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魏巍 | 大理国与交趾李朝的均势制衡关系探究
李魏巍
摘要：大理国与交趾李朝分别是红河流域上下游的两个强国，双方共存216年，两国虽然形式上都是宋辽、宋金二元朝贡体系中宋朝藩属国，在宋朝主导的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却大相径庭，交趾高大理低。由于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等原因，两国必然发生政治和外交关系，其中还发生了战争、边界冲突和跨居民族迁徙等事件，宋朝亲交趾疏大理的政治取向，利用交趾牵制大理的潜在意图以及大理与交趾的实力平衡使大理与交趾保持了长期的均势格局，总体上有利于区域和平与稳定。
关键词：大理国；交趾李朝；均势；制衡；国际体系
由于史料奇缺，前贤对大理国与交趾关系的研究多从历史学的视野进行探讨，但多浅尝辄止。笔者不揣愚陋，试从东亚朝贡体系的宏观范围和古代国际关系的视域进行解读，以求教于方家。大理国与交趾李朝一个是红河上游的大国一个是红河下游的强国，双方共存216年。公元10－12世纪东亚国际体系发生了两次空前巨变，公元10世纪契丹的崛起打破了朝贡体系中华夏独尊的局面，宋辽的平等大国地位使东亚国际体系变成二元体系，天下出现两个政治中心，辽、宋都分别形成了以各自为核心的朝贡体系。公元12世纪初，女真崛起并相继灭亡辽和北宋，东亚国际体系又由宋辽二元变成金宋二元差序体系，天下又一次出现两个政治中心，金朝与南宋各自拥有以自己为主导的朝贡体系，而且出现南宋向金朝称臣纳贡的史无前例的情况。绍兴和议，确定了金朝为君南宋为臣的关系，“宗弼进拜太傅。乃遣左宣徽使刘答使宋，以衰冕圭宝佩隧玉册册康王为宋帝。其册文曰：……今遣光禄大夫、左宣徽使刘答等持节册命尔为帝，国号宋，世服臣职，永为屏翰。呜呼钦哉，其恭听联命。”[1]金朝成为东亚国际体系的霸主，南宋勉强维持了国际体系中次级中心的大国地位。在东亚国际形势发生两次巨变的背景下，大理与交趾两国虽然形式上都是宋辽、宋金二元朝贡体系中宋朝这边的藩属国，在宋朝主导的这半边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却大相径庭，交趾高大理低，但是两国实质上都是独立的政治实体。由于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缘相通等原因，两国必然发生政治和外交关系，其中还发生了战争、边界冲突和跨居民族迁徙等事件，宋朝亲交趾疏大理的政治取向和利用交趾牵制大理的潜在意图以及大理与交趾的实力相当使大理与交趾在宋辽和宋金大平衡格局下形成了小平衡，保持了长期的均势格局，总体上有利于区域和平与稳定。
一、东亚国际体系内大理和交趾差序独立国家地位的相继确立
大理国与交趾(今越南北部)都是红河流域的大国，一个在上游，一个在下游，关于大理国与交趾的地理关系，据宋人周去非《岭外代答》卷二载：“交趾之南，则占城、真腊、佛罗安也。交趾之西北，则大理、黑水、吐蕃也。”[2]说明交趾在大理国东南，而且彼此是山水相连的邻国。交趾在今天越南北部以红河三角洲为中心的地区，扼守海上丝绸之路的要冲，自公元前111年至公元968年一直属于中国封建王朝的直辖郡县，唐朝在此设置安南都护府，驻扎精锐军队。唐朝灭亡后，中国进入五代十国分裂时期，交趾地区的“藩镇”趁机独立。到公元960年宋朝建立时，东亚大陆西南部次区域地缘政治格局已发生巨变，中原王朝西南边的交趾地区从原唐朝安南都护府辖区内独立出来并成为一个军力强大的政治行为体，经过短暂的丁朝和前黎朝后，公元1009年，李公蕴在交趾建立李朝，“李氏有国，自公蕴至昊旵，凡八传，二百二十余年而国亡。”[3]交趾李朝是越南历史上实际统治时间最长的王朝也是最强盛的王朝。
另外，公元902年南诏灭亡后，云贵高原上经历了短暂的大长和、大天兴和大义宁三个政权后，公元937年白族贵族段思平建立了以白族为主体的多民族政权大理国，大理国国祚长达317年之久，直至公元1254年方为蒙古帝国所灭。
大理国(937－1254)与交趾李朝(1009－1225)并存近220年，与宋朝并存近300年。由于交趾在公元968年从中国独立至公元1009年李朝建立，经历了丁朝和前黎朝40年左右的短暂时期，而公元1225年交趾陈朝代李直至公元1254年大理国灭亡，其间不到30年，大理国与交趾并存的大部分时期是在李朝时代，因此，大理国与交趾的关系主要就是与交趾李朝的关系。
