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的余澜（一） ——一个“裁缝”的喜和乐
少时的愿望是跨进文学殿堂，青年的壮志是攀登科学高峰。
南宋爱国词人辛弃疾曾曰：“叹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岂料在人生旅途中峰回路转，却让我在盛年之夕跳进茫茫书海，做了一个“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裁缝，而这正是我从小就不屑一顾也不曾想过的职业。
转折源于一个电话：1986年夏，正当机械工业部机电所即将与我所在的航空工业部六二八所商谈调我去该所的时候，我接到了一个来自国家经委的电话。来电的是国家经委的干部许如琳。
“小谢，听说你要离开六二八所？”许如琳在电话那头问。
“是的。我因办《科技导报》得罪了所长，已经没法在六二八所安身了。”
“你打算调到哪个单位，心里有没有谱？”
“机械部机电所希望我去，马上要发调令了。”
“小谢，你先等一等，老盛请你到他办公室去一趟，有事和你谈。”老盛指的是国家经委副主任盛树仁。
于是我应约在许如琳陪同下，来到盛树仁办公室。盛树仁见我到来十分高兴，见面没有多余的寒暄客套，开门见山地问：“小谢，听说你想调离三机部，愿不愿意到我这儿来？”
“盛主任，您说的是什么意思？”突如其来的“调令”使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是这么回事，国家经委办了一家中国经济出版社，由我负责分管，社长暂时由经委办公厅主任齐向武兼任。创办两年了，出版社的工作没有很大起色，对此我很着急，不知道你能不能到经济出版社来帮我一把？”
“如果我来的话，需要我干些什么？”
“首当其冲的第一件事就是使出版社有个安身之所。经委不是没钱，而且早已给出版社拨了款，要他们盖楼买房，但至今没有一点动静。出版社的员工依然租房办公，还三天两天换房子，过着打游击的日子。另一件我和其他经委领导十分关心的事，就是出版社没有拿出过什么好书，也没有搞过什么有影响的活动，成立两年来不仅在社会上无声无息，而且在经委内部也少有人知。我知道你有过白手起家创办《科技导报》的经验和能力，希望也相信你能帮我办好这两件事，何况这里条件比你当年的导报社好得多了。”
在向几位好友征求意见时，美国挚友潘毓刚教授说的一番话，使我豁然开朗：“老谢，你已经年过不惑，搞研究出成果的黄金时代已经过去了。凭你的工作和活动能力，不应再圈在一个小天地，应该到大世界去闯荡。”于是我毅然作出了大改行的决定，惶惶然地跳进了书海，加入到十分生疏的出版业。
塞翁失马安知非福，人生转折通过自身努力也会出现柳暗花明。诚然做“裁缝”的工作十分辛苦、细致而寂寞，然而当一件件“嫁衣裳”制成并出现在婚礼上的时候，那种欣喜感和幸福感却又是旁人难以分享的。
一本书从组稿到出版发行，需要经过一系列流程，成书之后，编辑自然高兴，而作者也总是连声称谢，尽管也偶尔会与个别鸡蛋里挑骨头的“大作家”狭路相逢。然而一本书带来的余澜，更是一种始料未及的惊喜和影响，而且往往是“大梦谁先觉，平生我不知”！
《勇敢的人——哈默传》余澜迭起
这是我当上裁缝后亲手缝制的第一件嫁衣裳。1988年4月出版的《勇敢的人——哈默传》，恰好赶在国家主席杨尚昆为哈默祝贺九十大寿盛会的前一天。祝寿活动在长城饭店举行，我也应邀出席了，特来参加活动的洛杉矶侨领陈文英将我拉到她的身边入座。
祝寿大会开始，杨尚昆在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祝寿词并向身旁的哈默敬酒后，就缓步走下主席台，径直走到曾在访美期间接待过他的陈文英前面与她干杯，随后又和我碰杯，国家主席的这一突然举动，令所有与会者都深感惊奇。寿庆结束后，每位嘉宾都如获珍宝地带走了一本《勇敢的人——哈默传》，当晚，哈默又进中南海，将这本书赠送给了副总理李鹏和政协主席邓颖超。
《勇敢的人——哈默传》进入图书市场后，在社会上引起热烈反响，第一版印发的五万本图书很快销售一空。几天后，经哈默为董事长的西方石油公司总部同意，由我带领的中央电视台和经济出版社八人采访团，在哈默寿诞前夕赶到了洛杉矶，参加了在洛杉矶举办的哈默祝寿活动，央视人员在美国拍摄的纪录片《哈默传》（上下集），受到西方石油公司高层好评。
录音带《歌海选粹》风靡一时
1988年，我应聘到国际文化出版公司任职后的第一件事，是策划、制作了由《黄河颂》、《祖国颂》、《英雄颂》、《青春颂》、《友谊颂》五盒音带组成的《歌海选粹》。这套音带精选了近百首文革前脍炙人口的原唱电影歌曲，所有歌曲都是我和中央电视台实习生沙碧红一起精心优选，并以二千元人民币向中央电台购买了老唱片的版权，委托上海唱片公司制作而成。
