北部高地亚洲的考察》为题，而发表了自己的论文。实际上，这种把霍尔人考证为回鹘人的论点，在他此文发表之前很久，就已经由他本人提出来了，而且越来越得到大量研究者们的赞同，其中也包括罗列赫(Roerich)[3]、贝利(Baily)[4]、石泰安[5]、克劳松[6]、罗纳-塔斯(Róna-Tas)[7]、特兹坎[8]和乌瑞(Uray)[9]。人们似乎可以说这已经形成定论了，但我认为这一论点都是值得商榷的。人们从这篇报告中可以发现，居住在吐蕃和霍尔王国以北的许多部族名称[10]。克劳松先生曾将该报告分为与使节人数相等的5篇小报告。        据他认为，该报告的细分法大致如下[11]：

第1篇报告(第7-23行)：对于默啜(’Bug-·čhor)和其他一直延伸到太平洋沿岸以东地区的描述。

第2篇报告(第23-31行)：西部、北部和东部默啜的近邻。

第3篇报告(第31-59行)：1篇部落名称表，并附以详细经济情况以及他们各自向霍尔人进献的贡品名称，但很难确定他们的具体位置。

第4篇报告(第59-84行)：默啜以北的诸部族。

第5篇报告(第84-109行)：默啜以西诸部族。

尽管这份所谓5篇小报告的理论，与李盖提的观点大相径庭[12]。但我却觉得它是很正确的，唯有对第2篇报告和第3篇报告的划分另持异议(见下文本人所提出的段落划分法)。在对全篇报告作如此划分之后，克劳松又提出假设5位霍尔使节的出发地位于默啜的领土上[13]。然而，如果我们回顾一下原文用红字所写的标题《从前根据霍尔国王的命令而派出的5位霍尔人所写的报告》的话，那就觉得5位使节很可能是从霍尔人的牙帐出发的[14]。另外，与克劳松的分析相反，我觉得更应该把第2篇报告的末尾确定在第35行中间，第3篇报告也开始于同一行。这样一来，5位使节所走的5条路线就比较清楚了。

以上分段法清楚地说明，5位使节的出发地并不位于默啜的领土范围内，完全如同克劳松所猜想的那样。

我在那篇日文论文中，就已经试图确定该报告中所列举的各部族的方位，并且将本文献中的资料与汉文、回鹘文和伊斯兰等史料作了比较。然而，这一切已经超越了本文的范围，我仅于下文阐述某些详细内容，对于其他问题，仅满足于作一番概述。为了使研究者们更便于利用，我还将指出有关这一问题的各篇文章的页数。

除上文已提到的各篇论文之外，我们还应参阅以下著作：韩百诗：《克失的迷》，载1958年《亚细亚学报》第246卷，第3-320页。

1.默啜(’Bug-· čhor)，第8-12行、23行、69-70行)：

伯希和文(巴科1956年文)第151页、152页，克劳松1957年文第11-13页、18-19页，古米列夫1967年文第90页，李盖提1971年文第177-179页，塞格莱迪1972年文第276页、森安孝夫1977年文第9-10页、13-14页注〔16〕、17页和36页。

很明显，默啜指的是一重要民族集团，他们一直存在到东突厥第二汗国衰亡之后。他们越过戈壁大碛而向南流窜，最后定居于凉州以东和黄河大河套以北，这一河套的边缘与大戈壁相接。

2.奚(Dad-pyi，He-tse，He)，第12-15行、29-30行)：

伯希和文(巴科1956年文)第151页，克劳松1957年文第19页，李盖提1971年文第186页注〔70〕、森安孝夫1977年文第17-19页、33页。

Dad-pyi就是鄂尔浑河流域突厥碑铭中的Tatabiï /Tatbï，He相当于汉文中的“奚”，汉文史料中经常出现此民族，在当时，其国土位于木伦河(šira-müren)上游。