宋朝建立时大理国已经建立几十年并且巩固了统治，幅员广阔，国力军力强大，《文献通考》载：“大理地广人庶，器械精良”。[4]由于大理和交趾独立的客观实际状态，北有大敌无暇南顾的宋朝首先承认了大理和交趾的独立政治实体地位，后来，宋朝又相继承认了大理国和交趾李朝的独立国家地位。公元1117年，宋徽宗册封大理国王段和誉为“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空、云南节度使、上柱国、大理国王”。[5]公元1174年，南宋册封交趾国主为安南国王，公元1175年赐国名为安南国，公元1176年赐安南国历日，“淳熙元年二月，进封(李)天祚安南国王，加号守谦功臣。二年，赐安南国印。三年，赐安南国历日。”[6]交趾正式成为安南国，大理国和交趾(安南国)均成为以宋朝为中心的东亚区域性国际体系内的合法正统的独立国家。
交趾李朝早在顺天元年(1009)，即李朝代替前黎朝自立那年，便即自称“安南静海军权留后”[7]，遣使到宋，奉贡方物，以示通好，并希望宋朝在东亚区域性国际体系——“朝贡体系”内给予政治承认。宋真宗承认了李公蕴的统治地位，册封他为“特进、检校太傅、安南都护、静海军节度观察处置等使、交趾郡王”。[8]双方虽正式建立起宗藩关系，但由于交趾刚从孕育了千余年的中华母体诞生出来，宋交关系还处于中央与地方关系到国家间关系的过渡期，因此交趾具有不同于其他藩属的特点，宋交关系延续了中原王朝册封诸侯的“三命”制度，带有鲜明的中央与地方关系的特点，宋朝视交趾为尚未统一的地区，不同于其他番邦，因此，宋交关系具有亲密性和特殊性。
据《南涧甲乙稿》卷九《蔡洗等集议安南国奏状》记载：“国朝故事，待蕃夷之礼最为详备。若高丽嗣子，则待其入请命然后封以为高丽国王。若占城、三佛齐、阇婆诸国，则待其入贡而遂以为本国王。惟是奉命安南甚有次第。其始嗣立，则封交趾郡王，中间数年以后，则封南平王，及其身后，则追赠南越王。自太祖太宗至于累朝必加三命，未之或改者，盖以安南本交州内陆，实吾藩镇，因仍世袭使护安南一道，非他外邦自有土地人民不尽臣之比也。所以渐次封爵，时示恩荣，其羁縻制御之道不得不然。”[9]从“必加三命”的册封和加封可以看出，宋朝先册封交趾李朝国主为“交趾郡王”和“静海军节度使”，数年后加封为“南平王”，死后追封为“南越王”，而不是直接册封为“南平国王”或“南越国王”，少了个“国”字，意义大不相同，说明宋朝只是承认交趾是一个政治实体，交趾情况特殊，宋朝把交趾视作自己的藩镇，交趾李氏被册封为“静海军节度使”，这明显只是一个藩镇的官衔，交趾李氏和川蜀孟氏、湖南周氏、江南李氏、浙江钱氏等割据势力一样，只是上述地方已被宋朝统一，而交趾是暂时未统一的地区，故遵循“必加三命”的册封原则。
宋朝长期未承认交趾是一个独立国家，至多只承认其是一个独立政治实体，直至公元1175年，南宋才赐交趾国名“安南”，册封交趾国主“安南国王”，正式承认其独立国家的地位。但即使如此，宋交之间仍然维持了特殊的宗藩关系。宋朝在册封交趾李朝国主安南国王时，还册封其为“静海军节度使”，说明宋交关系的特殊性，交趾李朝8位国主都被宋朝册封。交趾李朝向宋朝朝贡83次，宋朝10次遣使至交趾。[10]
与宋交特殊宗藩关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宋理官方关系一直处于不正常不稳定的冷淡状态，对此，《宋史》进行了精辟的概括：“大理国，即唐南诏也。熙宁九年，遣使贡金装碧玕山、刀剑、犀皮甲鞍绺。自后不常来，亦不领于鸿胪。”[11]大理国22位国主只有1位被宋朝册封也可看出双方官方关系之凄凉。北宋与大理国虽建立过宗藩关系，但由于宋朝有意疏远大理国，这种关系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南宋时，这种政治关系在较长的时期处于极为冷淡的状态。[12]
宋理不正常的外交关系一则由于南诏进犯唐朝并加速唐朝灭亡的历史原因和基于“贵中华贱夷狄”思想之上的错误认知，“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13]基于宋人“大理国本唐南诏”和“唐亡于黄巢，而祸基于桂林”的认识，宋朝对大理国作了像南诏一样好战的人性假定，生怕与大理国接触过多引发边衅导致像唐朝那样的亡国之祸。宋朝视大理国为“徼外之地”和“南诏”蛮夷并对大理国实行“忌惮”外交和防范政策。二则出于周边辽、西夏、金、大理、交趾强邻环伺的现实地缘政治考量，毕竟大理国是个现实中的强大国家，对其进行“忌惮”和防范，甚至借重西南诸蕃以为屏蔽，以便集中力量对付北方的大敌。
此外，由于唐朝末年南诏曾“两陷安南”“南诏两陷交趾，所杀虏且十五万人”[14]交趾惨遭蹂躏，交趾也不同程度地患有“南诏大理恐惧症”，对大理国有相同的恐惧和“忌惮”，使宋朝和交趾具有了共同的假想敌和防范制衡目标，上述这些因素决定了宋朝与交趾的关系更亲密，宋朝亲交趾而疏大理便是自然之事，在外交事务中偏袒交趾也就不难理解了。
