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善尧 | 云南期刊《西南边疆》述评
《西南边疆》是云南解放前出版的一种重要期刊文献。该刊1938年10月创刊，1944年6月停刊。创办之初为月刊，自第五期起改为双月刊，后来实际上已成为不定期刊（如1942年12月出版第16期，1943年6月出版第17期，而第18期则相隔一年后至1944年6月才出版）。该刊为16开本.每期页数不等，少至42页，多至108页，以80页左右一期为多。
《西南边疆》1至12期在昆明出版，称为“滇版”，其编辑兼发行是“昆明西南边疆月刊社”，社址设在昆明昆华民众教育馆；12期以后改在成都出版，称为“蓉版”，出至18期停刊，蓉版编辑兼发行是“中国民族学会成都西南边疆研究社”，社址设在成都金陵大学文学院。从现存的馆藏看，“滇版”无论封面设计、印刷和纸张质量等方面都很不错、且印有照片、插图、图表，作为抗战时期出版的刊物，称得上是比较完善精美的了，每期定价只收国币二角；而“蓉版”则从封面设计到印刷、纸张等方面都显得质量较次，尤其是普通版，如第2期，其纸质已形同草纸，致使个别地方连字迹都难以辩认，定价也从原来每期国币二角提高到二元、四元，最后升至八元，但稿酬仍维持着创刊时“每千字酌酬国币二元至五元”的水平不变。由此观，《西南边疆》可能是受战乱时期的物价飞涨，经费来源难以为继而被迫停刊的。
据《全国中文期刊联合目录（増订本）》记载，该刊只有北京图书馆、南京图书馆和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全套1至18期，其余各馆的馆藏均已不全。云南省图书馆藏有1至9期、11至16期，缺10、17、18三期。
《西南边疆》作为云南解放前的一个重要刊物，已引起不少读者的关注，在云南省图书馆藏的期刊中，借阅率颇高。这是因为该刊在创办过程中始终坚持“以学术研究的立场，把西南边疆的一切介绍于国人，期于抗战建国政策的推行上有所贡献”的宗旨，因而留下了许多难得的历史性资料，在今天仍有较高的参考和研究价值。而且，该刊的撰稿人和编辑大多数是边疆民族问题专家、知名学者、教授，如楚图南、方国瑜、熊秉信、陶云逵、马学良、徐益棠、江应樑、张凤岐、彭桂萼、李希泌、尹学建等，他们“都是特别有兴趣于西南边疆问题的同志”，治学态度又极其严谨。正如李生葂在《云南期刊录》中所指出：“其中很多文章是作者亲临边疆考察调査的总结，报道和搜集的都是第一手材料，而且有照片图片，图文并茂”。即便在今天阅读，仍可见当年作者探入边疆民族地区的艰辛和文章的份量。
政治 经济
反观历史，以史为镜，在改革开放大潮涌向大西南的今天，我们是否也应再次接受沿海地区的经验、人才和资金，抓住“千载难遇的机会，切莫错过”呢？此外，上述文章对大西南建设一体化的设想，对今天大西南的经济建设和发展也是很值得借鉴的。
交通 矿业
矿业方面，大西南矿藏丰富国人皆知，云南更有“有色金属王国”之称。抗战时期如何开发西南矿产资源，亦引起有识之士的普遍关注。其重要文章有赵丰《个旧锡业之概况》、何瑭《澜沧孟连公鸡厂铅银矿产》、陈祖酥《云南煤铁问题》等。何瑭曾于1935年随“滇缅南段勘界委员会”履勘，“凡边疆矿藏所在之地，如班洪炉房、金厂坝、西盟新厂、募迺老厂等处之铅银矿，均曾作一度之调査”，认为云南“矿藏之富非内陆所可比伦……公鸡厂矿质甚优”。进而呼吁“开发滇省蕴藏矿产，诚为救亡之大计”。有的文章指出，开发矿业，“目光要求其远久，不可小计近算”，只要重视滇省矿业之发展，定可出现一日千里之势。
农业 水利
如张凤岐在边疆进行了九个月的调查，写出《一个原始农业生产的边区——车里》一文，生动地描述了车里（现称景洪）地区（即西双版纳），沃野千里，物产极其富饶，单就谷类就有白糯谷、紫糯谷、香糯谷、白粳谷、红粳谷、香粳谷、旱谷、软米等出产。再加上种类繁多的豆类，名贵的红木、樟脑，大宗茶叶（即驰名中外的普洱茶），以及盛产的香蕉、雪梨、柑桔等等，真可谓是“云南的一富源宝库”。即便是对发展今日的云南粮食生产，亦可算是一篇很有参考价值的调査报告。
