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安医学系列讲座（十一）（上）

新安本草方药学术体系（上）

作者：王键， 黄辉，蒋宏杰
编辑：看云楼主人

校对：卜菲菲

 新安医药学家传承发展本草方药学术，在系统化、规范化、标准化研究上做出了卓越性、奠基性的贡献。

 一是立足临床，在药性理论上提出了“善用气味”论、“谙熟药性”论、“药性开阖润燥、随运变更”论等新说，并举一反三推导个性药理；在方论方解上承担起了系统注解方剂、发明方义、辨证论方的历史使命，并结合新安创新学说创立了众多新方。

 二是注重对医药知识的归纳分类，对中药诸多方面的知识和方剂、治法等都做了系统的总结凝炼，从而走在本草方药知识的前列，尤其以功效为纲的方剂综合分类法和“医门八法”，成为中医药学的基本分类法。

 三是明体辨用，以功效为重心，首创“先言功效、后列主治”的本草编撰体例和以法统方、以正方带附方的方书编撰模式，开创了近现代中药学、方剂学编写体例之先河。

 四是以徐春甫、陈嘉谟、汪昂、吴谦等为代表，普及推广医药知识，功在传承启蒙，蔚然形成医学启蒙派。

 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新安本草方药已形成了一定的学术体系，也为现代中药学、中药炮制学、中药鉴定学、方剂学等学科的形成发挥出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今天开始分篇介绍“新安本草方药学术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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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草方药作为防治疾病的物质基础，备受新安医药学家的关注和重视。据《新安医籍考》记载[1]，800多部新安医籍中本草类有54种，列入方论类有363种，其他各类中也蕴藏有丰富的本草方药知识。

其研究涉及中药采集、鉴定、炮制、性味理论、功效主治、组方配伍、临床应用、方论方解、煎服用法等诸多方面，成就十分突出，影响很大。

笔者通过疏理研究认为，新安医学在本草方药研究上特色鲜明，已形成了一定的学术体系。

一、阐发药性方论，传承发展方药学术

“药有个性之专长，方有合群之妙用”，新安医药学家以实践为基础，继承前人本草方药学说，会通折衷、详加辨析，阐发药理、发明方义，创新学说、创立新方，在方药运用上提出了富有创建的阐述。

1.立足临床，创新药性理论

药物性味的记载始自《神农本草经》，至明代均散见于诸家本草各药中。明代陈嘉谟十分重视性味理论的正确应用，他在《本草蒙筌》总论中单列“治疗用气味”一节，提出“治疗贵方药合宜，方药在气味善用”的精辟论述，指出配方用药“有使气者，有使味者，有气味俱使者，有先使气后使味者，有先使味后使气者”，有“一药两味或三味者，有一药一气或二气者”，不可一例而拘，一途而取。只要善用气味，治病犹“鼓掌成声，沃水成沸”。[2]

清代郑梅涧要求医家必须“谙熟药性”，他在《箑余医语》中指出，药物性、味、运行趋势等理论，既源于临床实践，也源于对自界“天、地、人”三才的观察和感悟，先贤仰取象于天而赋药性之寒热温凉，俯取度于地而述药味之咸苦酸涩，中取法于人而论药“运行趋势”之升降守走提，临证须谙悟其理、熟稔于胸，方能运用自如。[3]

清代余国珮著有《医理》、《婺源余先生医案》，提出“燥湿为纲”的理法方药新说[4~6]，由此发明了“药性开阖润燥、随运变更”论，其含义有三。其一，“病有燥湿，药有润燥”。

他在《医理·药味随运变更论》中明确提出：“《本草》一书，古人但言药之性味，未言体质之润燥，今明辨润燥之品，用以治燥湿之病”，认为：“凡药体软，多汁多油，皆能润；干燥无汁者，体燥”，选方遣药以燥治湿、以润治燥。如石膏、瓜蒌、薤白、杏仁、贝母、芦根、地黄、天冬、麦冬、玉竹、枸杞、肉苁蓉、龟板、鳖甲、阿胶之类皆体润，常用于燥证；苍术、陈皮、厚朴、白豆蔻、藿香、通草、羌活、秦艽、防己之类皆体燥，常用于湿证。

