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冀我的中西医结合六十年
一、跨入门槛 难忘师恩
小时生病，父亲领我去看中医，鼻炎用木笔花（辛夷）等中草药，处方笔迹洒脱，印象深刻，有效，不知其所以然；恰如有所谓“儿童不知春，春草何故绿？”之问。
1949年，同时考进福建医学院（现福建医科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院及厦门大学，我选离家很近的福建医学院就读，当然是学西医了。转眼五年毕业，组织分配留本校附属医院担任内科助教（住院医师）。向内科主任王中方教授报到，他早年毕业于北平协和医学院（1941年），精于专业学术，曾是心脏学家黄宛教授当实习医师时的住院医师。我到他办公室报到，见面，就只翻开厚厚的英文版《Cecil Textbook of Medicine》(即西塞尔内科学)叫我解读一段，然后就开始病房工作。
当年福建一些地方血吸虫病在流行，肝硬化腹水病人每有住院者，那时汞撒利茶碱等利尿药很常用，但王中方教授却常常也开半边莲等中草药治疗，这对初进临床工作的我，有天然的影响。
可惜他“文革”时因莫须有的“里通外国”罪名被监禁而以剃须刀割断腕动脉自尽，后期平反。
1955年12月我国成立中医研究院，同时举办卫生部第一届西医学习中医班，从每个省选派毕业三年以上的医生各两名参加学习。福建也要派出两名，其中一名来自福州协和医院骨科，这位医生来北京学习并工作了，现已去世。另一名应由我们医院派出，我们科里毕业满三年的一位医生不愿意来，王中方主任就找我了，我那时实际才工作一年半，但我服从组织分配也就这样到了北京，一呆就是60年，我拿青春和毕生献给了中医药和中西医结合事业。
我和素有“南冉（雪峰）北张（锡纯）”之称的名医冉雪峰老中医同一天在中医研究院高干外宾治疗室上班，开始了跟随冉老临诊两年半的岁月，冉老当年已78岁高龄。
我当时系统聆听了由中医研究院举办的中医理论系统讲座，记得有《内经知要》（陈苏生讲），《伤寒论》（陈慎吾、刘渡舟讲），《金匮要略》（岳美中讲》，《神农本草经》（朱颜讲），《温病条辨》及《温热经纬》（蒲辅周讲），《兰台轨范》（冉雪峰讲），《医学心悟》及《笔花医镜》（王易门讲），《中药大辞典》300种中药（郭士魁讲）。
他们一般多是全书逐条讲解的，大都对经典背诵如流，很是精彩。我对他们引领我进入中医药门槛，登堂入室，打下基础，十分感激，使我与中医药事业结下了不了情。“千里之行，始于足下”，我对他们这些位名师的教诲，真可谓有不尽感恩之情。我自知并不聪明，更无过目不忘之聪慧，但却实实在在很勤奋和苦读，绝无“水土不服”的感觉，我感到自己像一口“麻布袋”，这时拼命地往里边装货。
岳美中老师在看病时多次提醒说：“对金匮要略、伤寒论，如能做到不加思索，张口就来，到临床应用时，就成了有源头的活水，不但能触机即发，左右逢源，还会熟能生巧，别有会心”。跟随岳老临证，他一般不给你一味一味药名说了，让你写处方，而是只说方名，你必须能背诵记得并写得出来，然后他再议论每药多少剂量。
60年后的今天，我体会到这是他从医自如，“读书读经典、做人做君子”的传奇医学人生的天机，也是他的气质、知识与医疗能力的体现。
当时卫生部为抢救名老中医经验，于1957年组织名师带徒的传承活动。我和郭士魁被领导指派拜冉雪峰老中医为师，我和冉老一起，接触治疗了大量病人，前后治疗百余名来华援助的各种不同专业的苏联专家患者。也治疗了一批我十分仰慕的各界人士，如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乌头中毒的治愈，郭沫若先生宴食过多腹泻的治愈，陈毅元帅父亲外感的治愈，福州老乡邓拓先生的慢性消化不良消瘦疾患的治疗等等，现在回忆，仍历历在目。
