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郎郎｜小朗朗找大朗朗（上）
1959年，后排左起：耿军19岁，张郎郎15岁；前排左起：张大伟10岁、张寥寥7岁
1959年，我接到北京一〇一中学的高中入学通知书，对我说来是件大事。
确实，北京一〇一中学当时在北京是所很了不起的学校，对许多孩子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那时候，只有这个中学有校服，是按照苏联军校的款式设计的，对男孩子吸引力尤其的大。
苏联作家温尼阿明 · 亚历山大罗维奇 · 卡维林在他的长篇小说《船长与大尉》的扉页上写下：“奋斗、探求，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开学那天，我站在公共汽车站，回头看见妈妈站在阳台上，微笑着向我挥手。
到学校，我一下车，一男一女迎面走过来。他们都身穿“一〇一”中的校服。“同学，你好。你是“一〇一”中的新生吧？”那个女同学微笑着问我。“是呀……”我一时不知所措。“北京一〇一中学欢迎你！”她大方的伸出手来和我握手。我不知是激动还是难为情，“唰”地一股热流从胸中涌起。那男孩子不分由说，趁我手忙脚乱之际，顺手一把将我的背包夺过去。我连忙说：“我自己来吧。”话音未落，我的网兜也被那女孩子麻利地抢走了。他们大步往前走，我在后边小步紧捯。“别不好意思。”那女孩回头笑着说：“我们都是志愿者，专门来接你们。明年你也会这样的，‘一〇一’人都是志愿者，从现在起你就是‘一〇一’的人了。”
他们俩轻快地走在前面，我两手空空跟在后面却还急赤白脸。他们的步伐如此矫健，是不是“一〇一”中能把所有的人都训练成这样？我以后也会变得和他们一样吗？
学校门口彩旗飞扬，大幅的迎新标语下面，七八张桌子一字排开，雪白的桌布上摆着盆盆鲜花，新生们都在这儿放下行李。
那个女孩问我：“你是哪个班的？”
“我是高一三班的。”入学通知上早就写好了。
她叫我在这儿等着，然后跑过去查我的名字。原来宿舍的铺位也早就定好的。这就是“一〇一”中的风格，一切都有规有矩，有安排，有程序。我当时觉得有点奇怪，她怎么也没问我叫什么名字就去帮我查看呢？奇怪！
1960年，北京香山。左起：张郎郎、耿军。
那个女孩回过头来诧异地问我：“你是高一三的吗？”
“不会错吧……”我慌了，连忙就找入学通知书。
“别找了，高一三班根本没有姓耿的。”女孩斩钉截铁地说。
我笑了：“我不姓耿，我姓张，张郎郎。”
“啊？”他们相视一笑，再看名单，一秒钟他们就查出来了：“你在5排3号11铺。”人堆里有人应声跑出来，喊道：“我是5排3号的，我送他去。”那两个接我的同学，一边道歉一边道别。
跑来接我的人，猛地扑过来一把搂住我，他大叫：“张郎郎，张邦昌，二郎山，大灰狼！”这是我在育才的外号大全，是甘露林写的唯一的一首诗，现在念诗的人一定是育才的。我差点儿被他搂得背过气去，回头一看，原来是三年不见的老同学——延岭。
这会儿新老同学很容易分清：我们都穿便服，他们都穿校服。我俩边走边聊，延岭像导游一样，给我介绍“一〇一”中的校园风光。迎面走过来几个老同学和延岭打招呼，他们问：“耿军的弟弟吧？”
“不是，人家姓张……”
“延岭，你弄错了吧，他绝对姓耿。”
“这还能弄错，我和他小学同学六年。他一直姓张。”
“这就怪了……”他们将信将疑地和我们擦肩而过，还狠狠地盯了我一眼，嘴里咕哝着说：“……居然姓张。”
延岭说：“这些人有病。”我说：“刚才已经有人认错了。”
话音未落又有人在喊：“这是小耿军吧？”
我和延岭都懒得回答了，笑了笑，接着走。延岭转头仔细地看看我说：“还真是有点像。”
“废话！像我的人多了。”
延岭把我送到宿舍，让我慢慢收拾好，然后去报到。他又忙着去迎新生了。
我三下五除二把东西收拾完毕，拿着手续三步并作两步地转眼跑到了校务办公室门口。一个和蔼的中年妇女突然伸手拉住我：“同学，你认识我吗？”
“老师，对不起，我不认识您。”
“没关系，你是新来的。我是你们的教导主任，姓王。”我一听是主任就十分紧张，想抽出手来，可她没撒开手，说：“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些人。”
她拉我走了几步，打开一扇门，把我轻轻地推进去，里边坐着十几个老师。好家伙，这是教员办公室吧？我顿时紧张得手足无措。
“你们看看谁来了？”
“耿军的弟弟来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
我顾不上解释，赶紧挣脱，转身跑了出去，身后留下一片笑声。
张郎郎作品《心知肚明》2014
布面 丙烯 综合材料 100*62
回到宿舍，见延岭也回来休息了，他叫我一块儿去游泳。