他分析说，石膏体润而重、性澄善降，故为“清燥之君药”，“客燥外感，生石膏为清燥神品”，“又能生津养液，实拨乱反正之要药”；白虎汤为客燥之清剂，方中甘草体质不润，故用白蜜拌蒸或直以白蜜替代。

燥邪既要“治之以润”，也要“治之以滑”，指出滋润体滑之药如瓜蒌、薤白之类最宜解燥；而清肺燥、养阴液必用润滑之品，所谓刚以柔治，而微加苦辛之味，乃借苦以胜之、辛以行水润燥，再佐甘味，因甘味属湿。

燥证日久伤阴耗液，则须藉血肉有情之品，其《婺源余先生医案·伏暑小儿》明确指出，燥邪伤液已极的重证，“非草木可以有功，必用血肉有情、肥甘有汁之品，方有所济。不可拘泥外邪未清，忌用荤腥，即所谓医贵圆通也”；“清润之品不效，必令服肉汤、猪肚肺汤、鸭汤，佐介类浓汁频频服之，甚至再用蚌水、梨汁、蔗浆间进，自能转润、化汗、生津、退热而愈”；而且要注意善后育阴，《医理·内伤大要》说：“须藉血肉有情之物，填得阴回，阳自来复，油足自明也”。

至于湿证化热，化燥伤阴，“必用北沙参、麦冬、玉竹之类，此种药养阴而不滞”。

其二，治病要识别药性气味之开阖。《医理·湿气论》指出：“治病之法，但能体认六气之偏，开阖之理，再能分别药体气味、温凉、升降、补泻之剂，投之得当，其应如响”。

他认为苦辛、气温、性升、味淡者和泻药多开，皆不利于燥证；酸咸、气凉、性降、味厚者和补药多阖，皆不利于湿证。

临证开者阖之、阖者开之，又开中有阖、阖中有开者，当细分辨。而湿证多从下先受之，必用苦辛之品，《医理·湿气论》指出：“湿病必用苦辛之品者，以其性味能通能降，可以开湿之壅也。佐淡渗者，以淡味得天气之金也。淡即甘之微者，淡薄无味，象天寓有清肃之燥气，故能胜湿”。

其三，燥湿二气不是一成不变的，药之性味也随着气候变化、岁运地气的变迁而变，临证用药当知其所变。《医理·药味随运变更论》分析说：“盖闻天地氤氲万物化醇，是知万物俱从氤氲之气化生，氤氲之气既随天时迁改，万物亦不得不随之而变易”，本草禀天地之灵气，汲天地之精华，而成气味润燥之药性，自然随着寒热、水旱、地气的变化相应而变，岁运转为燥火，药味多变苦辛；湿气较重之年，药味多变平淡。

他认为“古今药性，未能画一”，并举例说：“今当大运燥火司天主事，物亦从之而变。燥属金其味辛，火象焦其味苦，故今之药味多变苦辛。如露水古称甘露，今则兼苦而微辛，天地之气酝酿之中已寓燥火之气，故草木亦从之而化，多变苦。辛之味如金钗石斛，味本甘淡，今则不然，出自四川者，变苦尚少，出于广西、云南者，味苦尤甚，盖因四川居中华之西南，广西、云南又在西南之边远。西属金主燥味辛，南属火味苦，故味之变苦辛者多。麦冬川产者，变辛味颇多，杭州所出辛味较少。如霍山之石斛，味仍淡，地近中州，故未即变。木通本草味称甘淡，今则苦胜黄连。南中园蔬如菘菜，俗称青菜，本甘滑之品，亦变苦辛”，