此外，宋朝与交趾都将大理国视为“蛮夷”，即语言、宗教、文化和意识形态都有差异的异类，当时的大理国完全不同于今天的云南省，在上述方面与内陆都有巨大差别，这种文明间的差异也是宋朝亲交趾而疏大理的原因之一。语言方面，当时，宋朝与刚从在中原文明母体中孕育了一千年后诞生出来的新生儿交趾应相差不大，但与大理国相差较大，大理国主体民族是白族，讲白语，境内其他少数民族讲各自的语言，虽然宋理交三国通用汉字，彼此看得懂，但宋理之间语言差异较大，需要翻译。宋人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载：“南诏(大理国)久与中国绝，林箐险深，界接生蛮，语皆重译，行百日乃通。”[15]
宗教方面，大理国是举国崇信佛教密宗阿吒力教派的“妙香佛国”，阿吒力信仰是印度婆罗门教和佛教融汇后传入大理又与大理本土宗教融合后的一种独具特色的密宗佛教，与宋朝和交趾的中原汉地禅宗佛教大不相同。“在所有界定文明的客观因素中，最重要的通常是宗教。”[16]而且当时宋朝理学和儒教盛行，大理国却是受东南亚、南亚影响的阿嵯耶观音崇拜和阿吒力信仰盛行，大理国的文化是一种中原文化和南亚东南亚文化相交织的文化。因此，宋理在文化和意识形态上也存在较大差异。上述原因导致宋朝视大理为南诏和异类。
此外，由于交趾是从中原文明中刚诞生的新生儿，其文化、宗教、意识形态均承续了中原文明，与宋朝基本是同质文明，因此大理与交趾之间也存在类似宋理之间那样的文明差异。交趾越人也视大理国为“蛮夷”即“鹤拓蛮”，据《宋会要辑稿》载：“(李)公蕴上言鹤拓蛮万众于本州界立寨，将图本道。臣发人骑与战于芳林州界，贼众大败。”[17]宋朝和交趾与大理之间文明的差异性也是影响宋交两国与大理政治外交关系冷淡的因素之一。而宋交之间文明的同质性促进了双方互动关系的发展，“如果文明是由一些国家组成的，这些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将多于它们同该文明之外的国家的关系。它们可能更多地相互打仗和更经常地建立外交关系，在经济上将更加相互依赖。”[18]
交趾李朝多次遣使入宋，交往频繁。在传统的“朝贡体系”中，政治上，只有得到中原王朝册封的政权和君主才是“正统”，才能服众，否则就是僭伪和非法政权。安全上，“天朝”宗主国还有保护藩属国的责任。经济上，藩属国还能从朝贡体系中得到“厚往薄来”的利益和一些贸易特权。这也就是为何交趾和大理努力与宋朝建立“宗藩—朝贡”关系的原因。交趾李朝成功地在公元1009年就与宋朝建立起正式的“宗藩—朝贡”关系，而素来仰慕先进中原文明的大理国虽然一如既往的希望进入区域性国际体系，并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宋朝进贡，但是由于宋朝的防御性国策以及对大理的“忌惮”，从公元965年至公元1116年，北宋王朝总共有11次拒绝过大理国的册封请求，大理国始终未能与宋朝建立稳定的“宗藩—朝贡”关系，大理长期处于以宋朝为核心的区域性国际体系—“朝贡体系”的底层甚至被边缘化。
《宋史》载：“凡蕃使见辞，同日者，先夏国，次高丽，次交趾，次海外蕃客，次诸蛮。”[19]这体现了交趾是宋朝的一等邦交国，其次是东南亚、南亚、西亚一些海外古国属于二等，大理国属于诸蛮，是三等邦交国，在以“华夷秩序”为核心的等级制区域性国际体系中是最次等的。而且由于宋朝长期“忌惮”大理国，大理国实际是被排除在该国际体系之外的，至少也是被边缘化的，大理国22位国主只有1位(段和誉)被宋朝册封。当大理国与交趾李朝发生政治和外交冲突时，宋朝自然在政治上要承担支持藩属国交趾的责任和义务。但由于宋朝北边先后有辽、西夏、金、蒙古等大敌，无暇南顾。自身无力经略云南，于是纵容、支持藩属国交趾作为制衡大理的工具。
二、均势制衡：大理和交趾李朝的渭龙州事件和金华步战役
其实，自交趾从中原王朝独立并成为独立政治实体尤其是交趾李朝建立以来，大理国与交趾地区就由中国边疆民族政权与中国内陆的关系变成两个独立政权之间的关系，双方的古代意义上的边界也由中国边疆民族政权与中国南方藩镇(安南都护府)辖区的界线变成东亚区域性国际体系内两大政治体之间的边界。
但是，大理国与交趾的边界是模糊的，双方从未正式划定边界，地界不明和边界不清成为边界争端和战争的原因。“侵争之端，常因地界不明欲约束边吏侵彼，亦须先明地界”[20]，虽然大理国与交趾(安南国)未划定边界，但是大理国与邻国宋朝则早就以大渡河天险划分了边界，宋理划大渡河为界，始于“宋挥玉斧”，绍兴二十六年(1156)正月二十九日，知黎州唐柜言：“太祖……画大渡河为界，边民不识兵革垂二百年”。[21]