我协助整理并见证了冉老著作《八法效方举隅》中所列举的医疗案例。冉老仙逝后，领导指定我跟随岳美中老师临证学习，先后断续达20余年。
岳老家中张贴有“治心何日能忘我，操术随时可误人”的座右铭。他在学术和医疗上提倡辨证论治与专病专方专药相结合，实为张仲景《金匮要略》理念和诊疗思维的最好延续。他堪称业界高手，但也很有宽容的学术精神，支持我从事中西医结合的临床研究，曾赠诗期许我“中西结合喜善收”。中医研究院党委为了鼓励我同时做脉诊客观化研究，按“一徒多师”原则，当时还安排蒲辅周大夫指导我进行此项研究，使我在中医药传统路上有更加坚实的基础，步入金光大道。
以上这些名师老当益壮的优良人品与学风，对我无疑是一系列“无言”的感召，进一步教导我能以更加理性与平和的心态，传承学习和理解有数千年光辉灿烂历史的中华民族文化和传统医药学知识的价值观与文化观。并进而能在“系统学习，全面掌握，整理提高”的方针指引下，合理对待中西医学间的异同，建立爱其所同，敬其所异的理念。天下的路很多，但实践教育我，不能没有中西医结合这条路。
在前后60年的进程中，逐步稳固地建立中华医药文化的民族自信心，以及中西两种医学间优势互补的中西医结合创新发展观。
我上个世纪80年代应邀两次到香港讲学，曾会见来听讲的陈存仁先生，他是1929年3月17日被中医界推选为五名代表之一赴南京国民党政府抗议“废止中医案”者。今日追忆相晤，很是快慰。
二、弘扬传统 融汇新知
穿越60年的时空，我只能挑几项记忆深刻的说说。
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以及冠心2号复方的面世
上世纪70年代初，周恩来总理下达关于研究心血管病的医疗任务，北京地区十几家大型医院大协作，阜外医院院长吴英恺院士任组长，西苑医院与解放军总医院为副组长单位。黄宛、方圻、郭士魁、陈在嘉、寇文镕、顾复生等教授也都参加研究。由于我们需要结合任务深入理解和研究历代传统血瘀证及活血化瘀理论与医疗经验，以便很好地完成提高疗效的使命，目标十分明确，并且也有对其机理研究的明确目标。我认为我们应该有足够的研发情怀和力量，在严峻的挑战中前行才对。首先就应该做足功课，有备而来，兑现承诺，为社会谋福祉。既要中国化，更要现代化（Modern Chinese Medicine)。
在中医药知识方面，我系统精读40多部中医药有关活血化瘀经典名著及医方著作，做好一系列摘记，乃有后来与已故被誉为协和才子的张之南教授等合作完成《血瘀证与活血化瘀研究》一书的出版面世；后组织科室同行，集历朝本草学著述，形成将活血化瘀药按功能分类为和血药、活血药及破血药三大类之举，相关血液生理学及药理学实验研究证实了分类的合理性。
这个时期最重要的是创新性成果是研发了基于郭士魁大夫临床经验的由丹参、赤芍、川芎、红花、降香组成的冠心2号复方。
1980年对此复方进行了防治慢性稳定性冠心病心绞痛的临床RCT观察研究,被公认为我国中医药界第一篇循证医学论著，成为日后活血化瘀方药研究蓬勃兴起的祖方，此后有数十种源于此方的新药面世。随后我们又进而研发川芎总碱和川芎嗪，我亲自在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所长贝时璋院士所在的实验室完成其抗血小板功能的电镜观察，证明其有抗血小板活性的作用。
