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味的高考：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教育——“教育漫话”之二

一

有一年参加高考阅卷，有一道材料作文题：两姐妹游玫瑰园，其中一个手指被刺，便说玫瑰不好，另一个说不，因为刺上还有花。考生就此写一篇议论文。大部分学生都是从看问题要一分为二的角度立论，由此联系现实，虽然有种种不如意之处，但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些作文从内容到形式，都中规中矩，使你无法不给他一个该得的分数。但“真理”被重复一万遍，也难免令人生厌。百无聊赖之中，忽然看到一篇文章，先从自己的坎坷经历讲起，谈生活的磨炼对自己的启示，最后结题：生活本来就是不完美的，不完美的生活才构成了完整的生活，就像玫瑰有花就会有刺一样。见此作文，眼睛顿时一亮，一个中学生，有如此的悟性，真是难得。但一看初评老师给的分数，低得让人大吃一惊，忙问其故，答曰：其一，不合材料作文的格式；其二，思想太消极。听后，不禁背上生出一股凉意。

都说高考是一把尺子，如果这把尺子划定了一个共同的模子，不“合格”者通通被剔除，那对整个民族保持生生不息的思想活力，将是不敢想象的事情。那位“思想消极”的考生，在我看来，就是属于有一定的思想的。当然“思想”总是异于常态的。英国的王尔德在《评论家也是艺术家》一文中说过一段话：

人们对于苦难表示同情是很容易的，要他们对思想怀有同情则非常困难。真的，一般的对究竟什么是思想了解得太少，他们似乎以为只要他们说那种思想是危险的，就等于给那种思想定了罪，其实正是这些思想，才具备真正的才智价值。大凡不危险的思想都是根本不配叫做思想的。

我们的高考，能够容纳一点“思想”吗？

二

忽然想起科举考试。科举考试乃是一种通过考试来取仕的制度，起于隋，唐代走向完备。这之前文官的选拔，多是通过考评、推荐。汉代有察举、征辟（征召、辟举）制，曹魏创九品中正制，由中正负责品第人物，将士人分为九品，按品授官。这都容易导致以个人价值取向为选拔标准，带有浓厚的“人治”色彩，甚至出现“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现象。科举首创通过考试，以个人的学识、才干而非出身取仕，有其历史进步意义。但到明清发展为八股取仕，题目取自四书五经文句，内容以朱熹《四书集句》为依据，不许自由发挥，所谓“代圣人立言”，文章形式也有一套严格规定，严重地禁锢了人的思想，扼杀了人的创造性。秦始皇焚书坑儒，八股考试则被人称为让“天下之书不焚而自焚”。正如清初广东士子廖燕所说：“吾以为明太祖以制艺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则一也”。秦代焚书使人无书可读，八股取仕则使人有书不肯读。试问，学子们为了前程，一天到晚只揣摩四书五经，哪还有心思读其它的书呢？

陈四益先生有一本随笔杂文集，题目叫《乱翻书》，就是针对中国文人学子的这种读书传统：面对各种“圣人”或准“圣人”，跪在地上，低眉垂眼，捣头如蒜，接受耳提面命。　

由此，陈四益先生提出读书人恰恰需要一点“乱翻书”的精神，一来读你喜欢的书，二来读书时自己先要站起来，挺直腰杆，自由地阅读、思考，哪怕面对“圣贤”，也不必唯唯诺诺，把“圣人”的话，句句当作真理，一句顶一万句。“追难孔子，何伤于义”，“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汉代的王充，便有了这份胆识，何况今人？“老友晤对，促膝谈心，可以倾听，可以受教，可以辩难，可以反诘”，也许，这书才能读出点味道。

　　中国社会对“乱”却一向讳莫如深，文人学子洗耳恭听“圣贤”教诲，也早已成为传统，时下我们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模式，也一直在强化这一“传统”。读什么，怎么读，似乎都早早有人给了你合理化建议，不然就是不务正业。

在《光明日报》上读到一篇文章，作者为八十年代的一位大学生，云为了“学业”，上大学前只读过一本课外书，书名叫《李四光传》，这唯一的一本书却影响了他的人生选择，使他跨入了地质科学的大门。

可悲乎？欣慰乎？

三

再来说说读到的一篇文章，《读书》2000年第7期，诗人王家新写的，题为《汉语的未来》。

作者谈到自己的孩子幼时也曾迸发过某种奇异的诗的想象力和语言才能，孩子的一些“话”和歪歪扭扭写下的“诗”，让他和他的朋友们“吓了一跳”。从小学二三年级开始，孩子一步步被纳入教育的规范，诗的才能被压抑了，“话”也不再像小时那样有趣。一次，听孩子为了考试大背“个人与集体与国家的关系”，又一次让人“吓了一跳”，只是不再是喜悦，而是悲哀了。孩子们一步步被“塑造”成能被体制所接受的人，其代价是一些更珍贵的东西的丧失。

一次，作者意外地收到北大附中一位叫林芳华的老师寄来的为学生们开设艾米莉·狄金森诗歌选修课的课程小结和学生们的“作业”──诗，他被深深打动了。据说，林老师选择诗作为素质教育的突破口，是因为诗是开启人心灵的艺术，是对人最重要的东西──自我意识、想像力和创造力的开发。而读狄金森可以让你感到“思想着的独立的人的可贵”。慢慢地，孩子们喜欢上了狄金森的诗，慢慢地，孩子们曾经枯涩的心灵中也开始有了诗情的涌动。这里姑且录其中的一首，《雪花》：

孩子在阳光下  

      采了一株蒲公英  

      不小心一吹  

      出现了一朵一朵的  

      洁白的 可爱的  

      雪花  

      孩子笑了    

      老人在寒风中  

      蹒跚地行走着  

      他的身旁  

      是一朵一朵的  

      真正的  

      雪花  

      老人继续走着  

      什么也没有看见

一个美国女诗人，可能进不了大学中文系的课堂，却出现在一所有着巨大的高考压力的中学，真是难得。“教育不在于给予什么，在于打开，就像诗，给我们第三只眼”。孩子们通过这“第三只眼”打开了通向世界、通向自我的心灵的大门，发现了在这凡俗的世间还有些可以让人“诗意地栖息”的空间。

这“第三只眼”大概就是 “心灵之眼”，它为我们每个人提供了看世界的独特眼光。可惜，在现实生活里，在人不断地被驯化的过程中，这只“灵眼”日益被遮蔽，或者日益被引向从同一个井里看世界，偶尔灵光乍现，便有可能成为异类。

教育的目的，不是遮蔽，而是打开。但愿更多的学校在向学子灌输知识的同时，也能够提供一些心灵的养分，一些创造的生机与活力。当然，前提是我们的社会能够容忍“异”的存在，我们的教育的内容与方式有所改变。

——原标题《第三只眼》，何云波，载《现代大学教育》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