由于宋理边界清晰可辨，加之宋朝对大理国实施“忌惮”政策，大理国又实行“内守政策”，因此，宋理边界线基本上未发生战争。而交趾与宋朝起先也是未划定边界，边界模糊不清，宋朝一直想等待机会收复交趾，而交趾又实行穷兵黩武的“北侵南扩”政策，因此，宋交双方经常发生边界冲突，直至交趾对宋朝发动先发制人的熙宁战争(1075－1077)并入侵广西，宋军联合占城和真腊对交趾进行自卫还击并攻入交趾，双方各有胜负，最后停战议和并恢复了宗藩关系。此战后，宋朝彻底打消了武力统一交趾的念头，交趾也意识到宋朝毕竟是个大国。因此，在经历了百余年的边境纠纷后，宋交终于在元丰七年(1084)通过谈判才正式划定边界，其界线为“以庚俭、邱矩、叫岳、通旷、庚岩、顿利、多仁、勾难八隘为界，其界外保、乐、练、苗、丁、放近六县、宿、桑二峒，并赐卿主领。”[22]宋朝不惜通过“赐予”交趾土地以纵容并支持交趾制衡大理。由于宋交明确了地界并划定了边界，因此，宋交基本解决了纠缠多年的边界争端问题，此后，宋交两国保持了长期的和平安宁局面。政和末年，徽宗在诏书中说：“交人自熙宁以来，全不生事，特宽和市之禁。”[23]唯独大理国与交趾一直未正式划定边界，因此，大理国与交趾时常发生小范围小规模的边民越境和边境冲突，也为侬智高事件引发的壮族先民越境大迁徙以及交趾李朝在熙宁战争前后侵扰大理国边境埋下伏笔。
交趾独立前，南诏、大理与交趾仅仅存在民族问题，现在又出现了边界和边境问题，而且两者交织在一起，由于地缘相近、人缘相亲，大理国与交趾的关系既冲突又合作，既稳定又动荡，呈现复杂多变的局面。大理国段素廉时期，也即交趾李朝刚建立不久，大理国人至交趾羁縻州渭龙州(今越南宣光地区)贸易，由于交趾是个新生国家，加之大理与交趾边界模糊不清，大理国边境“金齿百夷”“僚子”“乌蛮”“和蛮”等各部族跨大理与交趾而居，成为早期跨居民族，而且与渭龙州州牧何昃俊关系很好，双方边境贸易繁荣，边市规模较大，大理国主要向交趾输入高大雄壮的优质大理马、锋利的大理刀以及铜、锡、金银冶炼物品、琥珀、玉石、药材、土特产、农副产品等，交趾主要向大理国输出土特产、药材、汉文书籍、从宋朝转手过来的丝绸织品等，双方经贸具有互补性，互利双赢，官员和民众都从中获益。而且，民间贸易包括走私贸易也应该很兴盛。此外，由于渭龙州(今越南宣光地区)和广源州(今越南高平省部分地区)等交趾北部与大理和宋朝交界的民族地区属于羁縻自治地区，拥有一定的自主权，因此，交趾李朝政府并未从边境贸易中获取利润。政治上为了加强对羁縻地区的控制，防止地方势力尾大不掉;经济上为了获取丰厚利润;安全上为了加强对大理国的防务;地缘政治上为了占据有利地位和优势。总体国家战略上是为了制衡强大的“南诏”大理国。交趾李朝决定试探性地武力进攻渭龙州，“是岁，蛮人过铜柱至金华步及渭龙州贸易，帝使人擒获蛮人及马万余匹。渭龙州叛附于蛮，帝亲征之”[24]。交趾李朝派人劫夺边市，掠夺大理国民众和马万余匹而回，引发渭龙何氏叛附大理，李太祖李公蕴借机御驾亲征，何氏无力抵抗，撤退到大理国境内，并向大理国求救。当时，交趾刚从孕育了其一千多年的中华文明母体中诞生不久，深受中华文明“华夷秩序”思想的影响，把一整套完备的等级制度和“宗藩—朝贡”体系移植了过去。交趾李朝以先进文明的“华”自居，自以为是东南亚古国中唯一的“华夏”和“中国”，如“命李常杰伐占城，初，李觉亡占城，言中国虚实”[25]。是华夏在东南亚地区的唯一正宗代表，将周边大理、占城、真腊等国以及“金齿百夷”“僚子”、哀牢、牛吼等部落均视为野蛮落后的“蛮夷”，落后的“蛮夷”应该向先进的“华夏”进贡，接受“华夏”的册封和统治。在积极与宋朝建立“宗藩—朝贡”关系并得到宋朝的政治承认和庇护以及经济上的“厚往薄来”特殊利益的同时，努力在东南亚地区建构以交趾为中心，周边“蛮夷”为藩属的“亚朝贡体系”，以便开疆拓土，布国威于四方，成为地区小霸。因此，文献里所指的“蛮”就是“鹤拓蛮”，即大理国。大理国自称佛祖和观世音菩萨所指定的佛光普照的天堂，是四季如春、旱涝保收、殷实富裕、与世无争、国强民富、神灵庇佑的“犍陀罗国”，因此，交趾人将其译称为“鹤拓蛮”。
“帝使人执之，获马万余匹。”说明渭龙州边市贸易量很大，特别是大理马的交易量，需要指出的是，当时马匹不是一般商品而是重要的战略物资，马匹交易是大宗买卖，而且东亚大陆南部就只有大理国所处的云南高原盛产高大的优质战马，对此，《岭外代答》载：“南方诸蛮马皆出大理国”[26]，《宋史》载：“自杞诸蕃本自无马，盖转市之南诏。南诏，大理国也。……岭南自产小驷，匹直十余千，与淮、湖所出无异。大理地连西戎，故多马，虽互市于广南，其实犹西马也”[27]。《桂海虞衡志·志兽》称赞道：“大理马，为西南蕃之最”[28]。《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载：“盖马喜高寒，非炎方所利。……安南亦不产马，故以象拒战焉”[29]。从上述史料得知，宋朝境内只产小马，“岭南自产小驷，匹直十余千，与淮、湖所出无异”“自杞诸蕃本自无马”，甚至地理上最靠近大理国的自杞等西南诸蕃和交趾(安南)都不产良马，云南高原高寒地区才盛产良马，而交趾(安南)等炎热地区只产又矮又瘦的小驷。大理国很大程度上垄断了优质战马的资源，大理马甚至关系到周边政权的军力强弱和生死存亡。
