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九舅及三个表姐妹
于均华、同姐长子刁庆宪协助整理
抗日战争时期，曾氏后裔都回富厚堂避难。我们家住在中厅西侧的后进，不久九舅曾昭楗一家也来了，住在我们对面。九舅妈（陶淑清）性格开朗，常常听到她在厅里同别人聊天说话；九舅性情笃厚，和蔼可亲，有时自己拉胡琴。白天大人们讨论时局，督促孩子们学习；晚上九舅他们常常一块打扑克牌消磨时间，有时在我们家，有时在三舅（曾昭权）家，桌边放着带灯罩的煤油灯。三舅、三舅妈（李懿康）都是留美的，三舅妈是学工艺美术的。
平时我主要和琪妹（曾宪琪），三舅的女儿宪煌（行六）一起玩。同姐（曾宪同）、五姐（曾宪璋）年龄稍大，一般不怎么出门，不和我们小孩子玩。五姐性格内向，会照顾家，孝顺父母，有一次我和琪妹在堂屋里打闹着玩儿，她出门说九舅父母都在睡午觉不要吵。还记得有一次三舅大儿子庆哥（曾宪森）暑假回来。庆哥、同姐带我们一群小孩到对面茶山上玩，同姐有说有笑。琪妹说，同姐是他们家的一支花。的确同姐长得漂亮，性格活泼开朗，有她在场气氛都比较活跃。有一次大舅曾宝荪（她们叫三姑）生日，同姐组织了几位曾氏姐妹，共同写了一副对联，为大舅祝寿，大舅很高兴。抗战胜利后，同姐、五姐等年长一些的表姐都加紧补课，不久都到艺芳求学去了。
一九四六年春，我父亲（于熙俭）在南京英国大使馆找到工作，接我们母女三人去南京。我们经过长沙时，智哥（瞿明智）带着在艺芳上学的同姐、五姐和我、均艺玩了一天并照了一张像。智哥和同姐的关系也很好。我父母也是表亲，是近亲结婚。我们路过武汉时又去九舅家拜访，不巧他们白天出门有事。晚上九舅、九舅妈和琪妹到旅馆来看我们，我已经睡了，琪妹把我叫醒，说了一会儿话才走。
关于智哥和曾家的亲戚关系，附带介绍一下。我外婆周淑琴是三姐妹。大姐嫁给姓于的（即我祖父），老二我外婆嫁到曾家，小妹嫁给姓王的。大姐（我祖母）嫁入于家后，生了一女三男。女儿嫁入瞿家，生了几个儿女，智哥就是她的大儿子。她和九舅是亲姨表姐弟，两人关系很好。智哥一直跟着九舅，在云南川滇公路管理处杉昆段工程处、云南锡业公司、昆明维通木炭炉机器工厂一起做会计；一九四一或一九四二年，我们家在重庆时智哥还来过；解放后，智哥到了沈阳，在东北纺织管理局工作。
一九四八年秋天，我们回长沙，一九四九年春返回南京。路过南昌，我们住在九舅妈家，他们住房不错，中间一间堂屋，两边有两间大房。九舅当时在湖南公路总局第二运输处南昌汽车修理厂任会计科长。第二天晚上，九舅、九舅妈请我们一块儿去看童芷苓的京剧。走时全家人亲自送我们到火车站。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同姐爱人刁烈臣调到北京总后工作，同姐一家搬到北京。一九六四年，同姐把九舅、九舅妈接来北京。九舅、九舅妈在北京时，六姨爹冯大可（字士奇）、六姨妈曾宝芝，我父母，还有昭谏舅请九舅、九舅妈在高级餐厅聚餐，那时物资还很缺乏，四姐弟妹能够聚在一起，又能享受美食，当然是一个很高兴的事情。还有一次。同姐夫妇带着孩子到六姨妈家去玩，光伟是最淘气的一个，在院子里又跑又跳。虽然光伟小时候淘气，成年以后对同姐却很会关心照顾。还有刁宜、刁欣也常来照顾；庆宪也是一个孝顺儿子，只是常年在广东工作离家太远。
