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纸化时代，全凭硬面抄——古人最早的书写工具略谈

古代华夏族群的文字体系渊源有序，流传至今仍为亿万人所使用，这其中书籍的作用功不可没。我们经常将书籍比作人类进步的阶梯，但这部横亘古今，通往未来的神奇阶梯，到底是如何铺就的呢？我们在这期就讲讲古人最早使用的书写材料的故事。

刻骨钻龟

通常我们会将结绳记事作为人类无意识保存自身文明的开始，这从大体上讲是没错的，但真正牵涉到具有共同辨识度的文字内容的长久载录，先人的普遍选择是硬质材料。石料、木材和动物骨骼是文字出现后首先使用的三种最主要的材料，这其中很难准确判定究竟谁先谁后，但由于我们目前通过考古证据获取的较为完整的系统文字为殷墟甲骨，我们不妨先从这里开始讲起。

典型的龟腹甲卜辞，左右两侧清晰可见卜字形裂纹。

甲骨的甲一般指的是龟腹甲，骨则多是牛肩骨，共同特征是平坦面积大便于刻字。可能因为龟甲相对更规则，更便于堆放保存，因此龟甲文比牛骨文数量更多。我们现在都知道甲骨文上记录的都是古人占卜的信息，商代从王室到普通家庭，不管是重大事件还是日常琐碎，只要有所疑难就会占卜。龟卜是重要的形式之一，通常采取背面先钻孔，之后在钻孔处烧灼龟甲，观察表面裂纹的方式来测定吉凶，或采取相应的措施。

烧灼的部位根据季节而有所不同——春灼后左，夏灼前左，秋灼前右，冬灼后右。龟甲被烧烤形成的发散状裂纹，就被称为兆，因为它预示未来的某一事件或趋势，因此我们今天仍说“预兆”或“兆头”。判读卜兆需要对照专门的占卜书，有时候为保险起见，或是寻求心理安慰，还要连卜数遍追问根由。在获得确切无疑的结果之后，会将整件事情直接刻在卜兆边上，这就成了我们今天所看到的甲骨文。

目前能识别的甲骨文大约为1500字左右，占已发现的1/3左右。

简而不凡

上文小编说过，商人并不仅用甲骨刻字记事，竹木的简牍在当时已经出现了，但由于年代过于久远且不易保存，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绝大多数都是周代以后的简牍。所谓的简就是单片的竹简，文字信息量有限，所以我们有了“简单”一词。将多根竹片钻孔，横向用熟牛皮（韦）或丝绳编连起来就叫做册，手捧竹册阅读就叫典，也称为籍。

北方用木材更多，单片的叫做版或札，长宽相等的叫做方，长达一尺的叫做牍（嘴里念出来就是“读”），也称为木简或木牍，版和牍用类似竹简的方式捆扎起来就叫函。牍所用的多是坚韧节疤少的松、杉、柳木，古代专门有地方出售这种书写材料，买回后先横断成椠，再纵㭊成板，经过刮削后才成为可用的牍。

一般的木简文稿并不刻书，直接用墨书写。

和竹简的功能略有不同，木牍多数用于公文和便笺，和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更密切。比如公文所用的牍，汉代规定长度为一尺，宽度不小于两行，处理公务太累叫做案牍劳形，和朋友书信交流则是尺牍往还。其实木牍记事并非中国人的专利，古埃及人就曾用标字木片来为尸体编号，而古希腊和古罗马用木牍书写遗嘱和秘密文件，和中国做法十分相似。

竹木简牍都是单平面，《礼记》中称之为“方策”，用以指代各类典籍，但还有多面体的书写方式，古代叫做觚（材料有竹有木）。一般觚较粗厚，有二棱、四棱、六棱或八棱的，各面都能书写，能用以习字、拟稿或抄录经书，西汉时期的识字课本《急救篇》原先就是刻写在觚上的，成语中有操觚染翰一词，用以形容构思握笔写文章。

东汉蔡文姬时代虽有纸张，但竹简还大量存在。

吉金镌永

人们很早就意识到，简牍所刻字迹容易漫灭，编连一旦散乱，重新整理非常费时费力。因此对于一些重要的信息和记录，往往会选择更为坚固的金属材料，殷商时期一些大型青铜器上出现铭文，到春秋战国时期大为盛行，我们将这种鼎彝重器上的文字统称为金文，也叫钟鼎文。和甲骨、简牍直接用锐器刻划不同，青铜器上的文字是在器物尚未成型的时候，在泥胚上预先凿刻，再通过内外翻模一次成型的方式得到的，有时候还填注金银。