何昃俊被交趾李朝又抢又夺，损失惨重，撤入大理国后，得到大理国的支持，大理国为了反制衡迅速崛起的交趾，以杨长惠和段敬芝为将，率领20万大军进攻交趾，这是大理国建立以来有史可寻的最大规模的一次对外用兵。之所以出动庞大的20万军队，说明大理国非常重视与交趾的边市，对交趾李朝的挑衅行为十分恼火，要像先祖南诏“两陷安南”一样对交趾发动报复性的军事征伐甚至趁交趾李朝立国未稳占领交趾以获取出海口。当然，由于史料的缺乏，这20万大军的兵种构成和民族构成无从考证，至于战斗力就更加难以衡量和评估。大理国大军进入交趾北部地区以后，在金华步(今越南高平附近)居然被交趾军队打败。《大越史记全书》载有此事：“甲寅五年(宋大中祥符七年，1014)春正月，蛮将杨长惠、段敬芝率蛮人二十万入寇，屯金华步，布置军营，名五花寨。平林州牧黄思荣以状闻。帝命翊圣王率师讨之，斩首万计，俘获士卒马匹不可胜数”[30]。
此事后，交趾虽胜犹恐，害怕与西北近邻军事强国大理国彻底闹翻，害怕遭到大理国更大的报复，其实，不但宋朝有“南诏恐惧症”而“忌惮大理”，交趾同样也有“南诏恐惧症”而“忌惮大理”。毕竟，从历史上看，百年前，南诏曾多次进犯唐朝安南都护府，而且“两陷安南”，交趾惨遭烧杀抢掠和蹂躏。“因为军事力量是一个国家实力的直观反映，让别的国家了解本国的国力。”[31]
从现实看，大理国军事实力仍然很强大，一下就出动20万大军，尽管这次交趾侥幸获胜，但大理国是一个“地广人庶，器械精良”的强大国家，远非周边小国和部落可比，仅凭区区交趾单打独斗肯定不是大理的对手。为了保住金华步战役的胜利果实，避免大理国的报复。李公蕴紧急派员外郎冯振等人向宋真宗报捷，并以所获马匹相进奉。《宋会要辑稿·蕃夷》记录此事，并载李公蕴报捷奏书内容：“鹤拓蛮万众于本州界立寨，将图本道。臣发人骑与战于芳林州界。贼众大败，斩首生擒主军杨长惠及蛮党人马。遣节度支使冯振、左都押衙李臬诣阙，贡马六十匹献捷”[32]。宋真宗诏“所在差使臣接伴赴阙，邮传供顿，务令丰备”[33]，并召见来使于崇德殿，“赐冠带、器、币、马有差”[34]。此举表明了宋朝实际上就是在大理与交趾的政治军事冲突中对交趾明确的政治支持，在以宋朝为核心的东亚区域性国际体系—“朝贡体系”中选边站，公开偏袒体系中的成员国和藩属国交趾以制衡大理，还体现宋朝作为宗主国承担了对藩属国的政治义务和责任，而且交趾还是被宋朝视为“内陆”和“藩镇”的特殊藩属国，从而对体系外当时尚未得到体系正式承认的大理国施加政治压力，迫使大理国做出让步。当然，这里边也不排除宋朝与大理国争夺交趾以利用交趾制衡对方的外交考量和因素。由于大理国与宋朝未确立宗藩关系，宋朝只有保护偏袒交趾的责任，没有保护偏袒大理的责任。因此，在交趾与大理的政治军事冲突中偏袒交趾也就不足为怪了。
由于宋朝的政治外交介入，兵败之后的大理权衡利弊没有再度出兵进行报复，盘踞渭龙、都金、平原诸州的何昃俊孤立无援，势单力薄。次年(1015)，交趾李朝趁机征讨，《大越史记全书》载：“乙卯六年(宋大中祥符八年)二月，诏翊圣王、武德王讨都金、渭龙、常新、平原等州，擒首领何昃俊归京师，枭于东市”[35]。何昃俊被杀后，交趾李朝最终占领今越北“僚人”区。大理与交趾之间的渭龙州事件及金华步战役表面看是一次边境贸易引发的军事冲突，实际上是大理与交趾两强争夺对渭龙州等羁縻州、争夺对两国之间“僚子”“白衣”等“跨居民族”和民族自治地区的控制权，其实就是争夺地缘政治优势以制衡对方，交趾北部基本是地形险峻的连绵高山地区，由于大理国东南部与交趾北部分布着同根同源的族群和部落，自南诏末期就与南诏及其后的云南地方政权保持着千丝万缕的紧密联系。在大理与交趾之间更倾向大理，这在何昃俊的态度中已经表现出来，加之，南诏大理都是“地广人庶，器械精良”的军事大国、强国，交趾是刚从中国封建王朝母体诞生而独立的新兴小国，是在原唐朝安南都护府辖区内演变而来的，虽然独立了，但是仍然是中原王朝封建政治、文化、思想、经济统治的延续，而且将具有等级思想的“宗藩—朝贡体系”移植到东南亚地区，成为东南亚典型的“中原式”王朝，视交趾为先进文明的“华夏”，周边为落后的“蛮夷”。而大理国是一个多种少数民族组成的国家，没有很强烈的“华夷秩序”“华夷有别”“贵中华贱夷狄”的思想。这说明了交趾与大理的“华夷”观和意识形态有巨大的区别。这也可能是两国之间的各“蛮夷”从心理上更接受大理国的原因之一。