我写这篇回忆短文时，庆宪给我发来九舅一首祝贺我爱人张伟大出国的诗，是在九舅笔记本中发现的，问我是否见过。《贺张伟大出国 诉衷情一首》：伟大出国终实现，能不令人羡？国际主义支援，应毫不厌倦。经风雨，见世面，勿留恋。你我两家，怎不欢欣，称心如愿。
九舅贺伟大出国的诗，在庆宪发给我之前我没有见过。但九舅“你我两家，怎不欢欣”寥寥八个字，却准确表达了我们两家的亲密关系。记得上世纪一九七五年，我父母曾到长沙去看望亲戚住过九舅家，也住过安华姐家。大概是这次，我父母向九舅、九舅妈聊到了伟大出国援外的事情。我父母从长沙返回北京，我们还给他们包了饺子。可能过了没有多久伟大就出国了。他当时在铁道部援外办公室工作，和其他两位同事一起被派到坦桑尼亚参加坦赞铁路的援外工作，一去就是四年。中间回来探了一次亲。后来援外办公室改成了中国土木工程总公司，伟大又去了利比亚等国，一共在国外呆了十一年，我也去探过亲。
同姐七十大寿时琪妹邀我一起去贺寿，因为我们当时正好搬家，家里很乱，就错过了机会。琪妹说那次庆宪借来了小轿车，光伟驾驶，带大家到山西有名的景点去玩，很有意思，我没去也感到遗憾。
同姐八十大寿时，我和琪妹一起去了大同。同姐家住进了部队刚新建的房子，很宽大，同姐把她的房间让给我住，她们姐妹俩住客房。姐夫刁烈臣为我们安排了好的餐馆聚餐，但因为那餐馆临时不开，改在旁边的部队的餐馆，餐馆环境也很漂亮。同姐还为我们买了到王家大院和乔家大院的旅游票，本来她也一块儿去的，因为感冒没能成行，同姐小女儿刁欣陪着我们玩，还去了平遥古城。还记得去大同，同姐家门前马路正在拓宽，附近还有很大的广场公园，同姐夫称赞了市长的市政工作。同姐、同姐夫还派车带我和琪妹去了云冈石窟。云冈第五窟与六窟为一组双窟，主像三世佛坐像高17米，是云冈石窟最大的佛像。窟前有四层的楼阁，爬上楼阁可以平视观看大佛的细部。同姐陪我们上到楼阁二层，说不用去最上边了，因为去的次数太多了；同姐夫非要把我送上最高一层楼阁，还陪我走了一会儿，他说待客要诚心。那时他都80多岁了，我让他赶快下去，我自己去逛就行了。在我们游玩时，只要看到有石碑上的文字，同姐和同姐夫就会互相切磋，因为他们都爱书法，在家练字。同姐还带我们去旁边的寺庙和对面的广场去玩。回程时琪妹带同姐回湖南。光伟帮着买好了车票，部队的车送我们到车站。
同姐居大同后，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和二零一二年春共来北京我家两次。一次是我们住在礼士路，一次是住在莲香园。都是琪妹陪同，每次住了一个星期，我都带他们去了宪源、十六舅、张庚等北京各位亲戚家。一次还去了俞大缜（曾国藩孙女曾广珊的女儿）的女儿小妹家。小妹家在郊区，小刚（张宇，于均华儿子）开的车。同姐和琪妹二零一二年春第二次来北京时，我带她们去了国家剧院、玉渊潭公园、世纪坛。路上我们顺便一起吃了巴西烤肉自助餐，同姐手抖，我帮她夹菜。琪妹好友儿子在北京工作，特意邀请我们出去玩，他早上开车来接我们姐妹三人，先带我们参观奥运体育馆、鸟巢游泳馆，中午请我们到有特色的北京餐馆用餐，下午又去参观卢沟桥展览馆和桥体，真是美好难忘的一天，尽兴而归。