我院心血管科及基础研究室同道、中国医学科学院基础医学研究所的专家们，包括金荫昌、陈孟勤、陈文为、徐理纳、李连达、翁维良、刘建勋等教授，大家合作进行了一系列与动脉粥样硬化相关的生化及药理机理的研究。此项系列研究被授予我国中医药界第一个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现在我们继续在进行相关活血药对血管新生等分子机理研究。
此外，有关血瘀证诊断标准的制定，还获东北亚及东南亚国际会议认同应用。其他研究包括愈心痛复方、宽胸气雾剂、去甲乌药碱等研究和开发，分别有一定进展。遗憾的是经多中心RCT研究的芎芍制剂防治PCI后再狭窄的研究已经完成，由于有关协作关系未处理好而告中断。
老年医学研究
我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很快。我于1981年打报告申请成立老年医学研究所，仅一周时间即获当年中医研究院季钟朴院长的批准。
我当时兼任心血管病研究室及老年医学研究室主任，组织科室同道们对我国300余种老年学及老年医药学专著及相关学说系统整理成《中国传统老年医学文献精华》一书，作为创新研究必先继承前人经验的重要行动。随后组织制定衰老证候分类及疗效评估标准。我先后进行了补益脾肾复方对认知功能影响的研究，健脾复方八仙糕对小肠消化酶影响的研究，平安丹对大脑平衡功能影响的研究，以及应用核听诊器99 Te标记观察生脉注射液对心功能影响的研究。
1978到1981年，我的研究生在“六五”科技攻关时期，还率先应用Swan-Ganz漂浮导管观察了生脉注射液对肺稧压及射血功能的影响，因属较早期创新性工作，受到业界关注。此外，还对芳香温通宽胸类制剂、寿桃丸延缓衰老生理功能积分及对机体微量元素的影响进行观察，效果明确。
清代原始医药档案的整理研究
少年时代，我就对文史知识有兴趣。上世纪50年代我刚到北京，次日即参观故宫，见到展柜有清代大内原始医药档案展出，心想有朝一日应该做出整理研究才好。
岁月无情，从业北京20多年，到了1980年，我才提出倡议，经中办及国家档案局批准，中国中医研究院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合作，由我组织领导清宫医案研究室，与徐艺圃、周文泉、江幼李、李春生教授等对现存的清代内廷原始医药档案3万余件进行整理研究，完成《慈禧光绪医方选议》、《清宫医案研究》、《清宫代茶饮精华》、《清宫外治医方精华》、《清宫药引精华》、《清宫膏方精华》、《清宫配方集成》、《清宫医案集成》等系列著述出版，有效地继承整理了清代中医药临床经验。
其中《清宫医案集成》并获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第二届中国政府出版奖。对其中多种效方进行了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开发研究，包括寿桃丸（被评为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平安丹、长春丹等数种中成药的研究。《清代御医力钧文集》近期即将由国家出版社出版面世。以上几种药物研究，均属中西医结合的传承研发产品。清代原始医药档案整理研究工作获得季钟朴、岳美中、任应秋、邓铁涛、邝安堃、耿鉴庭、郑天挺、溥杰、戴逸等医学界及史学界专家的期许、好评或撰写序言。
三、励志结合 提高疗效
