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建”一词的误读史|（古儒12） | 牧猪人的 Zine 专栏
“封建”一词的误读史|（古儒12）
文/牧猪人
既然“封建”是指周代那种封邦建国的政治形态，那么何以我们今天却把秦汉以降称之为“封建”呢？秦始皇一统天下之后，“废封建，立郡县”，中国正式进入了“集权”时代；而“集权”与“封建”原本是相反的两种形态，那么何以我们今天会将“集权”反而当做了“封建”呢？
01、“周制”？“秦制”？
秦一统之后，至满清覆亡，共计2100多年，我们现在称之为中国的“封建社会”。这与人们历来对“封建”的看法是不符的，因为从秦代至清代，是典型的集权帝制，而不是封建；即使偶有分封，也不是主流，甚至大多只是虚封。
这一点，在民国及之前，并无误解。比如对于西方中世纪的“Fudelism”，严复所采用的汉语翻译就是“封建”，亦即在严复看来，中国周代的“封建”与西方中世纪的“Fudelism”基本上是可以等同的，因而才能以这个中文词语作为翻译。再如，梁启超称“真封建自周公始”，显然也是指周代的政治，而非秦制。
所以，对于民国时代的人们来说，“封建”一词的含义是明确无误的，它不是指“秦制”，而是指“周制”。比如，1973年，毛泽东写了一首诗给郭沫若先生：
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
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
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
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为什么会写这样一首诗呢？说来话长。
1940年代，当时郭沫若在重庆，前后写了十篇文章，对一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专制思想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尤其是批判法家。之后结成了一本书，就叫做《十批判书》，主要是批判法家、批判秦制的，而称赞孔子“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三十年后毛的这首诗，就是针对郭沫若的批法崇儒观点的。
（郭沫若）
收到这首诗之后，郭沫若先生很快就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也写了一首诗作为回应：
《春雷》——
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
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
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
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
了解郭的朋友都知道，那些年他可是写了一批诗，那诗写的…比大白话还难听，但这首诗则不同，文采斐然，这才是郭沫若真正的实力。
当然，我们先不去深究其中的义理孰是孰非，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这两位对“封建”的理解都是“周制”，而非秦制。毛诗中提到的“唐人”的《封建论》，就是指唐代柳宗元（字子厚）的一篇著名的文章，他历数了封建制的弊端，认为封建不如集权，所以毛说，如果你熟读过柳宗元的这篇《封建论》，你就不会再主张从刘子厚（集权）回到周文王（封建）了。所以，毫无疑问，“封建”就是“周制”；而“集权”则是“秦制”——这在毛与郭看来，都是毫无疑义的。
那么，我们今天对于“封建”一词的误读，始于何时呢、又是从何而来呢？要知道，“封建”与“集权”恰好是相反的意思，那么我们如何将如此明确的一个词语，混淆到恰与其本意正相反的意向上去呢？
对此，需要的是考据史料的功夫，笔者对此是毫无贡献的；笔者的观点，大多数来自武汉大学教授冯天瑜先生的研究。冯先生在90年代出版了一本书《“封建”考论》，不仅对“封建”一词的意义进行了严谨的辨析，而且也把当代我们对这一概念的误读史，做了详细的梳理。感兴趣的朋友不妨去翻阅该书，此处笔者只是将冯先生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些归纳总结。
据冯先生的考证，是两条路径，第一个是陈独秀，第二个是列宁。
02、陈独秀学成归来
据冯天瑜考证，“封建”一词含义的混乱最早发生于新文化运动时期，将“封建”等同于落后、陈腐、反动，首见于陈独秀于1915年发表的《敬告青年》一文：
“举凡残民害理之妖言，率能征之故训，而不可谓诬，谬种流传，岂自今始！固有之伦理、法律、学术、礼俗，无一非封建制度之遗……”[1]
同时，陈独秀首次将封建与君主专制视为等同，在其文《今日之教育方针》中说：
“封建时代，君主专制时代，人民惟统治者之命是从，无互相联络之机缘，团体思想，因以薄弱。” [2]“辛亥革命所以失败的原因......也正以当时中国幼稚的资产阶级，未曾发达到与封建官僚阶级截然分化的程度。”
陈氏这种对“封建”的理解其影响可谓深远。那么，陈独秀何以会对封建做这样的曲解呢？是为了迎合马克思的社会五阶段论么？不是，因为那个时代的陈独秀甚至还没有接触到马克思主义。他对封建的这个看法，尤其是这种“反封建”的态度，其实是来自日本。从1901年到1914年，他曾经5次去日本游学，晚清甲午战争之后，中国人留学日本是一种风尚。而这个时代，正是日本“反封建”的第二次热潮（冯天瑜语）。
大家都知道，日本在1868年搞了“明治维新”。去年是明治维新150周年，恰逢我们这边改开40周年，加之近年人们愈发怀念改革，于是去年国内学界、民间对此事都非常重视，我看甚至反比日本更为看重。但我注意到，大多数学者都是对日本的这个维新持完全的肯定态度，笔者对此并不赞同。明治维新于日本之文明开化固然值得正面肯定，但政治上却是学的普鲁士。