研读青铜器上的铭文，不但可以了解该器物本身的背景，往往还能获得非常珍贵的历史信息，补充传世文献的不足。比如陕西扶风上世纪70年代出土的一套秦公钟，专家通过对于铭文内容的解读，进一步证实了早期秦国早期的发展脉络，厘清了历代秦王的世系关系，特别是借此对《史记 秦本纪》中将秦憲公记为秦寧公的错误作出了纠正。而对于三代考古发掘而言，青铜器上的片言只字，往往也对确定墓主人身份和事迹至关重要。

这件青铜壶正面图，点击放大看看上面的铭文能认出多少？

一般而言长篇铭文都是具有重要象征意义的大事，还有王室对大臣的奖勉等等，这些需要完整记录在青铜器上以便流传后世。有些青铜器铭文所记载的事件则非常琐碎，却生动反映了当时的社会面貌，比如外观并不起眼的一件名为亻朕匜的盥洗用具，上面的一百五十七字铭文却清晰地记录下一段下属牧牛状告主人亻朕，却被法官伯扬父判决鞭笞五百，罚金三百爰的凄惨遭遇，无比清晰地折射出当时奴隶主拥有绝对权威的社会现实。

碑铭正本

随着铁器的盛行，秦汉时期青铜器器壁渐薄，也很少有在内壁錾字的重器了，何况金属本就不适合作为文字载体，只是更多被用作重大事件的证物而已。但简牍的缺憾依然存在，而且人们发现在书籍传抄的过程中，由于原本字迹不清和抄写者笔误，频频出现以讹传讹的情况。当时还没有发明印刷技术，手写传抄的错误会被蔓延开来，最终和原书大相径庭。

勒石成文的传统源远流长，作为书法典范的标杆是从峄山碑开始的。

于是在东汉熹平年间，大学者蔡邕提议采用刻石的方式，留下经典著作的权威版本，以供全国各地学子参照改正。这套标准教材由蔡邕亲自书丹于碑，然后找石匠镌刻在太学门外，前后耗时八年之久，总共七十三块碑，每块碑高一丈、宽四尺。如此一来，全国各地的学生纷至沓来，每天碑前都围得水泄不通，有的拿手里的书对照，有的没书则直接抄写。

熹平石经后仅仅数十年，魏正始年间洛阳太学又重立石经，采用古、篆、隶三种书体，唐代文宗年间长安太学用楷书刻写了十二部经典，史称开成石经，最后一次大规模典籍刻石是在后蜀孟昶时期。这之后宋、清两朝也曾刻石，但因为印刷业已经蓬勃发展，很少利用石经校对书籍，因此不受重视。而历代石经至今也只有开成石经较为完整地保存下来，其余各代都只有部分残留。

展于西安碑林的开成石经。

诗鼓难存

其实石上刻字的历史起码可以追平甲骨时代，因为并不需要对材质进行复杂的加工，著名的侯马盟书也是镌刻于美石之上。唐代初年岐州出土一批春秋时代的刻字石墩，诗人杜甫称其为陈仓石鼓，采用向小篆过渡的大篆字体，内容为与游猎相关的四言诗。由于年代久远，石鼓上的文字对于多数大唐学者，已经如同天书般艰深难读。连一贯爱掉书袋，动不动就用生僻字的韩愈都一脸茫然，慨叹自己学问不精，一多半字都认不出，更遑论读通诗意了。

不识古篆的韩夫子哭得稀里哗啦——“涕泪双滂沱”，两百多年后的苏东坡在任凤翔府通判时，也对机关大院中存放的石鼓文产生了浓厚兴趣。但他研究了半天，也只是“强寻偏旁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对此他给出的理由是“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人家专门研究古董，认起来都嫌太晚，何况我百年以后再读。关于石鼓的产生年代，历来众说纷纭，直至上世纪三十年代，才被全文解读并断代为春秋中期。

王安石：子瞻你是当世文豪，居然也认不出石鼓文？

苏轼：少烦我，我再没学问也不会写出你那本纯脑补的《字说》！

实际上无论是熹平石经还是陈仓石鼓，在漫长的历史演进过程中，都历经辗转磨难，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残缺，给后人的辨识增加了极大的难度。石材坚硬导致刻字不易，成书之后保存和携带都成问题，难以推广普及。由此可见，从文化传播的角度来看，轻薄柔软的“书面材料”才是未来的主流，然而这一缕文明的曙光究竟何时才能照进现实呢？我们下期慢慢讲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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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图洛书 · 2012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