2015年屠呦呦教授荣获该年度生理学或医学诺贝尔奖，这是中国科学技术界、中医药学界、中西医结合医学界的一个划时代的重大事件，引发了人们有必要对我国绵延数千年的中医药学术蕴藏有丰富宝藏的再认识，尤其重要的是启发我们要认认真真应用现代科学技术研究和挖掘它，发展它；要进一步促进中西医结合，完善我们的在医学科学发展创新方面要有全球化、跨文化结合的哲学思维、文化观和相对主义的科学技术观，要像中西医结合发展青蒿那样研制出创新性药物，提高临床疗效，救人于水火之中，造福全人类。
屠呦呦获奖后说的话多么好：“中医药是宝库，但拿来就用还不够。”“如果死守着老祖宗的宝贝，固步自封，中药只能是“一筐草”，无法变成“一块宝。”，屠呦呦的成功是挫折和艰难的代名词，她的这些话，甚具启迪意义；临床疗效是医学的精髓，不可含糊其辞。
我们的信仰是追求真善美，主客观结合、可评估、可重复，确切定位。屠呦呦的人生经历，说明人生总可能有碰壁的时候，要具有低头的能力。人生路上，经常也无风雨也无晴，所以我常觉得《苦乐年华》歌词写的很好，爱听。路再难，也该走下去。
中西医结合临床创新发展在提高临床疗效方面，应该努力提高解决现代医学尚未能解决问题的能力，要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尽力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新、人新我特，具有国际标准的中国原创特色。
我们大家在病证结合诊疗方面有比较多的共识，但是科学技术进步永远不会停留在绝对层面上，今天基因组学、分子医学、代谢组学等的进步，精准医学的发展，中西医结合病证结合诊疗观点还应进而概括有分子分型，因为临床已经证明，基因分子靶点明确，确可以改变以前未能治疗的一些难治疾病。我们有N个理由坚定地发展宜古宜今、亦古亦今的中西医优势互补的结合医学。
中医药理论层面的中西医结合是一个公认的大难点。但是，50年前，中西医结合前辈、上海的邝安堃教授关于阴阳学说的医学生物学研究，命门学说的肾上腺皮质关联的研究，广东的侯灿教授的八纲理论研究，是多么具有影响力的从整体论与还原论结合、宏观与微观结合、以及病证结合理论的探索研究，令人钦佩。
我深信，“国有春风聚太和”，只要管理部门重视，举国协力合作，有特事特办，新事新办，方法全新的精神，经过几代人的共同奋斗，一定能够改变现状，戒绝平庸。
研究人员应该有类似所谓“隆中三策”的创新思考，实现令人久久期待的高层次的中西医结合，进一步为实现更加完好的中医药学时代性的转化，为人类健康，作出崭新的征服疾病威胁的贡献。
中药的用量，主要根据患者的体质、症状、居住地域、气候和选用的方剂、药物等进行考虑。由于使用目的不同，用量也就有所不同。同一药物，因用量不同，就会出现不同的效果或产生新的功能，从而发挥更大的作用。特别是超大剂量，用之得当，往往出现意想不到之奇效。所以中药用量与作用的关系值得我们注意，正如日人渡边熙氏所说：“汉药之秘不告人者，即在药量。”这是很有见地的话。兹就近人及个人实践所及举例说明。
一、益母草90g利水消肿
本品辛苦微寒，主要作用是活血调经，因此一般多用于月经不调、产后血胀及打仆内损瘀血等症。虽然《神农本草经》曾提及“除水气”的效用，但后世应用者甚少，或认为“消水之功，并不显著”，这是没有掌握其用量的缘故。
本品用作“调经活血”时，其用量一般为9～15g。倘作“利水消肿”之用，则需量大，始能奏效。益母草之利尿作用，我在临床观察，每日用30～45g尚不见效，嗣加至60～90g，始奏明显之效。尝用治急性肾炎之尿少、浮肿之候，恒一剂知，二剂已。
处方：益母草60g，泽兰叶20g，木槿花12g，甘草3g。