由于交趾北部地区介于东亚与东南亚连接点和红河商道枢纽以及“茶马古道”与“海上丝绸之路”对接的咽喉要地这样的特殊位置，从地理上看，当时东南亚最优良的港口就在交趾，而且贸易繁盛，云南到达这里的距离比到达广州要近得多(当时广西没有大港口，只有钦州这种小港口)。因此，必然成为地处内陆的云南地方政权沿红河南下打通通道获取海洋贸易利益的捷径和必争之地，南诏末期就曾倾全国之力多次与唐朝争夺安南，争夺出海口和巨额贸易利润是重要原因。对于大理和交趾来说，谁占领并控制了交趾北部地区，谁就具有了地缘政治优势，对于大理来说，一旦占领该地区，地理上就可居高临下俯瞰整个红河三角洲平原，意义不亚于“幽云十六州”，大理国占据了高地自然就易守难攻了，特别在技术落后的冷兵器时代更是如此，大理骑兵可以迅速出击红河三角洲平原，可以向交趾敲诈勒索，如同辽向北宋索取“岁币”一样，甚至可以占领交趾并获取出海口和海洋贸易利润，实现南诏未能实现的“海洋梦”。对于交趾来说，占领交趾北部地区事关国家的生死存亡，占领并控制这一地区，可以占领一些制高点作为核心经济区红河三角洲和东南亚最大贸易港交州的屏障，抵消强悍的大理军队尤其是大理骑兵的优势，减少来自大理国的威胁，从而保持战略上的均势，还可以扩展版图和领土，获取人口和资源，增强国家实力，以便实施“北侵南扩”的基本国策。特别是对于交趾这样地形南北狭长的海陆复合型的小国而言，稳定西北交理边境尤其重要。此外，占领并控制该地区，还可以控制红河商道和边境贸易，获取巨额利润尤其是获取大量大理马这样重要的战略物资以增强军力，还可以控制“茶马古道”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连接点和咽喉，控制通过这条海陆对接的古道进行的转手贸易，从而获取经济利益并提升交趾在整个东亚区域性国际体系中的地缘政治地位和价值。还可以通过控制北部“蛮夷”更好的制衡大理，建立以交趾为中心的“华夷秩序”和“亚朝贡体系”，对“蛮夷”恩威并施，树立交趾的“华夏”地位。
三、实力均衡格局下大理与交趾的再制衡
交趾虽然是一土地狭长的海陆复合型小国，但交趾李朝始终奉行“北侵南扩”的扩张战略，国土不断扩大，公元12世纪末期成书的《岭外代答》概括了当时的李朝疆土范围及建置情况：“置四府十三州三寨。府曰都护、大通、清化、富良;州曰永安、永泰、万春、丰道、太平、清化、义安、遮风、茶卢、安丰、苏州、茂州、谅州;寨曰和宁、大盘、新安。大抵清化、遮风、义安、永安皆遵海，而永安与钦州为境，茶卢与占城为境，苏州、茂州皆与邕管为境”[36]。但即使如此，领土面积与大理国“东至普安路之横山;西至缅地之江头城，凡三千九百里而远;南至临安路之鹿沧江;北至罗罗斯之大渡河，凡四千里而近”[37]。还是相差太远。只及大理国面积的六分之一左右。但不能只简单的依据领土大小来衡量大理与交趾的国力，按照摩根索的定性分析法，衡量一国国力的主要因素有地理位置、自然资源、领土面积、民族性格、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国民士气、政府效率、外交素质等等。[38]领土面积只是其中一个要素，大理国虽大，但是平原和可耕地仅占5%左右，云南坝子的面积有2.4万平方公里[39]，以大理国80万平方公里来算也就4万平方公里，以极盛时大约100万平方公里来算也就5万平方公里，其余全是山地和高原，因此，大理国的农耕区其实面积不大，这在古代农业社会特别重要。交趾虽小，但是领土以平原为主，单红河三角洲冲积平原，面积就大约3万平方公里，加上三角洲周边的平原和其他沿海平原，平原和可耕地面积应不少于4万平方公里，而且土地肥沃，加之热带气候和降水充沛，水稻田很多且产量高，物产丰富，“国税两熟之稻，乡贡八蚕之绵”[40]，是东南亚著名的“鱼米之乡”。而且当时东南亚最大港口交州就在交趾，交趾可以从“海上丝绸之路”和海洋贸易中获取巨额利润以充实国力，另外，与宋朝“厚往薄来”的“宗藩—朝贡”关系也使交趾获利匪浅，通过对周边国家的掠夺战争和越南版的“薄往厚来”的“亚朝贡体系”以及与大理和宋朝的边境贸易和转口贸易也使交趾国力大增，尤其是与大理国通过传统“云南通交趾道”进行的战马贸易以及云南刀等武器装备的贸易使交趾李朝获得了优良战马和装备，增强了交趾的军力和国力。大理国时，由今昆明经蒙自至河内的道路，仍是云南联系海外诸国的重要商道之一，云南驿保存的里堠碑记载了称为“云南至交趾”的道路。[41]宋人杨佐《云南买马记》载：云南驿“东至戎州，西至身毒，东南至交趾，……悉著其道里之详”[42]。交趾军力强大后，熙宁战争入侵宋朝，金华步战役打败大理，多次打败占城、真腊，大理与交趾通过“云南至交趾道”的战马贸易使交趾成为虽小但强大的“小而强”国家。再加上交趾一直实行武力扩张的外交政策而大理一直实行“睦邻安邻”的和平外交政策，交趾北部得以稳定。交趾与大理保持了横向大国均势格局。由于交趾占领并控制了这一高地和山区，改变了交趾地区军事和地缘政治上的被动挨打格局，并且在该地区基本形成了“山地阻隔”和“高原障碍”形成了缓冲地带和长期的均势，使交趾乃至后来的安南国和越南国在地缘政治上由不利转为有利并且延续千年至今。