文中结合气候时运解释地气之变异、药性之变更，其理明显，令人一阅了然，且经“已验再验”，自无不效。除木通古今用药品种变迁外，余皆确实可徵。

清代早于余国珮的罗浩曾提出“药性之失，失在唐宋”的观点，并以五味子为例，指出《伤寒论》小青龙汤等治痰饮，乃是“以五味子至酸之品，敛诸药之性，深入而祛逐之，非止为咳逆而设”，并认为“此乃神化法也”，而唐宋所立生脉散（饮）与人参、麦冬配伍，立方已失去了张仲景的妙用。[1]

的确，上古药物功用的记载和运用多朴实有验，“神农尝百草”更是最原始的、最直接的实验和证明；那些渗透着远古先民的血汗甚至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原创性知识，往往是最实在、最可靠、最难得的。

而唐宋时期药学理论进入快速形成与发展时期，尤其宋元诸多医家在药性理论的构建上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但发展之中创新有余而传承不足，有得有失在所难免。

“药性之失，失在唐宋”的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是对医药源头知识的呼唤和回归，振聋发聩。由此观之，“善用气味”、“谙熟药性”、“开阖润燥”和“随运变更”诸说，既是对源头活水的继承与弘扬，更是对唐宋药学理论的扬弃和创新，无意间为“失在唐宋”作了最好的注解。

立足于临床的新安医药学家，实事求是，眼光独到，以自己的真知灼见继承发展了中药药性理论。

2.举一反三，推导药理新说

新安医药学家不仅创立药性新说，而且在药物个性之专长上，亦穷前人所未尽，阐前人所未发，提出不少独到的创新见解。

人参和黄芪均为补气良药，新安固本培元派就以擅用人参、黄芪而著称。明代首开此风气之先的汪机，从《内经》“阳生阴长”的理论出发，在张仲景“以人参为补血者”、“气虚血弱，以人参补之”和李东垣“血脱益气”观点的启发下，认为人参、黄芪可以通过补气补阳而发挥出补血补阴的作用。

他在《石山医案》中明确指出：“参芪不惟补阳而亦补阴”、“不惟补气亦能补血”、“参芪味甘，甘能生血，非补阴而何？”由此第一次提出了“参芪双补说”。作为他本人提出的“营卫论”学说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和内容，“参芪双补说”紧扣“营气”这个沟通阴阳的关键点，“是知参、芪补气，亦补营之气，补营之气即补营也，补营即补阴也”[7，8]，从营气角度论证了人参、黄芪补气补阳和补血补阴的双补作用。

其后陈嘉谟也提出“大抵人参补虚，虚寒可补，虚热亦可补；气虚宜用，血虚亦可用”，认为有“泻阴火，滋补元阳”的双重作用，扩充了人参双向调节作用的范围，并推言其理在于“甘温补阳之剂补足元阳，则火自退尔”[2]。

清代吴澄补脾阴、叶天士养胃阴也每每配伍人参，均深化了人参双补作用的内涵。

白术是一味健脾燥湿的良药，《神农本草经》苍白术未分，陶弘景《名医别录》谓能“益津液，暖胃”。既言燥湿又何谓能益津液？

汪机《本草会编》中解释说：“盖脾恶湿，湿胜则气不得施化，津何由生？故曰：膀胱者，津液之府，气化则能出焉。用白术以除其湿，则气得周流而津液生矣。”[1]

脾主升清，在水津代谢过程中有升津生津的作用，然脾性喜燥恶湿，如为湿邪所困，脾气不升，气机升降出入障碍，水谷津液输布失常，引起体液不平衡和代谢紊乱，则燥、湿之证作矣。健脾既可断生湿之源，又可复升津之主，津液随气化而生矣。

其后陈嘉谟在《本草蒙筌》中重申了汪机的观点，并进而推言“他如茯苓亦系渗湿之药，谓之能生津者，义与此同”[2]。

中医临床上常用白术、茯苓用治脾虚湿滞、暑湿津伤等证，是为明证；还有以白术滋液润燥通便和治疗干燥综合征，也甚为贴切。白术是新安地道药材，歙术、祁术为上品，生黄山者更为珍品。