【随证加味】风水型者加麻黄3～5g；实热型者加大黄5～8g，生槐角15g；气血虚弱者加当归10g，黄芪皮20g。此外，对于单腹胀（肝硬化腹水）或其他水肿，均可用本品90g加入辨证论治方中，以增强“利水消肿”之作用。
二、荠菜250g治尿潴留
这是一味药食两用的野菜，茎叶多作蔬食，子、花入药，其实全草都有医疗作用。甘温无毒，诸家本草均谓其能利肝明目，益胃和中，调补五脏。其主要作用有二：一为止血，用于咯血、崩漏；二为止痢。江西医学院药理教研组曾对其药理作用作了实验研究，认为荠菜煎剂与流浸膏均有直接兴奋子宫等平滑肌及缩短动物凝血时间，降低血压等作用。子、花入药，其用量一般均在10～15g。但民间单方用大剂量治尿潴留有著效，也是加大剂量而发挥更大作用的结果。
尿潴留是热性病，特别是肠炎、灰髓炎初步好转后常常出现的一种后遗症，导尿仅能一时缓和症情，不一定解决问题。但本品服后却能于6～24小时内恢复自动排尿，迅速痊愈。其治疗根据，在文献中也可找到一些线索，如唐《药性本草》：“补五脏不足……治腹胀。”《大明诸家本草》：“利五脏”。因此对病后排尿障碍有调整恢复的作用。现代药理研究证明它有直接兴奋子宫等平滑肌的作用，当然属于平滑肌组织的膀胱，必然也同时会得到兴奋、收缩而排尿的效果。每日约取新鲜荠菜250g，轻者减半，煎汤，每3～4小时服1次，连续服之，直至奏效为度，孕妇忌服。
三、半夏9～18g治妊娠恶阻
因生半夏辛温而燥有毒，所以一般多以姜制，并减小其用量。在临床上用于和胃降逆、燥湿化痰，虽有一定效果，但对半夏的全面医疗作用来说，则是大大受到削弱的。关于生半夏的有毒、无毒问题，我同意姜春华学兄的意见，生者固然有毒，但一经煎煮，则生者已熟，毒性大减，何害之有？余迭用生半夏9～18g治疗妊娠恶阻，恒一剂即平，历试不爽，从未见中毒及堕胎之事例。如片面畏其辛燥而不用，不克尽，是令人惋惜其全功，是令人惋惜的。
妊娠恶阻在治疗上是比较顽固的一种现象，半夏对此却有殊功。汉代张仲景《金匮要略》里就用干姜人参半夏丸治疗妊娠恶阻，并不碍胎。但后人因《名医别录》载有“堕胎”之说，遂畏而不用，致使良药之功，湮没不彰。余用半夏为主药治疗恶阻，无一例失败。从前均径用生半夏，嗣以部分患者有所疑惧，乃改用制半夏，效亦差强人意，但顽固者则非生者不愈。
处方：半夏9～18g（先用小量，不效再加；制者无效，则改用生者，并伍以生姜3片），决明子12g（炒打）15g，生赭石15g，旋覆花9g（包），陈皮3g。水煎取1碗，缓缓服下；如系生半夏，则每次仅饮一口，缓缓咽下，每隔15分钟，再服一口，约半日服完，不宜一饮而尽。恒一剂即平，剧者续服之，无有不瘥。
四、槟榔75g破滞杀虫
本品是破滞杀虫的名药，一般多配合其他杀虫或消积之品同用，如单味作为驱除钩虫或绦虫用者，必须用生者大量始效。曾观察其治钩虫病之剂量，每次30g，固属无效，45g也是无效，直增至75～90g，大便中虫卵始阴转。嗣径用大量，一次即瘥。这反映了用量与效用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但一次服用75g以上时，在半至1小时左右时，有头眩怔忡、中气下陷、面色㿠白、脉细弱等心力衰竭的反应，约经2小时许始解，也证明了“药不瞑眩，厥疾不瘳”的道理。
处方及其制作：槟榔（生者效佳，打碎，其饮片因水浸关系，效力大减）75～90g，水浸一宿，翌晨煎汤，空腹温服。如贫血严重，体质虚弱者，需先服培补气血之品调理，然后再服此方，不可孟浪。
五、夏枯草30g治肝炎
本品性味辛苦而寒，善清肝火、散郁结。临床配合养阴柔肝药，治阴虚肝旺之高血压，配软坚消瘿之品治瘰疬，效果令人满意。但以大剂量治疗肝炎，则是在前人实践基础上有所发展了。