由于交趾李朝(1009－1225)两个世纪的侵略扩张，交趾巩固了在东亚区域性国际体系中的独立地位并且日渐强大，红河下游出现了一个新生的国家政治行为体并且与红河上游的大理国并存，双方成为搬不走的邻居。特别是交趾吞并渭龙州等羁縻州后直接与大理国接壤的地区就更多，由于大理国与交趾之间一直未划定边界，两国之间的边界是模糊不清的，容易导致边境争端和摩擦，由于大理国军力强大，加之一部分战马仰给于与大理国的贸易，因此，交趾虽然穷兵黩武，但是不敢对大理国发动像熙宁侵宋战争那样的大规模战争，一般只是小规模小范围的侵扰大理国边境地区以消耗和制衡大理。
尽管大理国与交趾自公元1014年金华步战役后总体上保持了长期和平共处的局面，但是由于两国始终未划界，边界模糊不清，边界越境事件频发，小规模小范围的边界侵扰事件不断。公元1052年至公元1053年的侬智高事件起于交趾祸于两广终于大理，一些侬氏残余部众也逃入大理国境内，有的又从大理国逃亡今老挝和泰国一带。
特别是宋交熙宁战争(1075－1077)也波及了大理。熙宁战争是交趾李朝对宋朝发动的侵略战争，交趾军曾一度占领邕州(今广西南宁)，后来宋军自卫反击，打败交趾，攻入交趾京城升龙(今河内)附近，双方互有胜负，最后各让一步达成和解。这次战争是一次规模较大的区域局部战争，宋朝多次败给辽、西夏，在交趾面前，宋朝已经丧失了军事硬实力打造的大国威望，这是弹丸小国交趾蔑视并胆敢入侵宋朝的原因之一。由于公元1052年至1053年的侬智高事件中宋军占领了特磨道，因此，大理国东南部的特磨道(今文山州东半部)在侬智高事件后由大理国的一级民族羁縻特区特磨道(治延众镇)[43]成为宋朝广南西路邕州辖下的羁縻地区，因此，宋交熙宁战争波及了宋属特磨道沿边地区自不待言。而由于大理国东南部的最宁镇(治开远)辖区包括特磨道以西和以南地区(今文山州西部和西南部)，包括今文山州马关县一带，今马关县一带成为大理、交趾、宋朝相互毗邻的地区和角逐的区域。因此，此次宋李交恶还殃及了大理国的边境地区。立于云南省文山州马关县“大坟包”的《宋代难民因公殒命古墓碑》记载：“大坟，相传土人合葬于此。当有宋之时，吾邑接壤越南，越人开拓边疆，不时过界滋扰，土人不服，起而反抗，惨遭杀戮者指不胜屈。昔部落时代，……人死多属鸟葬，狐狸丛食，蝇蚋姑撮，惨不忍闻，惟此地某酋长独怜而合葬之”。从“越南”和“当有宋之时”的碑文可知，此碑显为后人所记，结合当时大理、宋朝、交趾三方复杂多变的关系，此碑所录碑文内容的可信度还是很高的。由此可见，交趾李朝入侵宋朝广西的同时，还经常侵扰大理国边境。《大越史记全书》载：“文盛有大理国奴，能奇术”[44]。太师黎文盛有大理奴，或即此一时期从大理边境掳掠而去的“僚子”“白衣”等土著。
而当时大理国上层陷入段高两家争权夺利的局面，公元1094年至公元1096年权臣高升泰居然篡夺段氏皇位，颠覆大理国，建立高氏“大中国”。但公元1096年高升泰病死后，高氏和平还位于段氏，大理国再建，两次改朝换代都是和平进行，没有流血，这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而且出现段高共治大理国的情况，这也是历史上罕见的，从此，大理国形成“段氏居虚位，高氏掌实权”的政治格局。可能是由于忙于高层政治斗争，对大理与交趾边境地区疏于防范，才给了交趾不断侵扰大理边境的机会。
大理国皇帝段正严时，交趾发生了内讧，交趾皇帝李乾德庶出之子翁申利逃亡大理。《宋会要辑稿蕃夷》四之四三记载此事：“绍兴九年(1139)六月二十七日，广西经略安抚司言：探得李乾德有妾生一子奔入大理国寄养，改姓赵，名智之，自号平王。知阳焕(李乾德之侄)死，天祚(阳焕之子)为郡王，大理国遣还，现在安南龙令州驮河驻扎要与天祚交割王位，天祚领兵战敌。又探得赵智之差人赍金五十两、象一头，称欲进奉，借兵本司。已密令沿边溪洞首领，如有文字到即婉顺说谕约回。及探知安南州郡尽降智之”[45]，大理趁李阳焕死，李天祚新立之际，令翁申利返回交趾，争夺王位。得到大理的支持，“大理以兵三千助之”[46]，翁申利连战告捷，迅速占领了交趾北部的广大地区。