又如《云南水利问题》一文，全文分四大部分：总论勾划了云南全省水利之概貌，“言云南之水利史，当以赛典赤开凿金汁河排洪兴航为首”；第二部分是全省水利概况，附有极其宝贵的“云南各河流域之县面积及人口表”，列出了金沙江、西江、红河、澜沧江、怒江和伊洛瓦底江等六大水系，流域纵横127个县的总面积、可耕地面积、旱地亩数、水田亩数以及人口总数等重要资料；第三部分云南水文与气候，有“云南各地平均雨量图”以及1928年至1937年“盘龙江逐日水位曲线图”；最后一部分是灌溉问题，作者以全文过半的文字篇幅，详述了云南全省各大水系和各大灌区状况，并对如何治本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如对解决宾川平原之灌溉，提出了“引洱海之水，入于宾川”的设想，进而举出“引洱人宾”的两种水利工程具体方案。这样一种统观全局的见解，对今天开拓云南大农业生产的观念，也是很有参考借鉴价值的。
教育 卫生
《西南民族语文教育刍议》和《拼音文字与西南边民教育》等有关边疆民族教育问题的文章，都着眼于西南各省民族众多，语言异常庞杂，要推行“边地民族教育”或“特种小学”，首先的问题就是要有统一的语言教育。有的文章大胆提出应借鉴英、法传教士在边疆民族地区进行民族语文拼音教育所取得的良好效果，并一致主张应以汉语拼音作为发展边疆民族教育的基本语言使用。这些学者、教授的主张和呼吁，是发展西南少数民族教育事业的先声，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功迹。
在《思茅之疟疾及其流行之初步研究》和《瘴疟与云南人口》等文章中，作者均以大量详实的资料，说明了当年疟疾对云南边疆地区的为害之烈，“以云南思茅而言，流行十年，居民死亡在三分之二以上……多数村落及区段.竟成为灭种之境”。这个“在昔颇称乐土”的迤南
重镇，当年“几成荒墟”，成了提起思茅就让人惊心破胆的“瘴烟”恐怖区域。疟疾确实已成为当年云南人民生存的最大敌人。文章还各抒已见，对治标、治本提出看法，如改造地理环境、消灭疟蚊滋生之地、讲究卫生、急救医药等等。上述疟疾流行的可怖惨象今日已不复存在了，但从这些血泪铸成的历史文献资料中，反观今日之云南边疆.已真正成为改革开放前沿的“乐土”了。
边疆民族问题
更可宝贵的是，所有这些文章都不是空谈议论或拾人牙慧写出来的。文章作者大多是学者、教授，有的随员勘界碾转边疆经年，有的深入少数民族地区考査访问，文章所述都是他们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风餐露宿、步行千里所得来的第一手资料。方国瑜教授赴滇边旅行八个月，“途中见闻，随时笔录，成数厚册”，后经整理，拟写八篇边地行记《班洪风土记》、《卡瓦山闻见记》、《倮黑山旅行记》、《摆夷地琐记》、《炉房银厂故实录》、《罕姓土司谱系录》、《行边杂识》、《旅行日程》。可惜《西南边疆》只发表了前三篇就停刊了，实在遗憾。
楚图南《中国西南民族神话的研究》的可贵之处，在于作者通过对神话的研究，提出独到的见解，认为少数民族与汉人一样同是中国的旧主人，共同创造了辉煌灿烂的东方文化。这种弘扬西南苗夷优秀文化的研究方法和文化史观，无疑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注入了勃勃生机。作者认为，“在中国民族的古代史中，这些神话或传说也实在别开生面，丰饶而美丽。不单是在文学上极有价值，即就历史的、考古的或民俗学的见地说，也是极其珍贵的资料”。如文章中所列举到的“金马碧鸡的神话”，在汉宣帝时，就引起了汉代朝廷的注意，道使持节往求“金马碧鸡”之宝，开辟了京都经四川至滇边的道路。这个神话在中国文学上也留下了许多很美丽的章句，如左思赋，“金马骋光而绝影，碧鸡悠忽而曜仪，由此可见，金马碧鸡在西南民族史上，实在是一个最古老、最普遍、最重要、且影响最大的神话。作者对神话运用唯物史观的研究方法，不仅留下绝妙的文章，而且对解放后西南民族文学艺术的研究，也产生良好的影响和借鉴作用，它们的学术研究价值，在今后仍将放出异彩。
总之，有关边疆民族问题方面的文章，也是《西南边疆》最可宝贵和最有价值的精华所在。当然，该刊所涉及的内容还十分丰富，如《洱海的弓鱼》或《邓川乳扇》《云南三大名花》《贵阳的天气》《大理地理志略》《滇缅沿边问题》，以及《马可波罗云南行记笺证》和书评等等，就不再作一一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