以夏枯草煎或流浸膏（可酌加糖），每次服约含生药30g，每日3次，开水冲服。对于肝炎而转氨酶升高者，有顿挫调整之效；一般服5～7日，即能见效。因为转氨酶升高时，象征肝炎病有所活动，而在中医辨证上，则多属肝热郁结、湿热壅滞之咎。夏枯草苦辛而性寒无毒，专入肝胆二经，能补厥阴肝家之血，又辛能散结，苦寒则能下泄以除湿热，所以能收到满意之效果。
六、枸杞子60g可止血
本品性味甘平，功专润肺养肝，滋肾益气，对于肝肾阴亏、虚劳不足最为适合，一般用量为9～15g，但用量增至每日60g，则有止血之作用，凡齿宣、鼻衄及皮下出血（如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等）之久治不愈，症情顽缠者，服之均验；每日用本品60g，水煎分服，连服3～5日可以获效。如用量小于45g，效即不显，这也反映了用量与作用的关系。
七、苍耳草120g治麻风
本品性味苦辛而温，能祛风化湿，一般多用于头风鼻渊、风湿痹痛及疮肿癣疥。常用量为9~15g，但增大其剂量，则能治疗麻风及结核性脓胸，其治麻风的剂量，曾有分为每日120g一次煎服、每日360g二次分服、每日960g三次分服等三种，而其疗效亦随剂量之加大而提高。至于治疗结核性脓胸，亦需每日用210g左右，奏效始著，服后能使脓液减少、变稀，血沉率降低，连服3个月，疮口即逐步愈合。如果只用常用量，是不会收效的。
八、黄连120g治糖尿病
本品性寒，味大苦，善于泻火解毒，清热燥湿，一般常用量为3～5g左右，由于其性寒味苦，大量或久服，易于损胃，故常与温药并用，如配木香之香连丸，配干姜之姜连散，配吴茱萸、白芍之戊己丸，配肉桂之交泰丸等。正如李时珍所言：“一冷一热，阴阳相济，最得制方之妙，而无偏胜之害。”所以其用量一般均在常用量上下。
近年来忘年交仝小林教授，常用黄连治疗糖尿病，取得突破性进展，值得参用。他说：“黄连最苦，然治疗糖尿病这一甜病特效。我用黄连，通常剂量为每日30g，而治疗糖尿病酮症，一日最多达120g，降糖迅速。”通过回顾性分析显示，有35%患者减少降糖西药的用量，30%仅用中药来维持稳定而理想的血糖水平，许多曾经胰岛素用量很大的患者，甚至完全停用胰岛素，这就为糖尿病患者带来了福音，兹附仝教授医案供参考：
【病例】陈某，男，36岁。2010年7月9日入诊。因血糖升高1个月就诊。患者1个月前因口渴明显而查FBG20mmol/L，诊断为糖尿病，注射几日胰岛素后，因工作较忙未再继续治疗。刻下症见：口干口苦甚，饮水多，乏力明显，汗出多，小溲频数，舌红、苔黄，脉滑数。查：FBG22.1mmol/L，2hPG34.99mmol/L。
西医诊断：糖尿病。
中医诊断：消渴。
中医辨证：火毒炽盛，耗伤气阴。
治法：清火益气滋阴。
处方：干姜黄连黄芩人参汤加减：黄连90g，干姜20g，黄芩30g，西洋参9g，知母60g，桑叶30g，怀山药30g，山茱萸30g。
2010年7月13日二诊：患者服药4剂，口渴、乏力等症状明显减轻，查FBG15mmol/L，2hPG21mmol/L，调整处方为：黄连90g，生石膏60g，知母60g，天花粉60g，西洋参9g，山茱萸30g，葛根30g，怀山药30g，桑叶30g，大黄3g，生姜5片。
患者服药10剂，口渴、口苦、乏力、汗多等症状缓解约80%，查FBG6～7mmol/L，2hPG9～11mmol/L，故调整处方为：黄连30g，黄芩30g，知母30g，天花粉30g，葛根30g，生姜5片，继续调治血糖。
