坐论之礼

唐五代旧制，每逢国家大事，皇帝必召宰臣坐议，赐茶之后方退殿。建隆元年（960），赵匡胤代周建宋，宰相范质、王溥、魏仁浦等自认后周旧臣，难免受猜忌，加上太祖素有英名，于是请改旧制，遇有国事，宰相具札进呈，立听圣旨。此后，坐论之礼废。

宋代宰相上朝不再赐坐看茶并非范质等人任期的特殊情况，即使范质后的宰相沿袭此例，这背后也有更深刻的缘由。

北京大学宋史专家邓小南教授的《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中认为“每事辄具札子进呈”说明君臣共同处理政务繁忙，坐论之礼的废除更反映出行政体系运作过程中君相互动方式的调整。

宋代以前，皇帝与宰相“坐而论道”中透露出一种从容感。宋代文臣地位高，作为文臣政治首领的宰相，不再赐坐看茶的主要原因是“不得从容”。

为何宰相上朝“不得从容”了？

唐末五代的帝王往往疲于应付军事、变故，对于日常行政事务过问不多，掌管军事的枢密使皆是皇帝心腹之臣，日与议军国大事，其权重于宰相。在这种大环境下，宰相得以“坐而论道”、“从容赐茶”，正是他们疏离核心决策的反映。

宋朝建立后，皇帝更加关心臣民庶事，国家权力重心逐渐从军事事务向行政事务转移，中央政治权力逐渐向宰相机构中书门下回归。革除五代弊政，百废待兴，宰相不再从容地“坐而论道”，是因为需要处理繁忙的政务。这是北宋初期中枢机构的设置改革的结果，也在相当程度上恢复了宰相的事权。

宋英宗曾与他的宰相们说：“朕日与公卿等相见，每欲从容讲论治道，但患进呈文字颇繁，所以不暇及。”这证明是烦琐的事务阻碍了皇帝与宰相的“从容讲论治道”。

看来“不得从容”的不仅是宰相，皇帝也是如此。

从中国古代政治发展的长视角来看，皇帝在不断强化最高决策权的同时，逐渐走向处理国家政务的前台。皇帝不仅是国家元首，也逐渐向政府首脑演变，宰相与皇帝的关系不再是“坐而论道”的咨询者，更多地成为了“参总庶务”的政务官。

宋代“坐论之礼”的废除，不是因为宋太祖的小家子气，而是因为从五代到宋初国家权力重心回归中书门下，宰相恢复事权，“不得从容”的结果；也是皇帝强化最高决策权，更多参与行政事务，“不得从容”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