黄连《神农本草经》列为上品，且明示“久服令人不忘”，陈嘉谟针对此说，在《本草蒙筌》中明确提出了“但久服之，反从火化”的观点，认为黄连久服“愈觉发热，不知有寒。故其功效惟初病气实热盛者，服之最良，而久病气虚发热，服之又反助其火也”[2]，可谓是临证经验之谈。此与《素问·至真要大论》“有病热者寒之而热”的论述也十分契合。

现代药理和临床亦证明，黄连所含的小檗碱等不良反应很小，但如果长期不当使用会发生毒副作用，可以印证。

龙脑最早记载于南北朝（420-589年），历代本草对其寒温属性记载不一，明代李时珍《本草纲目》在解释龙脑治目病、惊风、痘疮时说：“目病、惊病、痘病，皆火病也。火郁则发之，从治之法，辛主发散故尔。”

清代汪昂在此基础上，从其家叔公论生姜药性“体热而用凉”中得到启发，在《本草备要》中明确提出了“味辛者多热，然风热必藉辛以散之，风热散则凉矣”的观点[9]，首次以“体温而用凉”之论解释和说明“本草所云冰片性寒之义”，被后世如吴仪洛《本草从新》等所采纳。其实冰片的使用自古一来就不讲究“气之寒温”，而是重在味之辛散，“体热而用凉”论实与辛散之义等同。推而论之，桂枝之辛温解肌用于温病，荆芥、防风、紫苏、桂枝等辛温发散用于风温初起，诸如此类亦皆可以“体温而用凉”加以解释，尽管荆、防、苏、桂之类并无性温、性寒之分歧。

地黄为补血滋阴要药，晋唐之际《名医别录》、《肘后备急方》、《千金方》则以之消食调中，自李东垣《珍珠囊补遗药性赋·用药发明》提出熟地黄有“泥膈之偏性”后，地黄碍胃、致中满之说多被后世医家所认可。

然新安医家多宗古说，如清代叶天士治疗温热病就喜用生地黄，气营两伤或热入营血分尤多用之，除“入血就恐耗血动血”而以之清热凉血的考虑外，取育养五脏之阴尤其养胃阴之用，也是其用意所在。胃中阴液得充，饮食渐进，则人体阴液有源，热邪得制，所谓“滋水制热”之意，属扶正祛邪法；甚至“上吐下泄”，他也以地黄为主药来培补中焦。

有作者[10]以其《临证指南医案》为主统计其214例温病病案的用药频率，结果生地黄使用频率高达57次；《临证指南医案·肝风门》32案中，用地黄者也有20多案。

郑氏喉科“养阴清润”治白喉，无论是早先的紫正地黄汤减紫荆皮、茜草方，还是其后创制的养肺清肺汤，均以生地黄为君药，系取其生津润下通便之效，以顾护津液。许豫和则在其《橡村治验》、《散记续篇》中直截了当地反诘曰：“地黄生用苦寒，熟则变为甘温，非脾胃药乎？色既自黄而黑，味复由苦而甘，脾肾兼补，显然明矣。世人惑于泥膈之说，使先天之脾胃无以滋生，致令火炎土燥，肺金消铄而不可为矣！”[1]

窥一斑而知全豹，人参、黄芪“气阴双补”，白术、茯苓“燥湿生津”，黄连“久服反从火化”，地黄“健胃养胃”，龙脑“体热而用凉”等论，绝非仅仅是药物个性的发明，而是举一反三的推理，跳出了四气五味的框限，弥补了传统性味理论的不足，丰富了中药理论的内涵，带有普遍性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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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会通穷理，立方论、创新方

方剂不是药物的随意组合，也不是药效的简单相加，而是理、法、方、药辨证思维过程的产物。

自宋代陈无择《三因极一病证方论》、金代成无己《注解伤寒论》伊始，明清两代方论方解专著大量涌现，其中又以新安方论为主体，对组方原理加以解释阐述。

新安医药学家用方必穷其理，如明代朱崇正撰《仁斋直指附遗方论》，是较早的新安方论专著；徐春甫在其《医学捷径六书·评秘济世三十六方》中加评语，说明其适应证、方解、加减及注意事项等[11]，评述透彻细致；