【按】患者初诊表现一派火毒炽热、耗伤气阴之象，并有愈演愈烈之势，故亟需迅速控制火势，打破火毒为病的恶性循环。此时常规用药恐杯水车薪，必以大剂量苦寒清火之品直折火毒，方能控制火势，故主以90g黄连泻火解毒，直压火势，并以20g干姜顾护中阳，防止苦寒伤冒；同时配合知母、桑叶、怀山药等大量滋阴清热益气之药，以迅速补救耗伤气阴，防止其因火势张而枯竭，配合黄连为标本兼治。二诊已明显收效，火势得到控制，因而一鼓作气，继续以90g黄连，清除毒火余氛，至三诊时火毒已完全控制，故中病即减，改黄连为30g调治。
讨论
以上仅是举例而已，类似者不胜枚举。如用大剂量的防风解砒毒，桂枝治慢性肝炎与肝硬化，木鳖子治癌，青木香治高血压，鱼腥草治大叶性肺炎，合欢皮治肺脓肿，大蓟根治经闭，枳壳治脱肛，等等。但就本文所列述者而言，已充分说明中药用量与作用的关系是非常密切重要的。
中药用量的决定，是要从多方面来考虑，但要它发挥新的作用或起到特定的疗效时，就必须突破常用剂量，打破顾虑。正如孙台石在《简明医彀》所说：“凡治法用药有奇险骇俗者，要见得病真，便可施用，不必顾忌。”剂量是方剂的核心、灵魂，处方是否有效，除了辨证明确，论治得当，剂量就是提高疗效的关键。近贤冉雪峰说得好：“凡大病需用大药（大剂量），药用得当，力愈大功愈伟。”因此，中药用量与作用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这也是使用中药值得注意的一个重要方面。
为什么增大剂量能加强或产生新的作用呢？这原因当然很多、很复杂。但总的一个方面，是否可以说是符合“量变质变”的法则呢？从这一法则的推演，可能会发现更多的药理机制，发挥药物的更大作用。不过，加大剂量必须在一定条件下，在一定限度内确定，才能由合理的数量变化，引起良性的质量变化，否则缺少一定的条件，超过一定的限度，这种量变转化的质变，就会由好事变为坏事。产生不良的作用或严重的后果。例如槟榔用75～90g是起驱虫作用的，但如再增大剂量，患者的机体适应能力将不堪忍受，而出现休克或严重的后果。明·张景岳在其《景岳全书》中曾说：“治病用药，本贵精专，尤宜勇敢……但用一味为君，二三味为佐使，大剂进之，多多益善。夫用多之道何在？在乎必赖其力，而料无害者，即放胆用之。”是可以作为我们参考的。
增大剂量，不是盲目的、胡乱肯定的，而是根据古今文献资料线索的引申，或是民间实践经验的事实，通过临床实践、系统观察才提出的。例如用大量荠菜之治尿滞留，一方面民间流传有此经验，一方面现代药理分析，证实它有直接兴奋子宫、膀胱等平滑肌的作用，所以使用它治疗尿滞留是合理可靠的。又如夏枯草之治肝炎转氨酶升高，是从它善于清泄肝胆湿热、散郁结、补肝血之功能而推演，并经临床实践，才提出应用的。所以加大用量，不是凭空臆测，而是有线索依据，引申演绎，经过实践观察，方始确定和推广的。
中药加重用量，产生新的功能，发挥它更大的作用，是值得我们重视的，但在具体应用时，还必须辨证论治，因证选方，随证加味，不能简单草率。例如用益母草之治肾炎水肿，随证加味，奏效始佳。这是使用中药的一个关键，如果忽视了这一点，将是最大的、原则性的错误。
最后还要说明一下的，就是增大药物用量，使之发挥更大作用，要有选择性、目的性地进行，不是所有药物加大了剂量，都会加强和产生新的作用；同时，也不能因为增大剂量可以加强药效，就忽视了小剂量的作用，形成滥用大剂量的偏向，既浪费药材，增加患者的负担，更对机体有损，这是必须防止的一个方面。因为疗效的高低与否，决定于药证是否切合，所谓“药贵中病”，合则奏效，小剂量亦能愈病。“轻可去实”“四两拨千斤”，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戴复庵说：“二者之论（指太过、不及），唯中而已；过与不及，皆为偏废”，是辨证的持平之论，值得深思。