五姐是三姐妹中我接触最少的。我记得她也叫佩琳。不知是九舅还是九舅妈说过五姐命中缺木，所以起别名曾佩琳，以补木。解放后五姐一次到北京出差，看望我父母，见过她一次，此后就没有见面了。听琪妹说，五姐是桂阳县人民医院的妇产科主任、骨干。她有爱心，关心照顾产妇和婴儿，受到了产妇家庭的信任和爱戴；公公婆婆和她住在一起，她一直细心地照顾他们；后来又照顾了九舅、九舅妈，最后照顾自己老伴儿直到去世，才有了自己休息的时间，被女儿接去养老，据说她身体也不好。看来她这一辈子就是和老人、婴儿打交道，把自己奉献给了事业和奉养老人，可敬可佩。
琪妹退休前是湖南化工设计院的技术骨干，为了工作有时到北京出差，我见过几次。有时住在我父母家。琪妹人聪明，学习成绩优秀，工作成绩出色，最后好像还当了总工程师。在去大同的火车上，他帮我安排座位给我去接水喝，这让我又发现她一个优点，很会照顾人，所以朋友多。但是因为她聪明能干，也会产生一种相反的效果，也让她吃过亏。
一九九六年，我爱人张伟大和同事出差广州、深圳、海南等地考察。因为还有一年就退休了，公司照顾可以带家属，自己出路费就行了，因此这次他带我同行。我们到广州时，琪妹正好受聘在广州某单位，她到酒店来看望我们，因为一个在长沙一个在北京能在广州见面大家都很高兴。一九九九年我和伟大又去长沙，住在我表姐瞿安华家（瞿明智的姐姐，一般我到长沙都住在她家）。二零零三年和女儿也去了一趟长沙。这期间琪妹带我去参观了马王堆博物馆，看了金缕玉衣，还去了岳麓山，拜谒了先祖曾国藩墓。
大概二零一二年，琪妹旅游欧洲回国，在北京我家住了几天，去了一次雕塑公园，最主要的是去了曾宪宓家（曾国荃的第五代孙女）。她丈夫是海军少将，国庆60周年典礼作为海陆空三军将军代表坐在游行的彩车上，他还给我们每人一张相片。我们去曾宪宓家的那天赶上下雨，他们派车来接送我们，而且让她儿媳妇亲自陪同，可惜那天我们没有见到将军，正好赶上那天他住院体检，很遗憾！曾宪宓的身体也很不好，不能陪我们久坐，但是招待我们很热情。
二零一三年九月我老伴去世，安华姐邀我到长沙她家去散散心。我和琪妹，宪华、八姨妈的儿子长生、安华姐的女儿王莉湘两口子、我儿子张宇等，又去了一次富厚堂。第二天由琪妹安排我们去了一趟南岳衡山。回长沙后，因为莉湘要上班，琪妹很照顾我的心情，和宪华一起陪我在长沙市游玩。去了天心阁、寻访曾祖曾广榕曾经住过的地址和艺芳学校旧址等。让我一天休息一天出去散心，我很感谢他们对我的关心。
二零一四年十月末，我和曾宪华、曾宪琪、李贻纪（曾宝荀之子）、我儿子张宇等回富厚堂老宅祭祀先祖，曾国藩研究会办公室成员全程陪同。二零一五年，我和琪妹应邀一起去了广东台山的十五舅女儿曾宪锬家。去台山前，琪妹邀我在长沙她家住了两天，她的朋友送我们去火车站。在宪锬家住了一个星期，还带我们去了不远的海岛。二零一九年，王莉湘两口子又带我和琪妹去宁乡避暑。
琪妹退休后，为单位退休人员争取到应该得到的福利，受到退休人员的爱戴。琪妹近些年经常现身富厚堂和纪念文正公的重大活动现场，写了不少有教育意义的文章，和中央及地方电视台广泛接触，通过各类媒体，把家族的影响尽可能的广为传播。庆幸家族后继有人。
写这篇零零散散的回忆时，我还特别记得九舅妈当年在北京时说过一句话：宪同都37岁了。岁月如梭，同姐现在都92岁了。
曾文正公后裔如今散落各地，一个家族能够延续几代亲情不减，除了血缘，正是看似平常的相互往来、信息交流起到了很好的纽带和凝聚作用，这种好传统，我们要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