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现俊 ‖ 元代容城刘因的诗文创作
刘因（1249——1293），初名骃，表字梦骥，后改名因，字梦吉，号静修，又号樵庵、雷溪真隐。雄州容城（今河北省容城）人。生平事迹见前。他与吴澄、许衡并称为元代三大理学家。吴澄的学术活动主要在南方，而许、刘则在北方，称为“元北方两大儒”。清人黄百家说：“有元之学者，鲁斋、静修、草庐三人耳。草庐后，至鲁斋、静修，盖元之所藉以立国者也。”显见他们在元代思想界的重要地位。
元代的立国思想是程朱理学，而从刘因的生平和著作中亦可看出他十分倾心于理学的特点。理学思想不可避免地会渗透到文学创作中，认识到这一点，才能更为准确地评价刘因的文学理论及其诗文的成就和特点。
一、
刘因的文学思想
刘因既是著名的理学家又是著名的诗人。他不赞同宋代理学家将道、艺对立，甚至认为“作文害道”的说法。他从道与艺统一的角度，论证了艺的重要：
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艺亦不可不游也。今之所谓艺，与古之所谓艺不同，礼、乐、射、御、书、数，古之所谓艺也，今人虽致力亦不能，世变使然耳。今之所谓艺，随世变而下矣。虽然，不可不察也。诗、文、字、画，今之所谓艺，亦当致力，所以华国，所以藻物，所以饰身，无不在也。
显见“道”是离不开“艺”的。不仅如此，“艺”对人的成长、对人生的大有作为也有着极端的重要性：
如是而治经史，如是而读诸子及宋兴以来诸公书，如是而为诗文，如是而为字画，大小长短，浅深迟速，各底于成，则可以为君相，可以为将帅，可以致君为尧舜，可以措天下如泰山之安。……
既然“艺”有如此的重要性，显见在刘因的观念中自然就不能“重道轻艺”了。
除此外，刘因在《书东坡传神记后》《田景延写真诗序》等文中，论述了“形似”与“神似”的关系，强调神寓形中，不能离形求神，形似与神似相统一等。其三，在文学思想上，他还主张“取诸家之长”，如他论诗说：“魏晋而降，诗学日盛，曹、刘、陶、谢其至者也。隋、唐而降，诗学日变，变而得正，李、杜、韩其至者也。周、宋而降，诗学日弱，软而后强，欧、苏、黄其至者也。”由此可见他对前代诗歌不取一概肯定或一概否定的态度，而是有所继承，有所选择。他又在《述学》一文中，历数了先秦至宋的“可学”之文。总之，转益多师，融会贯通，只有这样，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
二、
刘因的诗文内容及其特色
刘因是元代前期诗坛名家，诗集有《丁亥集》、《静修遗诗》等。据今人统计，刘因存诗应在千首上下。对于如此之多的诗作，有学者将其大体上分为咏物诗、山水诗、咏史诗、丧乱诗、题画诗、讽喻诗、隐逸诗和送别诗等八大类。这种分类基本上含括了刘因诗歌的主要内容。
前人在评述刘因时主要集中在两个基本问题上，一是刘因虽不是南宋人，却写了大量悼念南宋的诗，这是否是对宋王朝念念不忘，是否主要出于维护民族传统文化的思想感情？二是他在短暂出仕元朝后便辞官归隐，后来为何坚拒元世祖忽必烈之召，采取与元王朝不合作态度？
刘因在宋亡以后确实写了不少悼宋的诗，但问题是，他同时也写了不少悼念金朝的诗文，如《金太子允恭墨竹》、《翟节妇诗》、《孝子田君墓表》等，最有代表性的则是《陈氏庄》：
陈氏园林千户封，晴楼水阁围春风。翠华当年此驻跸，太平天子长杨宫。浮云南去繁华歇，回首梁园亦灰灭。渊明乱后独归来，欲传龙山想愁绝。今我独行寻故基，前日家僮白发垂。相看不用吞声哭，试赋宗周黍离离。
此诗自注说：“陈氏，先父之外家。金章宗每游猎，必宿其家。渊明谓先父。龙山，指孟嘉事。”由自注看，刘因父亲的姥姥家与金朝皇帝关系非同一般，刘家想必也曾辉煌过，但现在却衰落了，正如诗中所写：“浮云南去繁华歇，回首梁园亦灰灭。”刘家的盛衰不能说对刘因毫无影响，但刘因生于金亡之后十五年，这毕竟是三十多年前的事情。虽然这首诗表达了十足的“遗老”感情，但我们依然很难从中体会出他有“自视为亡金遗血”的意思。
如果我们再证之于刘因的其他咏诗诗和凭吊历史的散文，这个问题或许就更为清楚。其咏史诗文内容非常广泛，既有关于金朝、宋朝的，也有关于辽朝的，还有关于唐朝、汉朝的，甚至有更古远的。由此我们不能说刘因写出怀恋某朝的作品，他就有哀悼某朝的情绪。
那么，刘因的许多悼宋诗，犹如他的悼金诗一样，很难说就是在哀悼南宋王朝，也不存在什么诸如“民族感情”或“遗民情绪”等等问题。如《书事五首》、《冯瀛王吟诗台》、《巫山图》、《宋度宗熙明殿古墨》、《登武遂城》、《武当野老歌》等。特别是他路过定兴新城白沟河时所写的两首怀古诗，是最具内涵同时也更能给我们以启示。
《渡白沟》：
蓟门霜落水天愁，匹马冲寒渡白沟。燕赵山河分上镇，辽金风物异中州。黄云古戍孤城晚，落日西风一雁秋。四海知名半凋落，天涯孤剑独谁投。