冉老认为咳嗽总的病机为气逆、肺痹、膈郁、中滞、络塞。针对咳嗽这一病机，冉老提出其治疗应当“开上痹，敛浮越，畅中气”及 “畅经隧”。外感咳嗽者，兼用治疗感冒之“清解其外，清疏其内，内外两和”。以下是冉老常用方剂。
冉雪峰止咳丸
半夏一两，乌梅四两，牡蛎、百合、代赭石各一两。
制法：乌梅煎浓汁，半夏、牡蛎、百合、代赭石研细末，将汁拌入末内，法丸如梧子大。
服法：每服二钱或三钱，白饮下，日二服或三服。外入止咳剂，多从“止”字方面着力，其药 多用收涩之品。故本方力求简单，用半夏之降、百合之敛、乌梅之收、牡蛎代赭石之镇摄，亦从“止”字方面着力。
射干麻黄汤
气阻于上，固宜散；气搏于上，又何宜过散，故用麻黄之辛散，即用射干之苦降。射干功同升麻，能降能升，有弛缓咽喉黏膜及肺支气管痉挛收缩作用，麻黄亦有此功能，一方面既可抑制，一方面又可促助，二药合用，以疗肺气上搏， 咽喉不利。古人治咳，多姜辛五味并用，姜以宣之，辛以通之，五味以敛之，一往一来，一阖一闭，反复涤濯剔除。紫菀、款冬为疗肺正药，加半夏则引全方诸药，作用于内，虽似外疏，却是内疏。
厚朴麻黄汤
较之射干麻黄汤，清肺降逆之功较大。一用生姜，一用干姜，不无几微分辨。生姜之宣，可助细辛之通，干姜之守，可助五味之敛。
越婢加半夏汤
婢当作脾。今肺失通调，不能洒陈五脏，而脾又不输阴津而输浊热，上冲上激，致咳剧变喘，迫成肺胀。方制草姜枣和中安中，奠定中土。石膏引麻黄作用于内，由阴出阳，直越脾气而上之，所以谓之越脾。肺气通调，下输膀胱，水精四布，五经并行，故越婢汤可疗水气。本方着重在加半夏：不加半夏则为治恶风 之身肿，加半夏乃为治上气之肺胀。半夏降逆安胃，草姜枣得半夏则和中功力更 大，麻黄、石膏得半夏则外发趋势更戢。不重用麻黄，脾不能越；不加半夏，不 能变治外为治内。
麦门冬汤
本方麦冬独用七升，超全方药量数倍，盖麦冬不宁，沃燥增液，能疗胃络脉绝，续绝伤，荣枯起朽，以滋培肺脏阴精生化之源。参草枣米，即是协助此以成 功。虚则补其母，此可与小建中相似，均是从化源处着力，为一阳一阴之对峙。此方于大队甘润之中加半夏一味，以降其逆而下其气，痰饮门纳半夏以去其水， 此并纳半夏以戢其火，颇为巧妙。
葶苈大枣泻肺汤
肺气郁，非辛弗泄，葶苈味苦而辛，又与气寒化合，芳香、滑润、消炎、 散结、宣窍。真葶苈味大苦，故用大枣甘以缓之。大枣先煮不久煮，均饶意义。治肺痈，治肺痿。
《千金》苇茎汤
苇茎凉而不滞，清而能透，稀释酷厉，缓和毒素；佐薏苡仁，则清而兼调；佐瓜瓣，则清而兼泄；而薏苡仁、瓜瓣，又均具除湿消肿作用，相得益彰。加桃 仁，则由血已化之脓，或脓中已败之血，均可一扫而清。
苓甘五味姜辛半夏汤
五味协苓桂，只能降冲，而五味协姜辛，乃能疗咳。半夏本不去水，协茯苓，则去水力大，协五味姜辛，则疗咳力大，故曰为正治痰饮咳嗽之方也。
苓甘五味加姜辛半夏杏仁汤
小青龙条倚息不得卧，水气郁于里，而用麻黄。本条其人形肿，水气现于 表，而反不用麻黄。盖外实可用麻黄，内实亦可用麻黄，若外假实而内真虚，则 决不用麻黄。逆而用之，必动冲气，或痹且厥，不宁麻黄动冲，即姜辛温宣，亦 可撩动冲低再发。此本方所以不用麻黄之温散，而用杏仁之苦敛也。杏仁可促助麻黄，杏仁亦可监制麻黄，杏仁并可代替麻黄。用麻黄是求通肺气，用杏仁亦是 求通肺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