3.Mug-1ig，Ke’u-Ii(第15-18行)：

克劳松1957年文第19-20页，李盖提1971年文第186页注〔72〕森安孝夫1977年文第19页补充注释①。

毫无疑问，Ke’u-Ii就相当于汉文史料中的高丽。关键是Muglig仍有商榷余地，因为在8世纪末所撰写的一部梵汉文词汇集中，高丽一词读作Muquri[15]。所以我们可以把Muquri同这一报告中出现的Mug-Iig相比较。然而，7世纪初期的一篇拜占庭文书中提到，Moukri是与汉地相毗邻的一个剽悍黩武的部族。岩佐也恰好将之考证为高句丽[16]。事实上，亨宁认为Mug-lig就是在鄂尔浑河流域突厥碑铭中所出现的莫离(Bōkli)[17]，而且据岩佐先生认为，莫离就相当于高句丽[18]。因此，我们完全有理由把Mug-li考证为高句丽。然而，在此报告所论及的8世纪中叶，高句丽国家本身则已不复存在了。因此，“突厥人称之为Mug-lig，而汉人称为Ke’u-li的地方”，只能是渤海国。由于“高丽”仅仅是“高句丽”的简称，所有在渤海国的创始者之中，肯定有许多高句丽人的残余。在致倭国宫廷的官方文书中，渤海王也自称为高丽王，高丽当时也可能被称为渤海国。

4.Mon-baBeg-tse(第18-19行)：

伯希和文(巴科1956年文)第151页，森安孝夫1977年文第19-20页。

正如伯希和先生所假设的那样，Beg-tse是百济(Packtch)的对音，其牙帐位于朝鲜半岛的西部。事实上，百济国在8世纪时已不复存在了。

5.“居住在水中的人”和Mon-ba(第19-21行)：

森安孝夫1977年文第20页。

这里所指的是指居住在西部太平洋岛屿中的一些民族，他们的居住地一直延伸到海中，以有利于捕鱼。

6.鞑子(Da-sre，第21-23行)：

伯希和文(巴科1956年文)第151页，克劳松1957年文第20页，森安孝夫1977年文第20-21页。

他们可能居住在阿穆尔河(Amour，黑龙江)下游一带。但在20世纪初，人们还可以在那里发现生活在帐篷中的民族，这种帐篷是用鲜鱼皮做成的[19]。

7.(Ho-yo-hor，Ho-yo-’or，’U-yi-kor)和突厥九姓部(Ⅱ，23-29行)：

克劳松1957年文第20-21页，李盖提1971年文第179-181页、187-188页，特兹坎1957年文第303-304页，森安孝夫1977年文第9-10页和33页。

这里肯定系指蒙古回鹘人。我想将来能有机会写一部阐述铁勒九姓、突厥九姓部和九姓乌古斯(Toguz-oghuz)问题的论文。

8.Ge-ta，Ge-tan(第27-29行)：

这里当然就是指鄂尔浑河流域碑铭中的Qäta，也就是汉文史料中的“契丹”。在8世纪时，他们居住在一片长满松林的大平原上，从今热河北部和东北一直延伸到兴安岭和木伦河一带[20]。

9.Ga-ra-byi-gir和Do-le-man(第30-32行)：

森安孝夫1977年文第21页。

这可能系指满洲西部的通古斯民族。

10.五部(第32-35行)：

森安孝夫1977年文第2l页。

这五部是蒙古人的分支，请参阅下文关于Khe-rged和Yedre的考证。

11.无涯大湖(第32-33行)：

克劳松1957年文第22页，森安孝夫1977年文第21页。

毫无疑问，这里系指贝加尔湖。

12.Gud(第39-44行)：

克劳松1957年文第22页，森安孝夫1977年文第22-23页和C、D号地图。

这一部族居民的特点如下：

①他们在山巅建造草棚房舍。

②他们饲养鹿(训鹿)并用作驮兽。

③他们以百合科一类茎块植物为生[21]。

④他们夺取由老鼠或啄木鸟在自己巢中积累的Mon-bu并作为自己的食物。

⑤他们以食草野生动物皮为衣，皮衣上搽有黑炭(即涂煤焦油)。

唯有都播人才符合这些条件。在当时，他们的居住地一直延伸到库苏戈尔河以南。

13.Ku- čhu-’ur(第44-46行)：

伯希和文(巴科1956年文)第152页，李盖提1971年文第184-186页，森安孝夫1977年文第22页、24-25页。

这就是出现在《蒙古秘史》中的斛薛人，而且还是乃蛮人的部族之一。在8世纪中叶，他们可能占据着唐努乌拉山地区。

14.Khe-rged和Ye-dre(第35-39行)：

伯希和文(巴科1956年文)第152页，克劳松1957年文第22页，李盖提1971年文第1706页。森安孝夫1977年文第5页、22页和25页。

首先，我要对第35-46行的一段文字翻译如下：

“在此(据我认为系指霍尔人)偏东北的方向，有一个Khe-rged部族。他们用桦树皮来覆盖自己的帐篷，向霍尔人献出自己的兰鼠皮。再往北便是Ye-dre的7部族，这些人没有国王，经常与霍尔人发生争斗。他们的帐篷覆盖以桦树皮，用雌性的桦树汁作酒，而且还以桦树汁作奶用。该地区位于一些山峡附近，整个地区非常强大。在此以西，便是一个叫做都播(Gud)的小部族，他们向霍尔人进献野生动物皮。在此西北，便是斛薜部族，后者也占据一个强大地区。他们不屈从于霍尔人，而是长期地与后者作斗争。”

