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今《三国演义》研究的看法及未来的展望
中国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以来，《三国演义》研究发展健康，成就突出，为整个古代文学研究界所瞩目。其主要标志是：其一，学术成果大量涌现。根据我的初步统计，1980年以来，中国大陆已经公开出版《三国演义》研究专著、专书大约160部，相当于过去三十年总数（5部）的三十二倍；发表研究文章大约2200篇，相当于过去三十年总数（135篇）的十六倍多。其中包括一批水平较高，影响较大的成果。其二，学术会议接连举行。二十八年来，总共举行了18次全国性的《三国演义》学术研讨会，5次专题研讨会（1986年12月在广州举行的“传统文化与现代管理研讨会”，1987年1月在昆明举行的“《三国演义》版本讨论会”，1993年5月在浙江富阳举行的“孙吴与三国文化研讨会”，2002年8月在山西清徐举行的“罗贯中与《三国演义》研讨会”，2003年9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三国演义》版本研讨会”），3次国际研讨会（1985年11月在成都举行的“三国与诸葛亮国际学术讨论会”，1991年11月在成都举行的“中国四川国际三国文化研讨会”，2001年4月在成都、南充举行的“三国文化国际研讨会”）。这些会议，有力地推动了研究的发展。其三，学术团体纷纷成立。继1984年4月中国《三国演义》学会成立之后，一些省、市、县级学会也陆续成立，有的地方还建立了专门研究机构。它们是《三国演义》研究事业不断发展的主要推动者。可以说，新时期以来中国《三国演义》研究的广度和深度都大大超过了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在一系列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取得了若干新的突破。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有下列八个问题：（一）关于罗贯中的生平籍贯。（二）关于《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三）关于《三国演义》版本的整理与研究。（四）关于《三国演义》的主题。（五）关于《三国演义》的人物形象。（六）关于《三国演义》的创作方法与艺术成就。（七）关于毛宗岗父子和毛评《三国》。（八）关于“三国文化”研究。具体情况，可参见拙作《新的进展，新的突破——新时期〈三国演义〉研究述评》，初稿写于1996－1998年，2000年修订，收入本人所著《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
综观新时期中国的《三国》研究，可以看到这样几个突出的特点：第一，初步形成了多层次、多角度、多元化的研究格局。第二，研究的系统性、综合性逐步增强。第三，《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已经初见成效。自2001年9月以来，已经接连举行了七届“中国古代小说数字化研讨会”，均以《三国演义》的数字化为重点。其中一次在韩国首尔、一次在日本东京举行，第七届则于2008年8月下旬在澳门举行。已经取得的主要成绩有：（1）实现了毛宗岗评改本、嘉靖元年本、叶逢春本等8个重要版本排印本的数字化，包括文字版、图像版和图文对照版三种形式。其中文字版采用文本方式，可用于检索。此外，还实现了24种版本影印本的数字化，具有图文对照、图像比对、相似度比对、逐行比对等功能。两类版本共计32种。（2）建立了初步的《三国演义》电子史料库，包括上述32个重要版本和有关文献（如《三国志》、《后汉书》、《晋书》、《华阳国志》等）的电子文本。（3）绘制了比较系统的《三国演义》地图。第四，学风比较端正。第五，中外学者的交流，特别是中、日、韩三国学者的交流取得了一定进展。