当时北京的中学里有游泳池的只有三十一中和北京一〇一中学。大概因为刚刚开学，更衣室里没几个人，游泳池里也就十几个人。我在清澈见底的游泳池里狂游了几个来回，爬到池边躺下，闭着眼睛静静地晒太阳。这时我听见旁边有人在问延岭：
“他是耿军的弟弟吗？”
“不是，他姓张，好些人都说他们长得像。”
“我从来没有见过亲兄弟长得这么像的，这就是几何学上相似形的最好例证。”那人真会说话。
游完泳，延岭带我去小卖部买基本文具。一路上我俩贫嘴滑舌，进了小卖部，一边挑选还一边继续贫。那位老售货员笑着说：
“你哥哥刚走，你就来这儿接着耍活宝啦。”
“我知道您以为我是耿军的弟弟，这回您看走眼了——我姓张。”
那老售货员却一声不响，直直地接着瞧着我。“小伙子，听着！”那老头突然严肃起来了：“你好好想想，在战争年代中你有没有失散的兄弟？”
“大爷，您电影看多了……”延岭笑着说。
“凭我几十年的经验，这次我没走眼，他们不光长得像，声音也一样，连手势动作都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不信，咱们可以打赌。”
延岭他们哄堂大笑，可我小脸儿就白了，一言不发。
走到外面，我对延岭说：“真的，我是有个哥哥，在战争中失散了。”
“啊！他叫什么？多大了？”
“我只知道我的哥哥也叫郎郎，别的一概不知。”
“你这礼拜天回家好好问问，有了线索我们帮你找。”
他们兴奋地开始研究侦察计划，我却不抱多大希望。一来，我们家十八年来费尽心思，托了无数关系，查了多少线索，我的哥哥依然杳无音讯；二来，战争中失散的孩子，下落不明的太多了。
过去我们家叫我“小郎郎”，经常议论的是 “大郎郎”什么时候能回家。后来，人们慢慢不再这样说了，何苦呢，不提也罢。
延岭他们一片热心，我却淡然处之。即便开学后更多的人说我像耿军，甚至干脆叫我“小耿军”，我还是淡然处之。当了小耿军之后，有不少好处，原来这个耿军是“一〇一”中的旗手。“一〇一”中的一切规矩都是苏联军校翻版，于是他是标兵，他是榜样，他是孩子们心目中的英雄。在学校里我受到了多种优待，我去借书，我去踢球，我去买东西……无论我做什么，都是一路绿灯，一片热情。我都快被惯坏了。
张郎郎作品《难忘》 2014
布面、丙烯、综合材料 111*150
我进校不到一个月，就被起用为学校广播站的广播员。我去试试报考学校话剧团，结果被录取为“演员”，还当选为副团长。一个人运气来了，你挡也挡不住。那段黄金日子，我天天处于亢奋状态。
一天下了晚自习，我们在宿舍唱歌。当时“一〇一”中规定，每个班的宿舍里要住几个低三年的学生，高年级的孩子帮学校带那些小孩子。其实我们在育才的时候就有这个传统，那时这些孩子算我们的“小根儿”。
我教他们唱育才的“流行歌曲”，例如意大利的《好朋友》，俄罗斯的《萨特阔》、《白灵花》，还有《西班牙骑士》等等。这些歌在“一〇一”中并不流行，算是新歌，结果同班的几个同学也参加进来，一块儿向我学。正唱得来劲的时候，停电了，我们只好都钻进蚊帐里，躺下接着吼。
延岭摸着黑跑到我床前，说：“郎郎，你看看这个，是耿军。”他掀开蚊帐的一角递给我一张照片，还打开手电帮我照着。在黑暗中，一个青年的形像突然浮现在我眼前，我一下被震愣了。
“像不像你？”
“不太像……可是像我爸年轻的时候。”
近来我不太关注这件事，因为我想我们只是长得像，找哥哥这件事情，根本就不大可能。别瞎耽误功夫了。看了这张照片后，直觉：他准是我们家人。
周末我回到家，开始小心翼翼地向妈妈了解哥哥的事情。一贯粗心大意的我，现在却特别小心——不能拿“八字没一撇”的事，伤了妈妈的心。妈妈在厨房做饭的时候，我跑过去和她七聊八扯，假装帮她解闷。一会儿说“一〇一”中的老师和同学和北京四中的怎么不一样，一会儿又说“一〇一”中的同学来自五湖四海，各有各的故事。然后话锋一转，我说：“现在我大了，想帮家里做点什么。对了，我记得姐姐过去常说：‘将来咱们长大了，带一条狗，走遍全国把大郎郎找回来。’过去在北京，我从来没有打听到有关大郎郎的任何消息，现在“一〇一” 中的同学哪儿的都有，我可以慢慢查访，您得把事情的所有线索告诉我。”
妈妈一开始不愿意接我的话茬儿，后来在我软磨硬泡下慢慢地讲出了以下的故事：
1940年的一个冬夜，哥哥降生在延安中央医院。其实所谓的中央医院不过是一排窑洞。他出生没几天的一个晚上，狂风怒号，妈妈半夜醒来发现门被风吹开了，她大声地喊叫护士，护士没来，却叫进来一只大狗似的动物。
“狼！”我妈妈知道，在狼面前不能慌神，否则它就会扑过来。那只狼站在门口和妈妈四目对视，双方一动不动，时间仿佛停滞……
一个护士来查房，一推房门她尖叫起来，那头狼箭一般地从她身边窜了出去，妈妈的衬衣后背已经被冷汗湿透。人们跑来议论纷纷：那到底是狼还是野狗？是冲大人还是冲孩子来的……
因此，这孩子——我的哥哥就此起名叫郎郎了。
本文选自张郎郎文集《郎郎说事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