如果考虑到霍尔人、都播人与斛薜人之间的关系，那么我们确实很容易把霍尔人看做是蒙古回鹘人。藏文文献的编辑者也产生了同样的混淆，详见有关大Ho-yo-hor人的例证。

所以Ye-dre和Khe-ryed人都居住在蒙古东北，也就是贝加尔湖的东南。他们也可能居住在“栖身于以桦皮作帐的五部”一侧，第2篇报告中又提到后者居住在贝加尔湖东南。由于5个部族都是蒙古人的分支，Ye-dre人与霍尔人(回鹘人)经常发生战争。据西耐乌苏碑记载，东北回鹘人的主要敌人是作为蒙古分支的鞑靼人，所以我们就可以蛮有把握把所有的Ye-dre、Khe-rged[22]及五部都考证成鞑靼人，也就是汉文史料中的室韦人。据《唐会要》卷96的室书传记载，北部和西部的许多室韦人都用桦皮作蔽身处，也善于猎取兰鼠。

15.Hir-tis，Gir-tis，Hir-kis(第46-49行、55行)：

克劳松1957年文第22-23页，森安孝夫1977年文第21页和C-G号地图。

毫无疑问，这里所指的是黠戛斯人以及他们的一些分支，其疆土一直扩展到今米努辛斯克盆地及其附近地区。正如李盖提先生所指出的那样，该报告中有许多错误，Hir-tis和Gir-tis应各相当于Hir-kis和Gir-kis。事实上，Gir-tis这种写法曾出现在另一卷写本中[23]。巴科和克劳松都错误地认为Khe-rged也指黠戛斯人，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

16.巨人地区(50-59行)：

森安孝夫1977年文第22-23页和地图C。

这一巨人国可能位于贝加尔湖以西地区，今安加拉河就流经那里。

17.Ba-smel，Ba-sme，Ba-mel(59-66行)：

克劳松1957年文第14页，李盖提1971年文第178页、187-188页，森安孝夫1977年第9页、25-27页和图E、F。

这里当然是鄂尔浑河流域突厥碑铭中的Basmil人，也就是汉文史料中的拔悉密人。

18.Ba-yar-bgo(第64行)：

伯希和文(巴科1956年文)第152页，克劳松1957年文第14页，李盖提1971年文第186-187页注〔86〕，森安孝夫1977年文第25-27页和图E、F。

这就是鄂尔浑河流域碑铭中的Bayarqu人，也就是汉人史料中的拔野古/拔曳固人。然而，该报告中的Ba-yar-bgo人并不是位居住于回鹘人以东的拔野古主要集团，而是另一个独立的集团，居住于回鹘人的西北。对于鄂尔浑河流域碑铭中的YirBayarqu一词应引起我们的注意。

19.Ges-dum(第63行)：

克劳松1957年文第14页，韩百诗1958年文(缺页数--译者)，李盖提1971年文第186-187页，森安孝夫1977年文第25页和图E、F。

20.Go-kog(第66行)：

21.十几个部族(第66-68行)：

克劳松1957年文第15页。

克劳松先生把这十几个部族考证为十箭(Onoq)，但这是丝毫不能令人接受的。

22.犬国(第68-84行)：

巴科1956年文第138页，克劳松1957年文第15页，李盖提1971年文第183-184页，森安孝夫1977年文第28页。

23.Gar-loq(第62-66行、84-85行)：

克劳松1957年文第14页、15页，韩百诗1958年文第314页，李盖提1971年文第178页、186-187页，森安孝夫1977年文第9页，乌瑞1979年文第303页和注〔84〕。

这里明显是指葛罗禄人(Qarluq)。本人已经在另一篇文章中阐述了8世纪下半叶葛罗禄人的领土，尤其是其东部边界问题[24]。

24.Du-rgyus和Ta-zhig：

伯希和文(巴科1956年文)第152页，克劳松1957年文第15页，李盖提1971年文第186-187页和注〔93〕，森安孝夫1977年文第10-11页，乌瑞1979年文第284页。