不过，存在的不足之处也是相当明显的。我认为主要有这样几个问题：第一，研究的系统性、深刻性仍嫌不足。例如：尽管有关毛宗岗父子和毛评的研究比之过去大有进步，但至今尚无一部全面研究毛宗岗父子和毛本《三国》的专著；尽管已有部分学者开始注意到从传播和接受的角度进行研究，但至今尚无一部全面梳理《三国演义》接受史的专著。第二，题目陈旧、内容浮泛、缺乏新意的平平之作相当多。一些文章，一望而知是“炒冷饭”的货色，作者既无卓异的见解，自然也就谈不上对他人的启示意义。平庸之作之所以频频出现，原因当然很复杂：有的是由于学术功力不足，有的是由于治学态度不够严谨；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对研究的历史和现状缺乏了解。第三，研究的思路不够开阔，方法不够多样。例如：母题学的方法、原型批评的方法、比较研究的方法就使用得不够。第四，部分学者的思想方法存在明显缺陷。例如：在讨论罗贯中的籍贯时，有人为了证明罗贯中祖籍为今山西清徐，从《三国演义》和《三遂平妖传》中找出一些词语（以《三国》为主），名之曰“清徐方言词语”。在他们看来，只要是清徐人在使用的词语，就等于“清徐方言词语”，就可以证明罗贯中是清徐人。这在概念上是错误的，逻辑是混乱的。其实，稍加辨析就可发现，这些所谓“清徐方言词语”，大多是明清小说中的常用词语，而不是某一地区独有的“地点方言”，并不具有唯一性和排他性，因而不应作为考证作者籍贯的依据。第五，中外学者的交流渠道仍然不够畅通，有效的合作更是少见。
展望今后的《三国》研究，我想强调五个问题。第一，进一步深化《三国演义》的基础研究。例如：一些基本事实的认定（如关于关索和花关索的情节，究竟是罗贯中原作就有的，还是在传抄刊刻中增加的），一些重要概念的厘清，都需要通过精细的研究，争取逐步统一认识，不能长期处于模糊不清的状况。迄今为止，学术界对《三国》版本的研究仍然是不够深入、不够系统的。对于诸本《三国志传》，人们至今研究得不多；对于《三国志通俗演义》和《三国志传》两大版本系统内各本的递嬗关系，以及两大系统之间的互相吸收，人们已有的掌握还相当粗略；对于不同版本中一些内容的认识，还存在较大分歧。这些问题若不解决，直接影响到对《三国演义》的成书年代和罗贯中原作面貌这两大问题的研究；而这两大问题的研究，又直接关系到对一系列问题的定位。因此，我们必须在现有的研究基础上，继续深化对版本的研究，以版本研究的突破来促进整个研究的突破。
第二，必须在研究的思路和方法上有所创新。对此主要想谈两点：（1）在大文化的广阔背景下深入开拓。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人们对《三国演义》进行多层次、多方位的观照，文学的研究日益拓展到文化的研究。这是《三国演义》研究自身向广度和深度进军的必然要求。一部内容丰富、底蕴深厚的作品，不仅是一种文学现象，而且是一种文化现象。因此，对《三国演义》的研究，既可以从纯文学的角度进行，也可以从文化的角度进行。这至少包含三个层面：一是对《演义》的文学特征和成就继续进行精深的探讨；二是将《演义》置于中华文化发展的长河中，深入发掘其文化内涵；三是全面总结《演义》对我们民族的精神生活和民族性格的广泛影响。这样，《三国演义》研究的天地将是无限宽广的。（2）积极运用新的研究方法。学术研究的历史证明，研究方法的更新具有重要的意义。研究方法问题不只是一般的工具问题，还有一个哲学上的方法论层次和认识论深度问题。古代小说研究的每一次历史性进步，都与研究方法的变革有关。随着社会的全面进步，随着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新的文艺理论、新的研究方法将不断涌现。我们应当以开放的态度和求实的精神，认真鉴别，选择吸收，推动《三国演义》研究的继续深入。
第三，必须进一步加强对研究史的研究。任何一门学问，都有其创立和发展的过程，都是在逐步积累中不断丰富和完善的。只有充分掌握已有的研究成果，才谈得上发展和创新；只有站在前人的肩膀上，才能比前人看得更远。因此，研究任何一个课题，都应该首先把握其研究史，了解在自己着手之前，别人已经研究了多少，研究到什么程度，有些什么观点，存在哪些问题，从而确定自己的研究起点，选取适当的研究角度，这是学术界公认的治学之道。只有重视和加强对研究史的研究，才能从整体上提高《三国演义》研究的水平。为此，应当逐年整理《三国演义》研究论著索引，系统收集和整理新的研究资料，撰写专门的研究著作，为今后的研究提供路标。同时，应当大大强化研究者重视研究史的意识，把这与树立严谨求实的学风联系在一起。我和谭良啸编著、2007年由中华书局出版的《三国演义大辞典》，附录有迄今为止最详细的《〈三国演义〉研究论著索引》，足资研究者参考。目前，已有不止一位学者正在撰写比较系统的《三国演义》研究史，这对于帮助研究者掌握有关信息，避免低水平重复劳动，提高研究水平，显然是大有裨益的。
第四，积极推进《三国演义》数字化工程。以今年8月下旬在澳门举行的第七届“古代小说文献与数字化研讨会”为契机，将在这方面作出新的努力。