五盒音带发行后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当经历了“大海航行”独霸天下的十年后，耳朵几乎“失聪”的人们重又听到久违的文革前优秀老歌时，无不精神为之一振，情不自禁地和着录音引吭高歌。这套音带的歌曲成为当时列车上向旅客播送的金曲，版权也立即被香港雨果音像公司购买。
《歌海选粹》录音带发行不久，我接到国家主席杨尚昆办公室来电“求赠”，这无疑是对我和公司员工的一大激励。云南省委宣传部长出差来京与我见面时，我将这套音带作为礼品相赠，次日一早他来电说，昨晚一直在听五盒老歌，仿佛又回到充满青春活力的当年，激动得彻夜未眠。
更有趣的是，一次我去看望胡乔木、谷羽(李桂英)夫妇，在谈话中当他们听说《歌海选粹》原来是我们公司出版的，后悔不迭地说：“要是早知道就好了！我们老两口一直以为是上海出的，还特地跑到上海新华书店去寻找和购买这五盘音带。”音带发行后，我们公司的画家石愚带我去见著名歌手关牧春，并向她赠送这套音带。谈话中关牧春流露出希望我也能给她的歌出一盒音带，但最终因技术条件所限，未能满足她的要求，想起来使我至今感到遗憾。
“小平同志想看看”
（1991年）12月30日下午，公司副总经理洪忠炉接到出版署图书司副司长潘国彦的电话，来电转达了中办秘书局的一个电话：“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的《白话二十五史精选》，小平同志想看看。他们考虑：四卷精装本，老人家看起来不大方便，建议分成12册，软皮。因出版社联系不上，请你们转告。”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12月大事记》（原件为浙大档案馆收藏）
小平同志向出版社要书，这是出版界既无先例又无来者之事，对此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副署长都亲自过问，在31日出版署党组会上专门研究了我们提出的设计、印制方案，并直接向我布置落实。此事自然使公司全体编辑和员工备受鼓舞。
《白话二十五史精选》四卷本在1991年12月出版后，受到各方面关注，王任重、王首道、王平、伍修权、马文瑞等中央领导人参加了12月17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出版座谈会，王平、马文瑞在即席讲话中，高度赞扬这套书的出版是“了不起的工程”，“对子孙后代的卓越贡献”，各大媒体迅速报道了这一消息，《人民日报》更以少见的头版位置作了报道。中央、北京两大电视台均先后两次播发新闻，中央电视台在年终述评中，又一次提到该书与《毛泽东选集》等五种图书的出版，并列为出版界精神文明建设的突出成绩。这套书在短短三个月中三次印刷出版，发行六万余套仍供不应求。
随着《白话二十五史精选》、《白话资治通鉴精华》、《白话四书五经全译本》、《文白对照全译史记》等一批新书的连续推出，不仅使“国际文化”走红出版界，而且为“国际文化”的书走向高档化、特色化、系列化闯出了新路。而这批书的策划者和责编，是我大胆聘用的一位来自深圳的编辑姚政。
南怀瑾的两本书出版前后
在新冠病毒的消息满天飘飞的日子里，一条中国传媒大学原副校长蔡翔被决定逮捕的新闻，当然不会吸引人们的眼球。然而这个曾经被我短暂聘用过的小编辑“传奇”人生，却引起我的高度关注，因为在离开我社后的短短数年中，他竟然连入两党（民主促进会、共产党），又被传媒大学高聘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社长、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在学术上还获得教授、博导的称号，可谓一步登“天”。
当我仔细在网上浏览他的经历时，发现他至少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短暂工作期间，就有几处疑点或谎言。而最令我感到可耻可笑的是，他竟大言不惭地声称：“加入国际文化出版公司，除了第一个从台湾引进著名学者南怀瑾的著作，我每年都会做两三种畅销书，主持策划居多。”
实际的情况是：当时定居香港的国学大师南怀瑾，委托其同乡好友练性乾，将他的《孟子旁通》、《老子他说》两本书稿，直接交给我和总编辑孙以年，在国际文化出版公司首版，何来蔡翔“第一个从台湾引进”之说。两书出版后，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这两本名著也就成为“国际文化”书目中的两颗明珠。
谦恭的南怀瑾在出书后，特地托练性乾给我送来一封亲笔书写的感谢信(原件为浙大档案馆所收藏），还有一盒礼品。他更邀我到香港他家里小住两天，以结识聊谈，而傻傻的我竟因事务繁忙婉拒了这一走进大师的难得机会。机不再来，当我醒悟后吃“后悔药”时，却为时太晚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