Du-rgyus明显就是突骑施人。他们在8世纪上半叶控制了七河及其附近地区。Ta-zhig是大食人，具体指河中府和吐火罗斯坦地区的伊斯兰教势力地区。

25.曷刺(Og-rag，第86行)：

伯希和文(巴科1956年文)第152页，克劳松1957年文第15页，森安孝夫1977年文第31页。

他们居住在巴尔喀什湖以东和黑额尔齐斯河以南。

26.大Hor-yo-hor(第86-88行)：

巴科1956年文第147页，伯希和文(巴科1956年文)第152页，克劳松1957年文第15-16页，李盖提1971年第180-181页，森安孝夫1977年文第11-13页和31页。

巴科和李盖提对这一段的译文如下：

“在Ho-yo-horče人一边，Ne-šag尊重信仰mkhan-po，他们依靠这一降伏而控Ho-yo-hor人。”

克劳松先生曾假设če为一汉字。李盖提却相异议，他认定这是一个藏文字，其意为“大”。我们赞同李盖提的意见。至于Neshag，至今尚无任何人能解读考证之。

伯希和的解释：

“Ne-çag，请参阅沙畹《西突厥史料》第349页中的“泥熟”。mkhan-Po可能系指摩尼教官员。”

克劳松的解释：

“至于Neg-çag一词，如果它确实系由字母N-开始，那就不可能是突厥文。我觉得它似乎是汉文“摩尼师”不规则的对音。如果确实如此的话，那就可能是对一句汉语的误译，其意思确实是说摩尼大师法的传播者就是这样做的，或者是统治着回鹘人。众所周知，回鹘人于8世纪的第3个四分之一年间改宗信仰了摩尼教。”

他们二人都试图把这篇文献考证成回鹘人的摩尼教之经文，所以便作出了一切努力来理解之。在这一方面，他们是完全有道理的。但非常令人遗憾，他们并没有得出结论。在研究了回鹘人中的摩尼教史之后[25]，我可以作出如下假设：

Ne-sbag<Ne-yo-shag<Ni-yo-shag<Ni-Yo-shag=声闻者=摩尼教世俗者。

在自西域发掘到的粟特文、中期波斯文和古突厥文写本中，Ne-yo-shag和Ni-yo-shag等词汇经常出现。尤其是在一卷古突厥文写本中[26]，我们可以发现一个与本文献直接有关的故事。从750年到780年，除了在回鹘人牟羽可汗为首的亲摩尼教派别同以东莫贺达干为首的敌视摩尼教的一派，互相争夺的时期例外[27]。我坚信本文献所反映的也正是当时的形势。本人对这篇文献的新译如下：

“在蒙古大回鹘人一侧，摩尼教(世俗)声闻者们都努力寻求，或者是邀请一位摩尼教尊者，并且同回鹘人中反摩尼教一派进行斗争。”

本段中所描述的事实绝无可能发生在840年之前的甘肃地区。这一段文字中所说的回鹘人可能是8世纪后四分之三年代时蒙古的回鹘人，当时亲摩尼教派同反摩尼教派正在进行博弈。对于曷剌人(Og-rag)和佩切内克人(Petchénègues，阿尔泰山，以西)之间的路程与这一段的内容是不相符的。因此，藏文文献的编纂者们明显不太了解回鹘人(见前文第十四条)。

27.Be- ča-nag(第89-90行)：

巴科1956年文第138页，克劳松1957年文第16页，森安孝夫1977年文第28-30页。

这就是佩切内克人。他们当时居住在额尔齐斯河上游与阿尔泰山之间。

28.Ha-layun-log(第90-92行)：

伯希和文(巴科1956年文)第152页，克劳松1957年文第16页，韩百诗1958年文第315-317页和注〔21〕，李盖提1971年文第181-182页，特兹坎1975年文第301页，森安孝夫1977年文第28-30页注〔115〕和图G。

这一名称完全相当于汉文史料中的駮马部，在突厥语中为Alaruntïr。其疆土一直延伸到西南的西伯利亚地区。

29.牛角人国(第92-94行)：

伯希和文(巴科1956年文)第152页，克劳松1957年文第17页，李盖提1971年文第182页，特兹坎1975年文第302页，森安孝夫1977年文第31-33页。