普鲁士当时经过19世纪初的施泰因改革，废除贵族政治，解放农奴，大搞中央集权、军国主义，到日本维新之时，普鲁士已是如日中天，刚刚先后击败丹麦、奥地利，两年之后还将击败法国，然后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加冕为德意志皇帝，一统北德意志（不包括奥地利——传统上的德意志是包括奥地利的），甚至大有赶超英国的趋势。
所以，日本学普鲁士在当时是可以理解的，一方面为了国家富强，而另一方面普鲁士的路径也恰好适合日本——因为日本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封建的国家，恰好可以借鉴普鲁士的集权化改革。于是，明治维新开始“废藩置县”，从“封建到集权”。所以笔者认为，这是从文明走向野蛮、从“周制”走上了“秦制”。同时也把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学的像模像样，此后日本的法西斯化、以及带给东亚各国人民的巨大灾难，皆根源于此，政治上其实有着相当程度的倒退。
（德皇威廉一世）
（关于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请参见拙文“纳粹先辈的旗帜——德意志军国主义”）
纳粹先辈的旗帜——德意志军国主义 mp.weixin.qq.com
日本明治维新既然是“废藩置县”，从“封建到集权”，那么旧的大名、贵族就十分不满，所以伴随而来的就是日本社会对古老、“野蛮”的“封建制”的批判，即所谓“扬郡县、抑封建”。当时的日本人就从西方反封建的思潮中找来了依据，最主要就是受法国启蒙运动的影响，比如福泽谕吉，被称为“日本的伏尔泰”；中江兆民被称为“日本的卢梭”，他们都是反封建的“志士”。而反封建就会反儒家，另一位日本哲学家“西周”更是明确的反对儒家。所以，对封建的负面态度就在日本延续了下去，到陈独秀游学日本甚至还掀起了第二次高潮。
于是，陈独秀就从日本带回了“反封建”的旗帜。有趣的是，我们暂且不去考虑在日本“反封建”是对是错，但至少日本当时确实是有“封建”可反的，明治维新之前的日本确实是封建的；而中国呢，中国的封建时代早在2100多年前就已经终止了，陈先生所反的封建在哪里呢？
03、第二路径——列宁
尽管马列常常并称，但列宁的思想与马克斯还是很不一样的。其他的不提，仅仅是对“封建”一词的看法就很不同，马克思对“封建”的含义并无误解，马克思所指的就是欧洲中世纪的那种政治形态。马克思当然认为“封建”属于是前现代社会的一种，但是“前现代社会”并不只有西欧式的封建，还包括马克思那个时代的印度与中国——在马克思看来，当时的中国（自秦至清末）属于“东方专制主义”，这也属于“前现代社会”，但却并不是“封建”。
这个误读来自列宁。而列宁对封建的误读，首先是针对他们俄国自己的情况，他是将俄国当时“地主-农民”的社会经济结构称作“封建”。
实际上列宁这样讲并非完全没有道理。因为列宁首先敏锐地意识到，西欧中世纪的封建制与俄国1861年改革之前的农奴制相差甚远，并不是一回事，列宁认为俄国的旧农奴制其实更接近于奴隶制，所以不能用西欧所谓的“封建”来描述俄国的中世纪。所以，对于俄国旧时代的情形，列宁常用“半农奴制”来描述，但偶尔也用“半封建”相称。
（列宁雕像）
之所以如此，其实是在于俄国以欧洲历史上的差异，与欧洲中世纪的封建制不同，俄国尽管也存在封土封臣的关系，不过形成较晚；而更重要的是，俄国的政治并非如西欧封建制那样权力分散的“国王——诸侯”的结构，而是更接近于亚洲的专制君主制。尤其是在罗曼诺夫王朝的300年间，俄国政治大踏步集权化，不过却并未将贵族阶层消灭掉，旧的封建等级体系逐渐融入了沙皇制的官僚机构之中，成为了集权政治的一部分。所以，在俄国当时，“反封建”与“反专制”其实是合而为一的。
因而，为了适应俄国的情况，列宁从理论上改造了马克思的“封建”概念。马克思是将“封建”视作西欧中世纪的政治形式；而列宁，则是从经济角度来重新阐释“封建”的——他认为，封建制的特征主要是经济上的：
农业生活方式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土地为大土地占有者即地主瓜分实行农奴制地主通过“地租”剥削农民
这些，相信就是我们教科书上对“封建”的解释了。以此来看中国，那么秦至清末，自然也就成了封建。
所以，在辛亥革命之后不久，1912年列宁就在他的《中国的民主主义与民粹主义》一文中，将中国旧的帝制时代称为“封建”：
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的半封建国家的客观条件，在将近5亿人民的生活日程上，只提出了这种压迫和这种剥削的一定的历史独特形式——封建制度。农业生活方式和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是封建制度的基础；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把中国农民束缚在土地上，这是他们受封建剥削的根源；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封建主，以皇帝为整个制度首脑的封建主整体和单个的封建主。
此后，随着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的兴起、以及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影响，列宁的学说逐渐成为主流。于是，中国2100年的帝制集权时代，就被冠以“封建”之名了；而中国真正的封建时代，即先秦时代，则只能按照马克思的社会进化学说，被归为“奴隶制”。
历史，与我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这个玩笑，致使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国史的解读在方方面面出现了相当大的偏差，因为，它涉及的是一个相当基础性的、却是一个“错误”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