更有吴崑编撰《医方考》，以病为纲，分病列方，精选收方540首，每方均附方义解说，“先释病情，次明药性”，对命名组成、药性方义、功效主治、证候病机、配伍用药、加减化裁、变通得失等详加考释与辨析，“考其古方之所以然”，文义清疏，词意明畅，尤其在阐述方旨方证、分析方义方理时，揆之于经，酌以己见，订之于证，发其微义，既参考了名家经典医论，又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全面运用了“方论”的方法分析方剂，真正开创了“方论”之先河，是历史上第一部理法方药俱备的方论专著；

继后有清代罗美编撰《古今名医方论》，精选古今常用名方136首，代表性名医方论180余则，详论方名药性，细辨君臣配伍，比类诸方异同，列举各方治证，论一病不为一病所拘，明一方而得众方之用，简明精要，析疑解惑多有发明，比之《医方考》又胜出一筹；

至汪昂著《医方集解》，以《医方考》为范本，精选效方865首，以功效为纲类列方剂，会集众说，博采硕论，方义集解钩深致远，较之《医方考》更为透彻；后又有吴谦撰有《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论》，选载历代常用良方200首，引述历代医家方论再加以评议，分析配伍不乏有深刻见解。此后叶天士为许叔微《本事方》释义，吴宏定编撰《新方论注》，郑承洛编撰《胎产方论》等，也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方之有解虽始于陈无择、成无己，但全面系统地注解方剂、发明方义、辨证论方的历史使命，实则主要是由新安医药学家承担起来的，有力地促进了方剂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

新安医家开创“方论”是有一定的历史积累的。早在南朝（420-589年）宋时，新安太守羊欣就撰有《羊中散杂汤丸散酒方》1卷、《疗下汤丸散方》10卷、《羊中散药方》30卷。

宋明时期国家重视医药，编撰了大量的医药方书，受其影响，新安医药界收集良方、编撰方书形成风尚，几乎各家各派、每支每脉都编有用以授课门徒且秘不外传的家藏独门秘笈。

明代徐春甫编撰《古今医统大全》，其中卷九十三《经验秘方》就是临床各科疑难杂病的奇法秘方、单方验方集锦；晚年还将自制自用、凭此起家的秘方成药专集《评秘济世三十六方》公布出版。

他如程正通《仙方遗迹》、叶天士《种福堂公选良方》、胡庆余堂丸散膏丹方，都是屡验不爽的良方。

《医方考》、《医方集解》在收集整理前人方剂的同时亦常有发挥，如五磨饮子是吴崑在《济生方》四磨汤基础上化裁而成，用治暴怒气厥，药专力猛；龙胆泻肝汤是汪昂在《兰室秘藏》方基础上加黄芩、山栀、甘草三味而成，清热泻火之力更强，诸如此类的例子不胜枚举。

新安医家不仅善用吸收和运用前人良方，而且在临床实践中或灵活变通、化裁古方，或汲取精义、创立新方，创制了许多切实有效的名方，如徐春甫的大健脾养胃丸，孙一奎治疗膨胀的壮元汤和治疗痿证的壮元丸，吴崑的知柏地黄丸（其《医方考》540首方中1/5为首次记载），罗周彦的4首培补先后天元阴元阳系列方，方肇权的34首改正汤散，程国彭的止嗽散、消瘰丸、萆薢分清饮，吴澄的22首理脾阴系列方，吴谦的五味消毒饮，许豫和的新定黄连香薷饮、黄土稻花汤，西园郑氏喉科的养阴清肺汤和喉科吹药方，余国佩的治燥诸方等。

这些名方既是新安医家临床经验的结晶，也是新安医学创新学说的集中体现，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具有重要的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至今仍为临床医家普遍受用，现代历版《方剂学》教材收录新安名方均不下20余首，为方剂学做出了重要贡献。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