这些人的研究成果，可以使我将5位使节的5条路线翻译如下：

这5条路线清楚地说明，真正霍尔人的牙帐位于河西(黄河以西地区)与天山地区的东部[28]，唯有这篇藏文文献的编纂者有关把霍尔人和回鹘相混淆的段落除外。然而，如果仔细研究一下这篇报告中的史料，那就很容易会发现，这一报告反映了8世纪第2个二分之一和四分之三世纪时的形势[29]。另外，据汉文史料记载，回鹘汗国的领土在这一时代仅延伸到戈壁沙漠以北，尚不包括今之甘肃和新疆地区[30]。因此，派出5位霍尔人的霍尔国王，不可能是位于蒙古的回鹘汗国的可汗。

另外，这一报告中所提到的部族名称丝毫未作简化，所以，回鹘人同样也是以其完整的形式出现的：Ho-yo-hor，Ho-yo-’or或’U-yi-kor。另外，正如乌瑞先生首次所证实的那样，即使是在10世纪时的敦煌藏文写本中，回鹘人也并不被称为Hor，而是Hve-hur或Hve’i-hor[31]。因此，我们不能把Hor人看做是Ho-yo-hor人的一种简称形式。

然而，人们还注意到本写本中Hor一词词义的某些模棱两可的地方。此词或指河西或天山地区东段的霍尔人，有时又指蒙古的回鹘人[32]。这也可能仅仅是由于藏文文献的编纂者根本无知或混淆了，他仅根据自己所掌握的某些文献而于8世纪末或9世纪初对这一报告重新进行了安排[33]。然而，我认为这一解释是不充足的，可能应该到其他地方去寻找引起这种混乱和混淆的深刻原因。然而，大家都知道，Hor一词所指的部族随着时代的变迁也有所变化[34]。然而，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就是吐蕃人始终用此词来指居住在吐蕃以北的某一异族[35]。长期以来，瓦西里耶夫[36]一直在提醒人们注意，藏文中的Hor一词来自汉文中的“胡”字[37]。这一理论受到了托玛斯[38]和霍夫曼(Hoffmann)[39]等人的支持。我目前尚无法肯定或否定这一理论，而仅满足于提出另外一种可能性[40]，即藏文名词Hor是由Xun字派生而来的，而Xun字同样也起源于汉语中的“匈”字[41]，即指匈奴。

无论如何，我始终认为Pt.1283是在一个过渡时期写成的，即开始用藏文字Hor指回鹘民族的时候，而回鹘族人则是吐蕃以北民族中最典型的代表[42]。所以藏文文献的编纂者对此产生了严重混乱，我们再不应该发生这样的混乱了。

注释

[1]李盖提:《论关于北方国王的报告》,载《拉露纪念文集》,1971年巴黎版第167—168页。

[2]巴科:《蒙文非大藏经著作中的标题及题跋》,载1954年《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第42卷,第2期,第281页注⑥;《8世纪5位回鹘使节对北部高地亚洲的考察》,载1956年《亚细亚学报》,第244卷,第138—139页注①。

[3]罗列赫:《西藏文学史》,载《第4届印度史学代表大会论文集》,1940年拉合尔版,第68—177页。

[4]贝利:《有关甘肃突厥的和阗文书》,载1949年《大亚细亚学报》第1卷,第1期,第48页;《尉迟苏拉和大王》,载1964年《大亚细亚学报》第9卷,第1期,第9页。

[5]石泰安:《木雅和西夏,历史地理和古代传说》,载《法兰西远东学院学报》第44卷(1951年河内版),第250页。

[6]克劳松:《伯希和Pt.1283号敦煌藏文写本考释》,载1957年《亚细亚学报》第245卷,第11—24页。

[7]罗纳—塔斯:《蒙文版本的〈大解脱经〉中有关西藏的史料》,载《拉露纪念文集》,1971年巴黎版,第440页。

[8]特兹坎:《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83号考释》,1975年安卡拉版,第250页。

[9]乌瑞:《关于750年左右西域历史的藏文史料》,载《伊斯兰教之前西域史绪论》,1979年布达佩斯版,第295页和303页。

[10]见上引李盖提1971年文第176页;笔者本人于《藏文史料中的西域部族回鹘和霍尔》中的解释,见1977年东京版《亚非研究杂志》第14卷第33页。

[11]见上引克劳松1957年文,第11—12页。

[12]见上引李盖提1971年文,第171页。

[13]见上引克劳松1957年文,第12页。

[14]李盖提与克劳松先生的说法相反,他认为这5篇小报告的发出地点不可能位于默啜的领土范畴内。在这方面,李盖提是有道理的。第1篇报告的寄出地点并不在默啜人疆域,而是位于铜城。如果仔细研究一下第l—8行的前后文,那就很容易得出结论认为,此城位于霍尔人地区。在这一点上,我再次对李盖提的观点表示赞同。然而,我却不能接受塞格莱巡和李盖提关于此地位置的考证。