第五，努力加强中外学术交流与合作。回顾《三国演义》研究走过的道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中外学者的交流，对于推动研究的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首先，在研究资料的收集上，由于历史的原因，外国学者在某些罕见资料（如某些稀见版本）的掌握上，比之中国学者较为便利，可以为我们提供重要的参考。其次，由于知识结构、社会背景、文化心理的差异，外国学者在研究角度、研究方法、文化阐释等方面有自己的特长，可以与中国学者互相交流，优势互补。再次，进入数字化和网络时代以后，中外学者交流与合作的现实可能性越来越强。因此，中国学者应该以诚挚而恳切的态度，与各国学者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加强合作，共同推动学术的发展。
选自《国际汉学热中的<三国演义>研究——答马来西亚<东方日报记者问>》，原载《河南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
作者简介：沈伯俊，1946年4月生于重庆，原籍安徽庐江。197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外文系。1980年参加经国务院批准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招收研究人员考试，以四川省文学专业第一名的成绩，被录取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从事古典文学研究。历任文学研究所副所长、哲学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南开大学教授、中国明代文学学会理事、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会理事、四川三国文化研究所所长。系四川省学术带头人、四川省专家评议（审）委员会委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长期研究明清文学，主攻明清小说。主要著作有：《中国古典小说新论集》（合著，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11月）、《三国演义辞典》（合著，巴蜀书社1989年6月）、《校理本三国演义》（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2月）、毛本《三国演义》整理本（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整理本（花山文艺出版社1993年5月）、《李卓吾先生批评三国志》整理本（巴蜀书社1993年11月）、《三国漫谈》（巴蜀书社1995年2月）、《三国演义》评点本（山西古籍出版社1995年4月）、《三国演义》新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2月）、《罗贯中和〈三国演义〉》（春风文艺出版社1999年1月）、《三国漫话》（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年9月）、《三国演义新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西游记》校注本（岳麓书社2002年8月）、《图说三国》（主编并撰文，成都地图出版社2004年3月）、《沈伯俊说三国》（中华书局2005年12月）、《赏味三国》（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6年8月）、《神游三国》（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6年12月）、《三国演义大辞典》（中华书局2007年7月）、《罗贯中与〈三国演义〉》（台湾远流出版公司2007年11月）、《你不知道的三国》（文汇出版社2008年1月）、《三国志通俗演义》校注本（文汇出版社2008年4月）、《三国演义（名家批注图文本）》（凤凰出版社2009年6月）等。校点《后水浒传》、《隋唐两朝志传》、《残唐五代史演义传》等6部明代小说。选编《〈水浒〉研究论文集》（中华书局1994年3月）。发表学术论文210余篇，短评、札记、随笔等230余篇。其中，《三国演义辞典》已在日本出版日文版，在韩国出版韩文版；《三国漫谈》亦在韩国出版韩文版；几种《三国》整理本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被誉为“沈本《三国演义》”，“《三国演义》版本史上的新里程碑”，“代表了新时期《三国演义》版本整理的最高水平”。被国内外同行誉为“权威的《三国》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