《白沟》：
宝符藏山自可攻，儿孙谁是出群雄。幽燕不照中天月，丰沛空歌海内风。赵普元无四方志，澶渊堪笑百年功。白沟移向江淮去，止罪宣和恐未公。
白沟是当年宋、金的分界线，故又名“界河”。但现在的白沟已不再起界河的作用。那么，刘因是在感时还是在怀古？若仔细读之，这两首诗实际已超越了对宋王朝的悼念而上升为对一种文化的哀悼和对历史命运的深沉思考了。
至于刘因两次辞官而不肯仕元也是事出有因的，也不存在所谓的“气节”问题。实际上，刘因对于忽必烈政权、对“中国将合”即元王朝将统一全国是持肯定和支持态度的。他的《渡江赋》鲜明地表明他拥元的政治倾向。在这篇赋中，他自称“北燕处士”，并设一“淮南剑客”，以主客问答的形式，歌颂元军攻宋的正义，说明宋室必亡。
当然，刘因对元王朝的态度也有一个变化的过程。他早年很有抱负，在许多诗篇中都表达了其建功立业的愿望：“岂不志功名，功名来未迟。”（《拟古》）“头上无绳系白日，胸中有石补青天。”（《除夕》）而在《秋夕感怀》中更表达了他的壮志：“皎然方寸间，自有平安策。一日风云会，四方贤路辟。致身青云间，高飞举六翮。整顿乾坤了，千古功名立。”他对民生的疾苦也比较关心同情：“采风千古自观风，十室谁言九室空。寄语当年长乐老，回头无忘聂夷中。”（《幽风图》）即使志不得立，仍不忘怀天下：“勿以一身戚，而忘天下忧。”（《送国医许润还燕》）“穷年忧道丧，漫自中肠沸。”（《匏瓜亭》）但到他三十一岁时，便绝意仕进，以讲学授徒为业。究其原因，一方面刘因所接受的毕竟是儒家经典，传统思想很容易对他发生潜移默化的作用，而他耳闻目睹元政权的黑暗，统治者的残暴，使他感到元朝不是他理想中能够行“王道”的王朝，若出仕辅之，则有辱于儒道之尊。另一方面，刘因的生活遭遇和性格无疑也是重要的因素。
就刘因的人生态度来看，其前后期则有比较明显的变化。前期总的倾向是积极的，也伴有恬退的一面。后期则日渐彰显其恬退的一面，并写了大量有关隐居生活的诗，表现出独立不倚、迥异流俗的人格力量。如《游源泉》、《孤云》、《泛舟西溪》、《送友生》等等。特别是他的七十六首“和陶诗”，直可视之为他的自画像，展示出他像陶渊明一样清高傲岸的人格。
刘因的诗歌众体兼备，无论其古体诗还是近体诗，在“体制音响，大都如一”的元代诗坛上，他的诗歌创作具有颇为鲜明的艺术个性。
刘因的古体诗气势雄浑，豪迈劲健。其诗风接近唐代诗人李贺和金代诗人元好问。他在《呈保定诸公》写道：“斯文元李徒，我当拜其旁，呼我刘昌谷，许我参翱翔。”文坛好友以“刘昌谷”称他，即是把他比作大诗人李贺。而他对元好问也推崇备至：“晚生恨不识遗山，每颂歌诗必慨然。”（《跋遗山墨迹》）元好问对金亡后的北方诗坛影响很大，可以这么说，当时北方诗坛没有谁不受元好问的影响。这也就为我们把握刘因诗的艺术个性提供了很好的帮助。其五古、七古诗受李贺奇崛诡诞风格的影响的痕迹是很明显的。如《游郎山》、《登镇州龙兴寺阁》、《黄金台》、《龙潭》、《游天城》、《西山》、《白雁行》等等。我们看其《饮后》诗所写“饮后”的感觉世界：
日光射雨明珠玑，怒气郁作垂天云。天浆海波吸已竭，倒景径入黄金卮。金卮一倾天宇间，天公愁吐胸中奇。海风掀举催月出，吹落酒面浮明辉。
诗中创造的意象瑰丽雄奇，令人感到匪夷所思。这一特点，不仅其早期的诗歌如此，即便隐居之后所写的作品亦大体保持了这种豪放苍劲的风格。当然，刘因后期的一些诗歌写得沉郁而隐微，寄托遥深，含蓄而颇耐人琢磨。如《宋理宗书宫扇》、《次韵叩泮宫》、《夜坐有怀寄古人》等。另外，他的八十多首“和陶诗”的诗风则趋于清雅。
刘因的近体诗，兼学唐宋而不着意求工。如《下山》、《雨晴》《西湖》等。其七律具有沉郁劲健之气。如著名的《渡白沟》，在元代七律中是不可多得的上乘之作。
刘因是著名的理学家，但其诗大端“不露儒生脚色”，没有在诗中卖弄性理之学。不过，刘因的七言近体时有好发议论的特点，也不免涉及理趣，如他的《读史评》、《寒食道中》等。
刘因的词也很著名，风格接近苏、辛，同时也受元好问的影响。于豪放中趋于恬淡。如[玉漏迟]《泛舟东溪》：
故园平似掌。人生何必，武陵溪上。三尺蓑衣，遮断红尘千丈。不学东山高卧，也不似、鹿门长往。君试望。远山颦处，白云无恙。 自唱一曲渔歌，觉无复当年，缺壶悲壮。老境羲皇，换尽平生豪爽。天设四时佳兴，要留待、幽人清赏。花又放。满意一蒿春浪。
刘因的散文也受人推重，其散文少写景记游或抒情之作而多有议论。其可读者，如《田孝子碑》、《辋川图记》、《吊荆轲文序》等。或语言畅达、或雄辩有力，或具有阳刚之气。风格多样，不蹈袭任何一家而自成一家。
（选自王长华主编《河北古代文学史》第二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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