[15]参阅释觉月(ch.Bagchi):《两部梵汉词汇》第1卷,1929年巴黎版,第77页。

[16]岩佐诚一郎遗稿《关于古突厥碑文中的Bōkli以及ParPurm》,1936年版,第67—68页。

[17]亨宁于1952年在《东方和非洲研究院学报》发表的文章。

[18]上引岩估文第61—67页。

[19]鸟居龙藏:《鸟居龙藏全集》第8卷,1976年东京版,第156页和160页。

[20]伯希和:《马可波罗游记注释》第1卷,1959年巴黎版,第218页。

[21]森安孝夫1977年文注〔11〕。

[22]巴赞(L.Bazin)先生很高兴地阅读了此文,他提出了一种假设,即认为khe-rged很可能是蒙古文中的K·aryit〈K·ar·agit,特于此表示衷心感谢。

[23]托玛斯和克劳松:《两卷用藏文所写的汉文佛经》,载1927年《皇家亚洲学会学报》,第282—293页。

[24]森安孝夫:《回鹘和吐蕃的北庭之战以及其后的西域形势》,载《亚细亚文化史论丛》第3卷,1979年东京版,第199—283页。

[25]我写了一篇尚未发表的关于蒙古回鹘人摩尼教史的文章(学位论文),此文将于以后经过校对后发表。

[26]见班克(W.Bang)和葛玛丽(von.Gabain):《吐鲁番突厥文献》,第2卷《摩尼教文献》,载《普鲁斯皇家科学院论丛》,1929年第414—419页;《德国吐鲁番调查队所获语言成果》,第2卷,1972年莱比锡版,第34—39页。

[27]田阪兴道:《西回鹘的摩尼教迫害运动》,载《东方学报》第11卷,第1期,1940年东京版,第223—232页。

[28]森安孝夫1977年文,第33—34页、45—46页。

[29]巴科1956年文第139—140页,克劳松1957年文第13—14页,李盖提1971年第172页,森安孝夫1977年文第9—13页和45页。

[30]参阅马科拉斯(C.Mackerras):《从唐史料看回鹘汗国(744—840年)》,1972年堪培拉版。

[31]见Pt.1082和Pt.1180号。

[32]见森安孝夫1977年文第9页。

[33]见森安孝夫1977年文,第34和45页。我们已经发现,吐蕃人在8世纪末和9世纪初,曾大举向北扩张,我们完全可以蛮有把握地认为,他们随着这种扩张,而对北部地区的兴趣越来越浓厚了。我认为伯希和敦煌藏文写本Pt.1238号是某种“吐蕃人的北方地志”,它是根据保存在档案中5位霍尔人的报告而写的。此外还增加了某些其他资料(包括汉方史料)和商人们所搜集的情报。所以,我们对于这卷写本系由史料和传说成分而混合的情况,就不会感到惊奇了。由于每条线路均以一个传说地区或一无涯之湖而结束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中窥见藏文编纂者们专断意志。

[34]森安孝夫1977年文,第16—17页、42—45页。

[35]见吉博(A.Guibaut)和奥利维(Oliver):《西藏东部的民族》,1965年巴黎版,第115和121页;森安孝夫1977年文,第41—43页和45页。

[36]瓦西里耶夫:《西藏地理》,1895年圣彼得堡版,第5页。

[37]高本汉(B.karlgren):《近代汉语语法》,载《远东古迹博物馆通报》第29卷,1957年斯德哥尔摩版,第33—34页第49条。

[38]托玛斯:《新疆藏文资料集》,1935年伦敦版,第157页。

[39]霍夫曼:《西藏文献中的葛罗禄人》,载1950年《东方学报》第3卷,第195页;《塞克和粟特文中的藏文名词》,载《亚洲研究》杂志第25卷,1917年柏林版,第451页。

[40]森安孝夫1979年文第41—42页。我对哈密顿先生所提出的建议表示衷心感谢。

[41]高本汉上引文,第304—305页,第1183条。

[42]森安孝夫1977年文,第42—45页。

来源：

郑炳林主编/耿昇译：《法国藏学精粹》卷三，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