当时是公元1139年前后，那时东亚国际体系和地缘政治格局发生了巨变，随着金朝崛起并灭亡辽和北宋，以及南宋与金朝的南北长期对峙，金朝与南宋成为东亚国际体系的两极，整个东亚形成金朝和南宋两极与西夏、大理、交趾、高丽、真腊、蒲甘、三佛齐等多强并存的格局。由于金朝的强大，西夏、高丽以及一些西域国家向金朝称臣纳贡，改奉金朝为正朔，形成以金朝为中心的“宗藩—朝贡”体系。而交趾、占城、真腊、三佛齐以及一些东南亚、南亚的海外蕃国仍向宋朝称臣纳贡，奉南宋为正朔，形成以南宋为中心的“宗藩—朝贡”体系。此外，夹在大理国与南宋之间的一些部族既臣属于大理国又臣属南宋，游离于两大势力之间，实行双重臣属。而且，大理和交趾还各自建立起以自我为中心的“亚朝贡体系”。自杞、罗殿、特磨成为独立性较强的民族政治实体。公元1127年后，东亚区域性国际体系由宋、辽两极核心变成宋、金两极核心。
在这种国际形势发生巨变，地缘政治格局日益多极化复杂化的背景下，大理国趁交趾内讧支持翁申利实际上是趁交趾的宗主国南宋忙于抗金战争无暇南顾而进行的在交趾扶持代理人的政治投机，是一种干涉交趾内政的行为，根本上是对交趾李朝长期制衡大理的反制衡。
但是，翁申利在交趾北部的胜利没有维持多久就被击败，而且被交趾擒获。据《大越史记全书》载：“卜者申利自谓仁宗子，率其党由水路抵太原州，出西农州，道过陆令州，入据上原州、下农州，招纳亡命，……春正月，申利僭号平王，立其妻妾为皇后、夫人，子为王侯，赐其党羽官爵有差。……沿边溪峒人皆震慑，……太傅苏宪诚擒利送英武，……利与其谋主二十人并斩”[47]。从史料描述的线路看，显然是从大理国走水路秘密潜入交趾，然后占据了交趾北部一些地区，由于有大理国背后支持，“沿边溪峒人皆震慑”，势力发展很快，甚至僭号称帝，但是在交趾的反击下迅速败亡。
虽然大理国支持翁申利让其回交趾以便利用交趾内讧趁火打劫并获取渔翁之利的企图随着翁申利的失败成为泡影，但是翁申利事件说明大理国一直在寻找和等待机会对交趾进行干涉，特别是交趾长期依赖宋朝“狐假虎威”不断侵扰大理国边境的挑衅行为促使大理国要对其进行惩罚和报复，也是大理国对交趾长期容忍的一种反弹。虽然没有成功，但是也给交趾李朝施加了一定程度的政治压力，使交趾对大理国有所顾忌，尤其担心大理国终止战马贸易，权衡利弊，穷兵黩武的交趾李朝对大理国做出了让步，对大理国的侵扰有所收敛。
从该事件的时间节点看，正好是在交趾的宗主国宋朝在抗金战争中实力大损，半壁河山沦陷，无暇南顾，对大理马需求量大增的时候，翁申利事件虽然只是大理国的一个小动作，但是说明大理国不但“韬光养晦”积聚实力，必要时也会主动出击“有所作为”。而且一定程度起到威慑交趾并震慑宋朝的“敲山震虎”的作用。但是大理国对交趾是斗而不破，讲究策略，两国矛盾总体上处于可控范围内。
翁申利夺位事件之后，大理与交趾的交流互动关系疏于记载。《越史略》卷下李龙干天资嘉瑞四年(1189)记载有大理僧人惠明、戒日等赴交趾进行佛教交流活动的一些情况，“大理僧惠明、戒日等来朝”。[48]大理与交趾同属汉字文化圈，而且都是“妙香佛国”，又都是红河流域古国，有较为便捷的水陆交通，因此，宗教和文化交流应该比较方便和频繁。该史料证实了翁申利夺位事件后，大理与交趾的紧张关系通过佛教外交得到缓和，总体趋向友好。
上述事件也表明，表面平静的宋理关系暗流涌动，宋朝与大理国其实处于对交趾的竞争模式之中，对于大理国来说，一下出动20万大军来进犯交趾，可能不仅仅只是为了报复交趾和夺取渭龙州等边境羁縻地区，可能还有趁交趾李朝初创，立国未稳，一举攻灭交趾，以“再陷安南”实现南诏未能实现的占领交趾并获取出海口的战略目的，但是，金华步战役的失败加之宋朝的政治外交介入，导致了宋理的权力均衡。后来，大理国支持翁申利干涉交趾内政，希望在交趾培植亲大理的政治代理人以便控制交趾，打破宋朝对大理的遏制和制衡，实现权力“再平衡”的努力由于翁申利的失败而告终。
A国控制C国所必需的权力由于受B国的反对而被抵消了，如果不是被超过的话，不过，均衡在这里除了使A国与B国之间形成一种不可靠的稳定和安全关系外，还附带地履行了另一种功能，即维护了C国的独立，使其免于A国或B国的侵害。C国的独立仅仅取决于A国与B国之间的权力关系的状况。[49]A国大理国、B国宋朝、C国交趾就是形成了这样的竞争模式的权力均衡。
总体上，大理与交趾的关系是稳定的，双方尽管发生过战争和一些不愉快的事件，但是两国都保持了克制并化解了矛盾，使纠纷处于可控范围内，由于大理国是红河流域和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最强大的军事强国以及由此产生的巨大威望，加之交趾对南诏大理国军事力量的极其深刻的印象，使交趾确信大理国在红河流域的优势是不容挑战的，使穷兵黩武的交趾李朝不敢对大理国发动大规模入侵战争，从而使两国和平友好的时期远远长于战争和不友好的时期，这对于红河流域形成横向大国均势和纵向金字塔朝贡国际体系具有重要影响和意义。
作者简介: 李魏巍，华中师范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大理大学图书馆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